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今看: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王溢嘉著-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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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试真》这个案例：临安府民支弘度“痴心多疑”，娶妻经正姑“刚毅贞烈”，但弘度不放心，问妻道：“你这等刚猛，倘有个人调戏你，亦肯从否？”妻道：“吾必正言斥骂之，安敢近？”弘度又问：“倘有人持刀强奸，不从便杀，何如？”妻道：“吾任从他杀，决不受辱。”弘度又问：“倘有几人来拿住成奸，你不肯却何如？”妻道：“吾见人多，便先自刎以洁身明志，此为上策；或被其污，断然自死，无颜见你。”但弘度依然不信，过数日“故令一人来戏其妻以试之”，“果被正姑骂去”；但弘度还是难放下“心头巨石”，过数日，他又托于某、应某、莫某三名轻狂浪子“试妻”，三人突入房中，由于、应两人抓住正姑左右手，莫某脱其衣裙，正姑“求死无地”，悲愤交集。在裙裤脱下来后，于、应两人见“辱之太甚”，不禁放手，正姑“两手得脱，即挥起刀来杀死莫某，不忍其耻，亦一刀而自刎亡”。于、应两人驰告弘度，弘度“方悔是错”，但恐岳家及莫某家人知之，必有后话，竟先具状告莫某“强奸杀命事”。包公审理此案，亲验现场，发现正姑“刎死房门前，下体无衣”而莫某“杀死床前，衣服俱全”，知事有蹊跷，严刑拷打于、应两名证人，始知“试妻原委”，结果弘度“秋季处斩”，正姑“赐匾表扬贞烈”。

　　较温和的则是因怀疑妻子“不正”而“出妻”，譬如《烘衣》一案，妇人宋氏在门首等候夫归，一僧人路过，只顾偷目视之而跌落沼中，浑身是水，宋氏请他在舍外向火烘衣，适丈夫秦得从外归，“心下大不乐”，即对宋氏说：“我秦得是明白丈夫，如何容得尔一不正之妇，即令速回母家，不许再入吾门。”

　　但不管是“杀妻”、“试妻”或“出妻”，和前面妻子伙同奸夫“谋杀亲夫”，可说是“忧患意识”一体的两面；后者是“消极的被害”，前者是“积极的自卫”。这两类案例当然不足以涵盖《龙图公案》中色欲罪行的全貌，但却是值得我们玩味的两个“罪恶系谱”，即使时至今日，男性沙文主义日渐走向它的末日，移情别恋的妻子已不必借“谋杀亲夫”来挣脱婚姻的锁链，这方面的忧患虽大为减少，但性开放却也使男人心中的“幽暗意识”大为增加，“积极自卫”的忧患意识恐怕是不降反升吧！

　　关于利欲的“第三种知识”

　　在《龙图公案》里，涉及利欲的案件虽也有三十六起，但远不如色欲案件那么“扣人心弦”，这些案件多半是船家、旅店、猎户、地痞等临时“见财起意”，对过往商旅下手的，以“无头公案”居多。这种杀人越货的案件，即使是在“科学办案”的今天，也很难掌握到足够的线索而侦破，但在《龙图公案》里，罪犯都难以逍遥法外，包公所凭借的，除了敏锐的直觉（诗知）与睿智的推理（科学知）外，主要靠的是“第三种知识”。所谓“第三种知识”是指“诗知”与“科学知”之外另一大类广袤而模糊的“知的方式”，它包括“天启”“魔法”“显灵”“占梦”“神秘主义”等。在三十六个利欲案件中，有十八个案例的侦破都用到这“第三种知识”，比例相当高（色欲案件的侦破，也有一些用到这种“知识”，但比例没有这么高）。

　　譬如《木印》一案里，包公于途中“忽有蝇蚋逐风而来，将包公马头团团了三匝”，包公暗忖道“莫非此地有不明的事”，派人随蝇蚋而去，结果在岭畔枫树下挖出一死尸。又如《兔戴帽》一案，包公至武昌府评览案卷，精神困倦，卧梦“见一兔头戴了帽，奔走案前”，包公醒来即思忖“兔戴帽乃是‘冤’字，想此中必有冤枉”。再如《鹿随獐》一案，包公回衙来至山傍，“忽怪风骤起”，令人各处寻觅，发现一无名死尸；包公回衙，“不知谁人谋死，无计可施”时，又“精神困倦”起来，于是梦见“一人无头，身血淋漓，前有一獐，后鹿随之”，包公醒来即悟凶手乃名唤“张（獐）禄（鹿）”者。

　　但最神奇的当属《乌盆子》一案，贼人丁千、丁万劫夺商旅李浩财物，将其尸体入窑烧化，捣碎灰骨和泥烧成乌盆，卖给王老。王老夜里起来对着乌盆小便，乌盆竟开口叫屈。王老大惊，带着乌盆向包公报案。第一次审问时，乌盆因为自觉“赤身裸体”见官不雅，对包公问话“全不答应”；第二天，在王老用衣裳盖住乌盆去见包公后，乌盆才将被丁家兄弟劫财谋杀、骨扬灰的惨事全盘托出。

　　一个人因他人利欲的出轨，不仅死于非命，灰骨竟被烧成供人便溺的乌盆；而这乌盆在见官时，仍坚持必须“穿上衣服”，才肯吐露冤情。这种将乌盆拟人化，侮辱与矜持的对比，不仅告诉我们商旅李浩的冤魂是多么的悲怨，而且告诉我们正义的追讨往往是一波三折的。

　　听五斋先生说：“必尽如乌盆之决，而天下始无覆盆之虞。”问题是，看来看去，普天之下似乎只有包公这种人才具备这“第三种知识”，而这“第三种知识”说穿了，其实是冤魂的“自力救济”，而且这种“自力救济”还需碰上包公这样的“青天”才有效！事实上，它只是一种渺茫的寄托，就像我们等一下要谈到的地狱一样，是人类对世间种种冤怨与不义的一种心理补偿。

　　正义的追讨需靠亡魂的“自力救济”，这多少亦是前述“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的投射吧？

　　地狱中的最后审判

　　包公的正义事实上是表现在《黄菜叶》《石狮子》《狮儿巷》《桑林镇》等案例里。在这些案例里，欲望出轨的分别是皇亲赵王、驸马、国舅与刘娘娘。但包公不畏权势，一一将他们绳之以法，所谓“关节不到，唯有阎罗包老”，其中特别令后人广为传播的是《桑林镇》，也就是《狸猫换太子》、《夜审郭槐》等改编戏剧的原本。

　　《桑林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此处从略；令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夜审郭槐”一段。郭槐在严刑拷打之下，原已招认，但因此案重大，宋仁宗又当庭审之，郭槐翻供说：“臣受苦难禁，只得胡乱招承。”于是包公想出一个妙计，在夜里将张家废园翻成阎罗殿场，把睡梦中的郭槐抓来审问，“郭槐开目视之，见两边排下鬼兵无数，上面坐着乃是阎王天子”，在自觉接受“地狱中的最后审判”后，郭槐遂“一一诉出前情”，录写画押完毕，才发现阎王乃是仁宗乔装，判官原是包公假扮。

　　地狱的最后审判观念，在过去深入人心。它的“存在”可以说是世人在不公与不义的现实社会里渴求正义的“替代性满足”。“想象中的正义”是“绝对”的，因此，地狱中的阎王与判官不仅具有“第三种知识”而已，简直是“全能思想”者，任何罪恶的行为与念头，在这里都无法遁形。郭槐就是在这种观念的诱引下，从实招供，他接受的事实上是“良心”的最后审判。

　　我们似乎可以说，“地狱”是“集体良心”的产物，而“正义”乃是“集体良心”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地狱的最后审判代表的是“集体良心的审判”，也是“正义的最后救济”；而作为正义象征的包公很自然地成为“日理阳世，夜断阴间”的人物，《龙图公案》里也很自然地出现了十一个“在阴间告状”的案例了！

　　就像《久鳏》一案里说“阳间有亏人的官，阴间没有亏人的理”，或像《寿天不均》一案里所说：“这样人只好欺瞒世上的有眼瞎子，怎逃得阴司的孽镜台”，阴曹之法似乎是人间法律的周延化，而地狱中的“良心审判”似乎就是精神分析所说的“超我”（superego）象征了，但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这种地狱里的审判还含有其他成分。譬如在《侵冒大功》一案里，侵冒大功的总兵被九名小卒和边域百姓在阴间告状，由包公审理，自然是“罪证如山”，包公怒道：“叫你吃不尽地狱之苦”，命鬼卒“将一粒丸放入总兵口中，遍身火发，肌肉消烂”，但鬼卒吹一口孽风，痛苦不堪的总兵复化为人形；尔后又如法炮制，总兵“须臾血流迸地，骨肉如泥”；而悲怨的兵卒与百姓则在一旁大叫“快活快活”。

　　这种看坏人“吃不尽地狱之苦”而“引以为乐”的情景是“正义”与“良心”的写照吗？如果说这就是“正义的追讨”，那么其中也含有了“无穷恨意之追讨”的成分，“正义”里面实挟带了被害人原始的“攻击欲望”。地狱里的“绝对正义”，除了“超我”外，还有“原我”（id）的杂质。

　　正义与命运的终极关系

　　《龙图公案》里的正义，不只是对出轨欲望的惩罚而已，在阴间里，要求包公能为他们主持正义的还包括其他的“不平者”，譬如《忠节隐匿》一案里，忠臣与节妇在生前未受表扬，而在“阴司号泣自鸣”者；《巧拙颠倒》一案里，巧妇配了个拙夫，而向包公“叫屈”的女子；《绝嗣》一案里，行善之家竟绝子嗣，“死得不服”，而告到阎君处者；《鬼推磨》一案，则是“自家这样聪明，偏没钱用，一病身亡”，看别人傻乎乎的却金山银堆，满肚子牢骚，干脆告“钱神不公”者。

　　在现实社会里，尽管有这些“不平”，但似乎没有人会为此而告进官里去，即使递上状词，恐怕也没有人能为他“主持正义”。但到了阴间，他们却纷纷发出了“不平之鸣”，这有两个含意：一是他们在阳世只是“隐忍不言”而已，到了幽冥地府，“潜意识中的不满”就立刻现形；一是作为“最后审判”场所的冥府，必须为大家理清命运与正义的终极关系。

　　所谓命运与正义的终极关系是指是否有个以公平与正义为原则的“天道”，在决定芸芸众生的命运，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竟至“天地不仁，善恶罔报”？这是作为正义化身的包公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包公对这些阴司案件的判决上，我们可以看出，他显然是要向大家证明“天道好还，常与善人”，譬如对“号泣自鸣”的忠臣节妇，他说：“待我题奏阳间天子，阴奏玉皇上帝，叫你们忠臣节妇，自有享福之处，那贪官自有吃苦的所在”；对《绝嗣》的善人张柔，他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大凡人家行善，必有几代善方叫做积善”，张柔因祖父遗下冤孽，所以无子，但他既然行善，可转世做“清福中人，享此快活”。

　　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

　　对于世间所留下来的不平与命运的作弄，包公在阴司都根据“道德原则”给予救济，这似乎证明了“天道”的存在，但事实上，如果“天行健”，“天道”能自己无碍地运转，又何需假包公之手？所谓“天道”，主要是靠包公的执行才彰显，因此，实际上，它是一种“人道”，正义是世人对“天地不仁”所发出的“人性的要求”。而包公要在虚无飘渺的阴司才能对“不公的命运”提出最后的救济，这多少表示，在现实世界里，命运并非正义的范畴，正义对个人坎坷不平的命运是爱莫能助的（“个人命运”与“阶级命运”成为正义的议题，是近一两百年始出现于西方的观念）。

　　如果我们用简单的二分法，把“出轨的欲望”视为依“快乐原则”而行事的“原我”，将“追讨的正义”当做依“道德原则”而行事的“超我”，那么《龙图公案》就是“超我”惩罚“原我”的心灵演剧。在欲望与正义的十字路口，当“原我”与“超我”短兵相接时，我们看到了汉民族对欲望所具有的“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也看到了以“第三种知识”及“地狱审判”为奥援的正义的复杂样貌。笔者并非有意“模糊”正义的面目，只是觉得在民间故事与戏剧里作为正义化身的包公，他不苟言笑的形象太过刻板，想给他一些“弱点”，使他更像“人”而已。至于谈了那么多“欲望”，主要是想指出中国人对此原也有着极深的“幽暗意识”。有人说，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下，中国人多“忧患意识”而少“幽暗意识”。那是儒家经典所呈现的，它只是中国文化的“幽灵”，中国人真正的“血肉之心”恐怕是存在于《包公案》这种流传民间的故事里吧！！

《周成过台湾》悲情的解读

　　站在周边的立场说话

　　在台湾民间传奇里，有一些男女悲情故事，譬如《周成过台湾》《林投姊》《阿柳》等。在过去，这些故事可说是家喻户晓，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不仅从老一辈的记忆中逐渐隐退，似乎也难以再引起新生代的兴趣与认同。

　　笔者花了两个下午到光华商场旧书摊，搜寻《台湾四大奇案》这本载有周成和林投姊故事的旧书，它已杳如黄鹤，而只能从中央图书馆台北分馆借到的一本《台湾民间传奇》（泰华堂出版社，1975年版）里找到改写过的故事。

　　在灯下，翻阅着发黄的书页，仿佛回到二十多年前在台中旧屋木床捧读《台湾四大奇案》的我，这些以台湾早期移民为题材的悲情故事，像黑水沟的潮汐，去而复返，拍击着我的心灵之岸。二十多年前，我的心灵一如柔软的沙滩，只能啜饮这些故事表层的泡沫，它们也近乎无声无息地带走了我少年青稚的脚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走过江湖夜雨，昔日对这些故事的单纯理解已像无心的白云，幻成苍狗；如今我只能决然地以心灵中冷硬的岩壁，迎向那些最接近自己的民间传奇。在一阵冲撞后，它们终于解体，翻碎成片片激溅的浪花。水深波澜阔，暗夜里，我仿佛听到一股古老的、不安奔涌着的潮骚，以及另一种微弱、但却不同的生命鼓声。

　　以中原为中心的话，台湾是它的周边；以《水浒传》《红楼梦》为古典小说中心的话，这些民间传奇是它的周边；以“新批评”为文学评论中心的话，生物学和心理学是它的周边；以学院派学者为中心的话，笔者自亦是它的周边。但中心与周边常是相对的，本文乃尝试以周边的立场来解读《周成过台湾》等民间传奇中的悲情。

　　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故事结构

　　在解读这些悲情故事之前，笔者拟先大致交代一下它们的情节：

　　《周成过台湾》大意是说，泉州人氏周成因三餐不得温饱，向人借贷盘缠，告别父母及怀孕的妻子月里，渡海来台，在艋和同乡周元做杂货生意。不久，即因迷恋蓬莱仙馆的妓女郭面仔，终至床头金尽，悔恨交加，准备投海自尽。

　　在海边，他巧遇亦来寻死的王根，两人同病相怜，在一番倾诉后，重燃生机。于是在王根父亲的支持下，两人东山再起，到台北开设茶行。生意兴隆，日进斗金之后，周成又和面仔重拾旧欢，并将她迎娶进门，已将海峡对岸的父母及妻子忘得一干二净了。

　　在泉州的父母及妻子，自周成离乡后全无他的音讯，生活更加艰苦。一日周元返乡，带来周成炙手可热，但已别娶娼妓的消息，病重的老父遂含恨而终，老母亦自缢而死，月里则在乡人义助下，带着孩子渡海寻夫。

　　她一路行乞，总算来到周成的茶行，但周成已不认糟糠之妻，幸亏王根仗义收留，郭面仔却以一碗毒汤毒死月里，并要周成与她联手灭尸。中秋前夕，月里的阴魂突然附在周成身上，他发疯似的以鱼刀刺死面仔及恶仆戆头，留下一封遗书给王根，即自杀身亡。王根念旧抚孤，周成和月里的儿子周大石遂在台湾落地生根，成为富商。

　　《林投姊》则是说在赤城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