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1-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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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何？倘说那些是坏和尚，则那诗里的便是坏和尚之一，又何至诬蔑了普天下的和尚呢？这正如胡君说一本诗集是不道德，并不算诬蔑了普天下的诗人。至于释迦牟尼，可更与文艺界“风马牛”〔８〕了，据他老先生的教训，则做诗便犯了“绮语戒”〔９〕，无论道德或不道德，都不免受些孽报，可怕得很的！
　　三，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１０〕，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Ｇｏｅｔｈｅ，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并没有“一生而十九娶”，并没有“为世诟病”，并没有“五十岁以后忏悔”。而且对于胡君所说的“自‘耳食’之风盛，歌德，雪利之真人格遂不为国人所知，无识者流，更妄相援引，可悲亦复可笑！”
　　这一段话，也要请收回一些去。
　　我不知道汪君可曾过了五十岁倘没有，则即使用了胡君的论调来裁判，似乎也还不妨做“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的诗，因为以歌德为例，也还没有到“忏悔”的时候。
　　临末，则我对于胡君的“悲哀的青年，我对于他们只有不可思议的眼泪！”“我还想多写几句，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这一类话，实在不明白“其意何居”。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文艺界可以收到创作家的眼泪，而沾了批评家的眼泪却是污点。胡君的眼泪的确洒得非其地，非其时，未免万分可惜了。
　　起稿已完，才看见《青光》上的一段文章〔１１〕，说近人用先生和君，含有尊敬和小觑的差别意见。我在这文章里正用君，但初意却不过贪图少写一个字，并非有什么《春秋》笔法〔１２〕。现在声明于此，却反而多写了许多字了。
　　十一月十七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　关于胡梦华对《蕙的风》的批评，一九二二年八月汪静之的新诗集《蕙的风》出版后，胡梦华在《时事新报。学灯》（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发表《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一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接着，章洪熙（即章衣萍）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同年十月三十日）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加以批驳。胡梦华又在《觉悟》（同年十一月三日）发表《悲哀的青年——答章鸿熙君》进行答辩，内有“我对于悲哀的青年底不可思议的泪已盈眶了”等语。胡梦华，安徽绩溪人，当时南京东南大学学生。汪静之，安徽绩溪人，诗人。作品有《蕙的风》、《寂寞的国》等。
　　〔３〕　《金瓶梅》　长篇小说，明代兰陵笑笑生（姓名不详）作，一百回。它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生活，但其中有许多淫秽的描写。
　　〔４〕　锻炼周纳　罗织罪名，陷人于法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晋代晋灼注：“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
　　〔５〕　“授受不亲”　语见《孟子。离娄》：“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６〕　《礼记》　儒家经典之一，秦汉以前各种礼仪论著的选辑，相传为西汉戴圣编纂。
　　〔７〕　释迎牟尼（约前５６５—前４８６）　佛教创始人。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印度释迦族人。释迦牟尼，意即释迦族的圣人。
　　〔８〕　“风马牛”　互不相干的意思。语见《左传》僖公四年：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９〕　“绮语戒”　佛家的禁戒之一。凡佛家认为“邪淫不正”的言词，都称“绮语”，在禁戒之列。
　　〔１０〕　歌德　德国诗人、学者。参看本卷第２２页注〔３４〕。他的文学作品有《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雪利，通译雪莱，英国诗人。参看本卷《坟。摩罗诗力说》第六节及注〔５８〕。
　　〔１１〕　《青光》　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一。“一段文章”，指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青光》所载一夫的《君与先生》。
　　〔１２〕　《春秋》笔法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隐含“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为“春秋笔法”。
　　即　小　见　大〔１〕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２〕，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其间就是开除了一个学生冯省三。
　　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魄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魄力又何其太无呢。
　　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
　　即小见大，我于是竟悟出一件长久不解的事来，就是：三贝子花园里面，有谋刺良弼和袁世凯而死的四烈士坟〔３〕，其中有三块墓碑，何以直到民国十一年还没有人去刻一个字。
　　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４〕这一件事了。
　　十一月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晨报副刊》。
　　〔２〕　北京大学的反对讲义收费风潮　一九二二年十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对学校征收讲义费，发生风潮。该校评议会议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
　　〔３〕　四烈士坟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４〕　“散胙”　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
　　一九二四年望　勿“纠　正”〔１〕汪原放〔２〕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３〕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４〕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５〕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
　　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
　　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
　　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２〕　汪原放（１８９７—１９８０）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３〕　效颦　《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４〕　《花月痕》　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女的故事。
　　〔５〕　陶乐勤　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呐　喊本书收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所作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三○年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自　　序〔１〕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２〕，……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Ｎ进Ｋ学堂〔３〕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
　　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４〕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５〕，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Ｎ去进了Ｋ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６〕，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７〕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８〕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９〕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１０〕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国，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１１〕，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
　　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Ｓ会馆〔１２〕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１５〕。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