幸福之路-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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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博士的鞭打诀窍能治愈他们的“懒惰”。因而，精神病人能受到科学的而不是粗鲁的对待，如果他们不能理解事情，也没有恼怒的教书匠对他们大发雷霆，或骂他们应感到羞耻。如果人们能以科学的态度，而不是说教训诫的态度对待孩子，则人们可能已经懂得了如何教育孩子，而勿须将对“智力缺陷”的研究放在首位了。“道德责任”的概念是指为许多罪恶“尽责任”。假设有这么两个儿童，一个幸运地进了幼儿园，而另一个呆在贫困不堪的家中，如果后者长大后远不及前者，他应负“道德责任”吗？他的父母因为没有知识和．粗心大意而没能教育他，他们应负“道德责任”吗？富人在公立学校训练成自私而愚蠢的人，使得他宁愿要他们自己愚蠢的奢侈生活，也不愿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他们也应负“道德责任”吗？所有这些人都是环境的受害者。他们的性格在婴儿期就受到扭曲，而他们的智力在学校里受到阻挠。认为他们应负“道德责任”，并坚持要谴责他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更不幸。　
　　教育和其它的人类事务一样，只有一条进步的道路：被爱　
　　①参见蒙特梭利著（蒙特梭利教学法）（赫勒曼，1912年）第42页。——原注②寒甘（812－1880），美国精神病医生。一译注所驱动的科学。没有科学的爱是无能为力的；没有爱的科学是破坏性的。所有在幼儿教育方面做出成绩的人，都是热爱孩子的人，同时也是懂得用科学教育孩子的人。这是我们从妇女进行高等教育所得到的利益之一：在过去，科学与对孩子的爱很少有可能同时并存。科学正占据着的控制孩子思想的力量，是唯一可以滥用的极为可怕的力量，它如果落入滥用人之手，它就会使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更加残酷无情。他们也许会假借宗教、爱国主义、勇敢精神、革命热情等方面的教育，把孩子训练成偏激、好斗和冷酷的人。必须把爱作为教学的动力，教学目的是培养孩子的爱。不然的话，科学技术越是发展，教学效果就越有害。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教育的改善，表明对孩子的爱在社会上已形成一种有效的力量。只是这种力量仍然还很微弱，否则，我们的政治家们就不敢牺牲无数儿童的生命和幸福，以实现他们屠杀和压迫的罪恶计划，不过这种力量毕竟存在着，而且正在增长。然而其它形式的爱也缺乏，正是那些对孩子极为慷慨的人，才强烈希望这些孩子将来愿意为纯属集体发疯的战争而死。将爱心从孩子身上逐渐扩展到他将成为的大人身上，是不是期望过高？爱孩子的人会随着孩子的成长还继续给予同样的父母般的关怀吗？在使孩子获得强壮的体魄和朝气蓬勃的精神之后，我们是否会让他们利用他们的力量和生机来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或者，当他们正着手这个事业时，我们是否会吓得反悔起来而迫使他们重新回到受束缚和训诫的状态中来？科学随时准备让人作出两者挑一的选择：选择爱还是选择恨。但是，恨总是被人用冠冕堂皇的漂亮言词伪装起来，而职业道德家fll总是对这些言词表示极大的敬意并为之效忠。　


第十四章　普遍原则



　　迄今为至，我们一直在谈论性格的形成这一话题。性格的形成，应该说主要是青年时代的事情。如果引导得当，性格在六岁前就应该基本形成了。我并不认为六岁后某种性格就不会变坏了，无论何时，环境都会对性格产生不良影响。我认为，如果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一个正确地接受过早期训练的孩子应具有对今后的正当行为起主导作用的习惯和要求。只要学校当局还有点理智，一所由在六岁前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组成的学校就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在道德问题上花太多时间或考虑过多毫无必要，因为人们所要求的其它美德应自然来源于纯智力教育。但我还没有迂腐到硬要将这一点说成是一项绝对原则。我相信，如果孩子在六岁前受过良好教育，学校当局就最好把重点放到纯智力发展上，并因而使所需性格得到进一步完釜。　
　　让道德问题影响教育，对智力，并且最后对性格来说都是有害的。不要认为某些知识有害或某种无知有益。传播知识的目的是为了开发智力，而不是要证实某个道德传统或政治结论。就学生来说，教学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满足学生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是传授给学生一种自我满足好奇心的技巧。就老师来说，也是为了激励各种各样的好奇心。但即使好奇心完全突破了学校课程的围限，也绝不要感到沮丧。我的意思不是要中断学校课程，而是要鼓励好奇心，并且告诉学生如何在课后通过诸如阅读图书馆的书籍的办法来满足好奇心。　
　　但在这一点上，有人一开始便会向我提出质问。如果一个男孩的好奇心是病态的或扭曲变形的该怎么办？如果他对嚼亵之举或暴虐的描述兴致勃勃该怎么办？如果他仅对窥探他人所作所为感兴趣该怎么办？是否要鼓励这样的好奇心？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作个区分。最主要的是，我们不会让孩子的好奇心始终围于这些方面。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使他感到了解这种事情不道德，或我们要力争使他接触不到这方面的信息。这类信息的诱惑力几乎总是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受到禁止，有时它与某种需要医治的病态精神状态有关，但禁止传播和道德恐吓绝非正确的处理方法。让我们看一下淫亵行为这一最常见而又最重要的事例。我认为，淫亵这样的事不会出现在一个认为性知识与其它任何知识没什么差别的孩子身上，一个男孩因具有获得淫秽图片的手段而沾沾自喜，并由于知道他较少魄力的同伴没有搞到某种图片而幸灾乐祸。如果一本正经地当面告诉他有关性的知识，他就不会对这些图片感兴趣了。然而，如果发现一个男孩仍有这方面的兴趣，我会让一个善于处理此类事情的医生对他进行治疗。治疗一开始，就要鼓励他自由说出那些最令人吃惊的想法，接着给他提供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并逐渐学术化和科学化，直至整个事情使他厌烦透顶。当他觉得没什么要知道得了，而且自己知道的东西多么令人乏味，他就康复了。糟糕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沉疲于某一特定问题的习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首先，消除迷念不是靠处心积虑地转移注意力，而是靠无休无止地谈论某一话题。这样可以使兴趣科学化而不是病态。做到了这一点，兴趣就不再是一种迷念，而取得了在其它各种兴趣中的合法位置。我相信，这是处理狭溢而鄙俗的好奇心的正确方法。禁止和道德恐吓只能使情况恶化。　
　　尽管完善性格不应是教育的目的，但某些优秀品质对知识的成功获得仍然不可缺少，我们可以称之为智力优势。他们应来自于智力教育；但它们应根据需要运用于学习当中，而木应像美德那样只是为了拥有其自身。在我看来，这些品质中重要的有：好奇心、谦虚、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耐心、勤奋、精神集中和精确。在这些品质中，好奇心是根本；只要有强烈的，目标正确的好奇心，所有其它品质都会随之出现。但好奇心可能并未积极到足以成为整个智力生活的基础的地步。还得时刻有“做”难事的愿望；获得的知识应作为一种技巧存在于学生的头脑中，就像比赛或体育中表现出的那样。我认为，有些技巧只是为了完成人为的学校课程，这一点不可避免。但如果我们使其成为实现某些非教育目的的必要因素，那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尽管在读书期间，知识脱离生活不能完全避免，但它仍令人疑憾。在这种现象最难克服的地方，就应在广义上随时论及知识在处理问题时的用途。尽管如此，我还是要给纯粹的好奇心留有充分的余地，没有十足的好奇心，许多最宝贵的知识（如理论数学）就永远不会为人揭示。在我看来，许多知识本身就很有价值，更别说它还具有实用性，我并不想鼓励年轻人专心致志地探求知识的将来用途；年轻人置身事外的好奇心是自然的，而且这是一种很宝贵的品质。只有当这种好奇心缺乏时，才能有获得实用技巧的愿望。动机各得其位，一种都不能排斥另外一种。　
　　只要真想学到知识，就需要有谦虚的品质，只有那种怀有其他愿望并相信自己已知道真理的人，才不会谦虚。这就是为什么青年时虚心的品质较之晚年要普遍得多。一个人的行为几乎必然与某种对理念上的疑难问题的判定密切相关。教士不会对神学漠不关心，士兵也不会对战争视若无睹。律师总是坚持让罪犯受到惩罚——除非他们能拿得出一笔头等律师费。一名通过锻炼和自身阅历适应了某种教育体系的校长会偏爱这种教育体系。政治家会不由自主地相信最可能给他提供职位的政党的原则。一旦一个人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就不要指望他会不断思考这样的问题：其他选择是否会更好些。因此，在以后的生活中谦虚就受到了限制，尽管这种限制应当越少越好。但年轻时，威廉·詹姆斯所谓的“强迫选择”现象要少得多，因此也很少有“相信的愿望”。要鼓励年轻人将每个问题都看作是没有定论的，因而要敢于抛弃任何观点。这种思想上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我们绝不能允许一个受南美北岸某个冒险故事影响的男孩随意跑到大海上去。但只要不停止对他的教育，就可以允许他认为作海盗比作教授强。　
　　注意力是一种很宝贵的素养，除非通过教育，很少有人具备这种素养。注意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形成的，就像年轻人变老一样，这是事实。婴儿很小的时候想一件事顶多不过几分钟，但年复一年，他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直到长大成人。然而，没有长期的智力教育，要将注意力充分集中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完美的注意集中有三个特点：它应该是深入的、长久的和自愿的，阿基米德的故事可以作为深入的例子。据说当罗马人占领了叙拉古城来杀阿基米德时，他竟毫无觉察，因为他正醉心于一个数学问题。要取得一项不易取得的成就，甚至要了解某个复杂或抽象的问题，首要之举就是要长期集中注意力于同一件事情上。对事物自发而浓厚的兴趣自然会产生这一后果。大多数人可以长期注意一道机械的智力题，但这本身并无多大意义。真正宝贵的注意集中还必须有意志的控制。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某种知识本身索然无味，但只要一个人有获取这种知识的充分动机，他就可以迫使自己获得它。我认为高等教育传授的首先正是意志对注意的控制。在这一点上，旧式教育值得称道；我不知道现代方法是否能够同样成功地教会一个人去自愿忍受无聊。但是，即使现代教育实践中果真有这种缺陷，那也不是不可弥补的。这一点我一会儿还会谈到。　
　　耐心和勤奋应该产生于良好的教育。以前人们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耐心和勤奋的品质只有靠实践外部权威强迫我们养成的良好习惯才能获得。这种方法无疑有点成效，就像训马时看到的那样。但我认为更好的方法是通过将困难分成不同的等级去激发人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将困难分级对待，可以使我们一开始就很容易地体会到成功的喜悦。这会让我们体验到坚持不懈带来的甜头，从而逐渐增加所需的恒心。上述说法完全适用于这样一个信条：知识虽难以掌握，但却并非不可掌握。要证实这一点，可以引导学生解答一组精心分类的问题。　
　　正像对注意的自觉控制一样，教育改革者也很少注意精确性这种品质。巴兰德博士明确指出，在这方面，我们的小学不如以前那样好了，尽管在大多数方面小学得到了不少的改善。他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年度考试中，学生们要经历许许多多的测试，而且测试成绩是领先作为颁发助学金的标准的。今天，如果让同龄的孩子们进行同样的测试，其成绩显然会逊于从前。不论如何辩解，这一事实都无可置疑。总之，我们的学校工作——至少是在小学——比25年前更加缺乏精确性了。”巴兰德博士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精彩极了，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补充。但是，我还要引用一下他的结束语：“在作了所有这些推论后，它的精确仍是一个高尚而令人鼓舞的理想。它是理智者所具有的德操：为了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它规定了所应遵循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思想、言词、行为方面的精确性程度是对我们是否忠于真理的初步检验。　
　　现代方法的提倡者感到困难的是精确性包含着无聊，就像迄今谈论的那样。如果能使教育具有趣味性，那就是个巨大的成就。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下。单纯由老师强加的无聊是糟糕的；而学生为了实现某个雄心壮志自愿忍受的无聊则是宝贵的，只要这种无聊还不算过头。激发学生各种木易满足的愿望应该是教育的一个部分——知道如何运算，阅读荷马的著作，精彩地演奏小提琴，等等。所有这些都各有各的精确性。有才能的学生能够忍受无尽的单调乏味，而且为了获得某种渴求的知识或技巧去自觉接受严格的训练。如果用激励的方法去教导那些天资较差的孩子，他们的热情也往往可以用类似的抱负激发起来。教育的动力是学生的求知欲，而不是教师的权威；但不能因此说教育在每一阶段都应该是宽容的、散慢的和令人愉快的。这尤其可以适用于精确性这一问题。追求精确的知识容易使人厌倦，但要事事优秀，这一点又不可缺少。这一事实可通过适当的方法让孩子清楚地意识到。一旦现代方法在这方面做得不利，就肯定会出差错。在这一问题上，正像在许多其它问题上一样，对教育的那些陈旧而拙劣的的形式的反感导致了过分的松散，于是不得不用一种新的、比旧式外部权威更强调主观作用和心理作用的教育方式代替它。就智能方面而言，这种新的教育方式可表述为“精确性”。　
　　精确性的种类很多，而且每一种都各有其重要性，举几个主要例子来说，有肌体精确性，审美精确性，事实精确性和逻辑精确性。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许多方面体会到肌体精确的重要性；肌体精确性首先为控制身体所需要，这是一个健康孩子在其所有空余时间都想学到的，而且以后又为建立声望的比赛所需要。但还有其他形式的精确性与学校教育密切相关，诸如口齿清楚，书法漂亮，能正确演奏乐器。一个孩子会根据周围环境来判断这些方面是否重要。很难给审美精确性下个定义；它与产生情感的知觉刺激是否适当这～点有关。培养这种重要的精确性的一个方法就是让孩子们背诵诗歌——例如为了表演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并且在他们背错时使他们感到为什么原著更好些。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审美感受性普及的地方，人们就会教孩子们一些他们喜爱的、而且因为习惯必须做得～丝不差的确定节目，比如跳舞和唱歌。这使孩子们易于注意到细小的差别，而这一点是精确性所必需的。我认为，演戏、唱歌和跳舞是教授审美精确性的最好方法。绘画次之，因为它往往以是否与模特一般无二为标准进行判断，而不是以审美标准来判断。无庸讳言，确定的节目也需要再现原型，但这种原型是为审美的需要创作的；人们模仿它是因为它自身的完美，而不是因为模仿有什么好处。　
　　光去追求事实的精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