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狐之劫-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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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释什么，刚才看到你们这帮记者来了，我是惹不起，但躲得起了。谁知这连躲的自由都没有，还是被你逮了个正着，我只是不希望舆论再炒下去，再炒下去，我非得炒糊不可。我以前也教过新闻，有些事我现在不和你说，等我出院后再告诉你。星星，希望你能理解我，这华天奴干事经常有点莫名其妙的。”
“外界对你的传闻很多，你怎么想的？”
“怎么你是采访我吗？如果采访我可以告诉你我无可奉告，如果作为朋友间的谈话，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时候你来看我，我非常感激，外界传闻多了，说我带着情妇上北京，一人有四套住房。回来后不回家和情妇在宾馆鬼混，最近又传说，是割开了气管，生命垂危，你相信吗？今天你也看到了，我活得好好的，而且身体非常健康，很快就可能出院。”
“我们的报纸你看了吗？”
“看了，你们的报纸比较客观，尤其是采访师大社会系的吴教授的报道很好，你们报纸那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殷国鹏现象’写得很客观，很好，我看了很感动。评论员写道‘当社会层面因殷国鹏事件而蒙上的阴影渐渐淡去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殷国鹏及其家人可能正在艰难的阴影中挣扎’，客观上就是这样。”
“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告诉你是我写的。当然老总进行了润色。”
“星星，你的文笔越来越优美了，思辨性很强嘛。有些段落我还能背得‘我们的敌人不是一个SARS（非典）；我们的敌人还有：猜疑、误解、恐惧、歧视、冷漠、自私……”他由衷地对他的前妻加学生进行了夸奖。他感觉她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现在叫他来写这种思辨性色彩的评论文章，他恐怕是再也写不出来了。他的思路已被某种定式，也即官样文章的定式束缚住了，那是被毛泽东抨击为党八股的文风。
金星星告辞了，她留下了一个曾经作为妻子的祝福走了。她不能在病房呆得太久，毕竟厚重的防护服使他们的交谈显得很困难。他能够感觉到她说话的气喘，雾水蒙住她那漂亮的眼睛，使他有点看不真切，他想生活中有时也会蒙上迷雾，使他难以辨别真伪，于是他想起他和华天奴、金星星的恩恩怨怨，华天奴对他是有恩的，而金星星与他则是怨多恩少。
他记得，那天下午他正在参加一个极其重要的也称为秘密的会议。那次会议甚至回避了局里的几名副局长和公司的副总经理，像肥肥这样的副局长兼副总经理就没有资格跻身这种会议。因此，参加会议的人都带有几分神秘和兴奋的感觉。那是在研究局和公司分家的会议。这可是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局里或者称为总公司的，人心浮动，选择局和公司很快成为摆在机关每一个人面前的问题。为了稳定军心，也为了局和公司分开后公司能够平稳地、顺利地将几十年来局和公司政事不分、政企不分靠国家计划经济垄断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带到即将成立的集团公司，需要周密策划。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实施每一步方案，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利用高超的权谋智取是必要的，老板讲这些话时显得胸有成竹。虽然他知道老板这人在两年前就已构想了局和公司分家的蓝图。但这蓝图的实施，具体的方案还得依靠他和华天奴这些最亲近的心腹来实施。靠肥肥这些人是靠不住的。所以，老板策划成立了局（公司）的体制改革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他兼任，成员包括办公室主任华天奴，计财处处长郎世萍，人保处处长宫殿，机关党委副书记海螺。那时老狗虽然是人保处副处长，却无缘过问局的人事工作，是分管保卫和老干部的闲差，是一只被排斥在圈子之外的野狗。为此，老狗经常口出怨言。
第五部分一种官场不可逾越的等级
会议进行中间，他接到了姐姐从老屋打来的电话。泉泉在电话里的声音有点哽咽：蝈蝈，你快回来一下吧！爸爸快不行了。爸爸患癌症住在E市医院，他是知道的，一向都是姐姐殷国泉照应着。他没有想到爹的病这么快就恶化了。老家里的事他一向不太过问，都由姐姐殷国泉照应着，顶多寄些钞票回去。一个月前，爹被诊断出得了肝癌，送进了县医院，后来转入了地区医院，在地区医院进行了手术。听姐姐讲，爹被推进手术室切开腹腔时，医生就发现爹的肝已硬成了石块，而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于是又重新将打开的腹腔缝合了起来。这情况姐姐泉泉和他是知道，只是瞒着爹和娘。爹是凭着感觉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当他所有的食物已难以下咽，只是靠每天一针“丙种球蛋白”来维持脆弱的生命时，爹坚持要死在自己家的老屋里。爹不愿死在医院，于是又被送回了家乡。回到老屋后，已有一个星期粒米未进，仅靠每天喂点牛奶维持着脆弱的生命，像是一盏熬干了灯油的灯，在黑夜里飘忽着。姐告诉他，爹已不能说话了，但从眼神上看，人还很清醒，爹是想见见你呢。说着说着，姐在电话里抽泣起来。他真的很忙，老板要他务必在这一周拿出向省委、省政府报的局和公司分家的详细方案。老板说这话时细细的丹凤眼中闪着神秘而又贼亮的光。这使他感觉很神圣很庄严，他理解老板必须在新的局长未确认之前拿出这个有理有据的方案，以便掌握主动权，从理论上说服权威人物确任这个方案。等新局长到任，只能在老板策划并经权威批示同意的蓝图上实施局和公司的分家。对这一战略上的部署不用指点他就领会得非常透彻。在关键时刻他只能效法古贤“夺情”忠实于自己的主公，自己的主公就是老板。
接到泉泉电话时他犹豫一下说：“姐，我正在开会，争取晚上赶回来和爹见最后一面吧！”泉泉说：“蝈蝈你一定要回来，否则爹会死不瞑目的。”说着姐又哭了。
他接完手机又回到会场，试着向老板请假。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
她嘱咐道：“蝈蝈，你应当去看看，不过要快去快回。”
老板在私下里总是称他“蝈蝈”这样很亲切。在公开场合，也就是老板称为“圈内人”聚会时，称他为“蝈蝈”，这样显示出自家人的随意和亲切。而在公开场合则称他“殷副总”或“国鹏同志”，因为他不像肥肥既是副局长又兼了副总经理，而他只是副总经理。这显示出一种官场不可逾越的等级。也是一种工作关系上的相互尊重。官场总是这样，公开和私下有许多的不同，表面的和内里的区别很大。他适应了老板这种称谓，表示他对老板意思的心领神会。他说：“我争取当天夜里就赶回来。”
“也用不着那么急，明天赶回来也行，总之要把老人家的丧事处理妥当。”说完老板带头从自己的抽屉里数出一千元奠仪递到他的面前，表示对他父亲去世的沉痛哀悼。
老板这一举动极具表率作用。人事处长宫殿、办公室主任华天奴，副处级机关党委副书记海螺都掏出一千元递给他。被称为一毛不拔的狼外婆财务处长郎世萍也掏出一千元递给了他。当时他很感动，眼眶有点湿润：“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我一定快去快回。”
华天奴接上他的话说：“蝈蝈，我送你回去吧，省得晚上再派驾驶员出车，这样兴师动众也不好。”
他看到天如那狭长的三角脸上洋溢着诚恳的笑容，知道天如最近拿到了驾照，常常私自开着车带着海螺到处兜风。时不时地想开开车，熟练熟练车技。
他不好意思拂天如的美意，只是淡淡地说：“劳驾主任开车，不好意思呢。”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都是自己兄弟。”天如很豪爽地说。
还是老板聪明，“华天奴，你的车技到底如何？听说你才拿了驾照，开夜路你行吗？”
华天奴看老板不放心自己的车技，于是有点油滑地嬉笑着说：“老板你又小瞧人了吧，我最近每天晚上都开车，高速都上了好几次了，有次晚上我一人开着车上高速绕到了A市呢，不信你去问问海螺。”
郎世萍接茬道：“你一个人开车上高速去A市，小海怎么知道？”说完郎处长悄悄瞄了一眼海螺。
海螺红着脸没有答腔。其实他早就风闻华天奴晚上开车载着海螺到离省城最近的A市去洗桑拿，逛歌舞厅，俩人常潇洒到半夜才又开着车回来。因为上高速由省城到A市只要半个小时车程。这段时间，省服饰协会娄主席正在中央党校深造。
“既这样，就让天如陪你去吧，不过天如我告诉你，路上要绝对保证安全，不能出事。”老板一锤定音，让天如送他回去奔丧。他心中暗暗叫苦，老板根本不懂得交通规则，刚刚拿了驾照的新驾驶员，根本是不能上高速的。他想，他晚上只能心惊肉跳地跟着天如上路了。既然老板发了话，他也没办法。上路前他向计财处郎处长又借了一万元钱，以备父亲办丧事用。
他和天如是在银雀台饭店的自助餐厅简单地吃了晚餐后上路的，因为他和天如都有签单权。在餐桌上，他打手机给了金星星。
第五部分那颗脆弱而悲伤的心
按老家的规矩，这奔父丧他是应当和星星一块带着儿子去的。但他知道星星不喜欢他的家里人，人家星星家里满门革命干部加知识分子。而他的家人全是乡下人，这从他们结婚起，他就感觉到这种心照不宣的歧视。第一次回乡省亲他是带着新婚燕尔的妻子星星一块去的。到了山青水秀的靠山村，星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然而，亲友们吃完喜酒闹完洞房，尴尬就来了。应该说大面上，新媳妇应酬得还算得体，虽然乡亲们粗喉咙大嗓门地开一些低俗玩笑，星星还是含羞忍耐了下来。待到客尽人散，新媳妇要上厕所，老婆婆拖出了一只古色古香的马桶，她却不知道该怎么用，一屁股坐上去，将尿撒了一地。大清早起来要大便，坐在马桶上却怎么也解不出来。于是提上裤子，要去找厕所。在屋后找到了厕所，却是用玉米秆围起来的大粪坑，粪坑旁竖着一张宽板凳，人就坐在板凳上方便。新媳妇想，大清早的一定没人，胡乱解完大便就走，不至于会有什么意外。于是一屁股坐上那板凳。却见一个黑影急匆匆地冲进厕所，一边解裤子，一边向她身边靠。她大叫一声“流氓”，差点被吓得掉进粪坑，还是那汉子一手抓住了她。那人乐了，“你是老殷家的新娘子”。这人和蔼地告诉她，你别怕，这是本地风俗，厕所不分男女，两人坐在一起方便，有时还打情骂俏。星星羞得无地自容，连屁股都忘了擦，匆匆地系好裤子，就哭着回到了新房，当天就闹着要回省城。以后每年春节回乡省亲，星星总是找各种理由不肯去靠山村。对这种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隔阂他也不怪她，只是每次回乡省亲都只能一个人来回。
他在电话中平静地告诉星星，爸爸病危，他必须连夜赶回去，问星星是否一块去。星星说，她在报社赶一篇明天早上急着见报的稿子，今晚赶着发排，就不去了。万一老爷子死了，就在花圈上写上她和儿子的名字就行了。那话说得很随意，很漫不经心，星星这人有着许多出自优越家庭的特点，说话随意而不善掩饰，喜怒哀乐溢于言表，这个结果他完全是预料得到的。只是星星说是在报社赶稿子，他感到有一丝疑惑。因为手机听筒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声和说话的声音。那场面应当是在茶馆或是在歌舞厅的包间内。他知道星星显然在找借口，她正在应酬。但他不想戳穿星星的慌言。他是懂得掩饰的，因为人有一半时间是生活在谎言中的，也许星星的谎言是善意的，怕刺激他那颗脆弱而悲伤的心。从本意上说他也并不希望星星和他同行。这种同行有许多城里人与乡下人文化上的差异，差异演变成冲突，彼此就显得很难堪。不如心照不宣的掩饰来得自然，于是他们都用善意的谎言掩饰着真实的想法。
他和天如踏着夜色上路了。奥迪车内，天如放着轻松的音乐，喋喋不休地自我吹嘘着自己的驾驶技术如何一流。天如说，“其实我的驾龄已有十多年了，当年我给副省长当秘书时，整天就和驾驶员混在一起，我能不会开车？那次副省长在紫霞湖古城墙下和电视台那个相好的播音员促膝谈心，就是没有带驾驶员和我，否则哪会有后来的尴尬。那天夜里事发突然，找不到驾驶员就是我开着车去把他从派出所捞出来的。首长的脸上明显地被扇了五个大指印，眼睑被击得发青发黑，肿得厉害。那个破所长跟在我屁股后面直道歉，一再解释说是联防队员不识好歹打的，联防队员把副省长当成骗子了。我说哪几个龟儿子动手的，给我全部开除。这破所长说，一定照办，一定照办。”“唉！蝈蝈你怎么不做声，别想这么多，看你闷闷不乐的样儿，是不是，我开车你不放心。告诉你，我上驾校纯属形式。不就是花五千元买个驾照，以后你私人有什么事不方便的，我替你跑。带驾驶员等于带了一个耳目，老板许多私事都是我跑的，比如到上级机关给领导去送礼，就不方便带驾驶员，那些司机哪一个不是臭嘴的，晚上干的事第二天满机关都知道了。我口紧，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说我原来跟的那个副省长哪，人其实是真叫不错的，找个把女朋友聊聊天又犯什么事呢，副省长也是人，也需要感情生活嘛，不过这副省长私下里像是街头小屁漏那样在城墙根去调情也有失身份。后来我劝首长应该在宾馆至少省府招待所开个套间，那儿又保险又安全，又像那么回事。我那个首长太书生气了，他想寻找平民情调呢。其实平民就是平民，领导就是领导，两者一错位就要出事。你看这领导一出事，我也跟着倒霉，我能在老板这个破服饰局当处长嘛，至少现在应该已到副厅这个位置嘛。最近我们丹枫白露花园公寓小区入住了一对老外夫妇，竟留宿了一个瘸腿乞丐。那老外夫妇像是慈善家似的，把乞丐弄到家里，又给洗澡，又给钱的，还让他住在自己家。准备给这要饭的装假肢，送他到成人学校学习。可这高档住宅区混进了一个街头乞丐成何体统，小区的居民集体上书给社区物业部门要求驱逐乞丐，确保高尚住宅区的安全。物业部门致电这老外，转达民意。老外回答，你们无权干涉我交朋友的权益。朋友住在我家里，我愿意，别人无权干扰。你看这老外就这么自私，就不怕这要饭的触犯众怒，危害了公共利益。在居民的群起攻击下，这乞丐自觉无法再在高档住宅区呆下去了，灰溜溜地留下一个字条给老外，不辞而别了。这对老外夫妇还特伤心。这就是错位，错位就要出事，什么基督教的平等、博爱。马克思的公平、公正。全是鬼话，社会就是贵贱有等的社会。帽子是戴在头上的，鞋是穿在脚上的，秩序怎么能颠倒呢。现在有些逻辑也混呢，干部明明是管理者竟要自称公仆，老百姓明明是被管理者，竟称他们是主人，唬人呢，你说这难道不是语言的错位。”天如一边漫无边际地自言自语，一边猛踩油门在高速上不断超车，以显示自己的娴熟车技。而天如每踩一次油门，他就提心吊胆地希望别出事。为了使天如不至于太寂寞，他坐在驾驶副座上，不停地提醒，你慢点，慢点。有几辆车不肯让，天如加速后，猛打超车灯，猛按喇叭，前面的车佯装不知就是不让，他又是猛踩刹车，搞得他心惊肉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