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3年第6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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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重而深刻地——没有回应。　
　　“怎么回事？”　
　　一个声音从我裤子的布里传出来。　
　　“你在和谁讲话？”　
　　我说：“我不知道。”我又朝来自黄郦牌汽车的男孩笑了笑。因为某些原因，当我向一名黑人微笑时，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显得更白。　
　　“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安德瑞。他为什么拿这么小的一个南瓜呢？”　
　　“我不知道。”　
　　“这样小的南瓜，他怎能往里面装蜡烛呢？”　
　　我说：“你问得好。尼克，你为什么选择这么小的南瓜？”　
　　尼克耸了耸肩膀。　
　　我问安德瑞：“你弄到自己的南瓜了吗？”　
　　他点了点头：“我弄了一个大南瓜。”　
　　我对尼克说：“继续去找，为自己找一个又大又棒的南瓜。安德瑞说的很对——你无法将蜡烛放进这个南瓜Ⅲ。”　
　　“我不想要大南瓜。我不想放蜡烛在里而。我不想你们拿刀子将它切开。”　
　　他仰望着我，眼睛里泪j匕闪烁，一滴眼泪沿着脸颊滚落下来。你也许会想，我曾吩咐他到鸡窝里，抓一只鸡来拧断脖子作菜吃。他以前从来没有表现过刈寸：这种每年都要当牺牲品的南瓜的忧心。但近来，你绝不会知道，什么东西会导致尼克突然哭起来。　
　　他说：“我要给妈妈扣‘电话。她说，打她的手机，她会叫你不要切我的南瓜。”　
　　“你不能打搅妈咪，她正在休息。”　
　　“她为什么要休息？”　
　　“你知道为什么。”　
　　“我再也不要她休息了。我要打电话给她，打电话给她，爸爸。她会叫你不要切开南瓜。”　
　　安德瑞争辩说：“南瓜又不是活的。”他对我们家挑选南瓜如此感兴趣，我可以确定，他先前所说的不过是吹牛而已。安德瑞的家里并没有—·个大南瓜在等着他。他的父亲是个毒贩子，不会耐烦带自己的儿子占买南瓜的。如果安德瑞有什么理由可以期待的话，这场谈话就是和买一个真正的南瓜离得最近的了。事实上，这些可能并不具有确定性，更多的只是推测，还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那种推测。但是，在这样一个荒僻的、倒霉的地方，是怎样的父亲，才会将自己的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将车门开着呢？什么样的人才会这样做呢？“切开南瓜，并不会伤害南瓜的。”　
　　尼克说：“我要这个，，我要给它取名凯特。”　
　　我摇了摇头。　
　　我说：“你不能这样做。”　
　　“我就要嘛！”　
　　我说：“不，乖乖。我们不给南瓜取名字的。”　
　　“我们不相信它吗？”　
　　“对了。”我不想要他带着那种如今在我看来是任性和愚蠢的单纯，将过去一个月左右在我们家谈来谈去的姓名，告诉所有到我们家前廊的来客。我和我的妻子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机会。每次当我看到尼克毛绒绒的膝盖伸出他的短裤，或闻到他呼出的花生黄油气味，或从我们绝不肯从他卧室中拆掉的监视器中，听到他的嘟嘟嚷嚷的梦话连篇，我无法动摇这种感觉：我们被该死的事实和统计数字说服，使得我们犯厂不能忘记的错误。我曾经有一次站在急诊室里，看医生和护士将我儿子四肢朝天绑在一张桌子上，缝合前额的一道伤口。当你将自己的孩子交到陌生人的手里时，你的孩子会怎样看你，这种情景我可以想象得一清二楚。　
　　“安德瑞！”　
　　他的父亲向我们走来，他走路沉重有力、步伐整齐。我看着他，看出安德瑞是从哪里学会收敛自己的面部表情的。　
　　他说：“我是怎么对你讲的？”他的话很轻，但没有轻柔的成份。他并不认识我、尼克，和我们周围的地上躺着的上万只南瓜。“小子，回车上去。”　
　　安德瑞说了点什么，声音太低，我没有听清。　
　　“什么？”　
　　安德瑞重复说：“我能弄一个南瓜吗？”　
　　这个问题显然太过分了，无法得到回答。安德瑞的爸爸将他的帽子朝头部下方扯得更紧，系紧他的裤子，朝他脚下的草吐了一口唾沫。如果安德瑞没有马上回到车里的话，这些动作显然是一套用来对不可避免的结果进行沟通的姿势。安德瑞重新将自己的脸部设定为面无表情。他转过身去，朝着那辆黄郦牌汽车走去，进入车内。这次，他走向他那一侧的大红门，并将车门拉开。　
　　我说：“你的儿子是个不错的男’孩。”　
　　这名男子看了看我，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我。　
　　他说：“哟，好吧。　”　
　　我对他来说，只是另一个南瓜——在草捆、在一个根本不是什么地方的地方中央，一个不说话的、懒洋洋的南瓜而已。他走向汽车，上车，将车门“砰”地关紧。车门未关的“嘟嘟”声停止了。引擎随着一阵轰鸣运转起来。这辆黄郦牌汽车吱吱地擦着停车场的地面，驶回临着南瓜田的公路上。尼克和我看着他们开车离开。我看见安德瑞回过头来，他的眼睛大睁着，脸上是激动而茫然的表情，对此我只能解读为是责备。我抛弃了他，将他交给了一场厄运。而那种命运，我本来是可以试一试加以阻止的。但是，我却什么也没有做。对此我并不存任何幻想。我给自己的孩子穿衣服，给他吃东西，为他洗澡，我看到他有足够的睡眠。我为他安排接种，在他骑车上街的时候，给他的膝盖扣上护盖，用高强度的塑料头盔将他头颅的28块骨头包裹起来。但最后，当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将他绑在一张桌子上时，我只能站在医生后面干瞪眼。　
　　我拿起尼克那长得半大的红色小南瓜，在我的手掌里拿稳当。　
　　我说：“嗨，尼克，如果你愿意，你就给它取名凯特吧。”　
　　尼克说：“我不想要取名了。我要弄一个大一点的南瓜。”　
　　“好吧。”　
　　“凯特想要那一个。”　
　　“好吧。”　
　　“因为她从来没有南瓜，因为她没有活过。”　
　　我说：“想得很有道理。”　
　　他说：“我还是不想将南瓜切开。”说完，他又走回了南瓜的世界，寻找一个对他那尚不清楚的目的来说最为合适的南瓜。　
　　　
　　作者附言：　
　　一天晚上，我本来应该干别的事情的，这篇小说平白无故涌人我的脑海。在开始写这篇小说之前，我听着　Genesis的歌曲《爬地毯的人》。这支歌我以前听过一千遍，没有产生任何联想和奇怪的感觉。但不知何故，那天晚上，这支歌却引发了我深深的哀伤和悔恨之感。这是很神秘的事情。当我开始写这篇小说时，它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了。　
　　　
　　①《花生》（Peanuts）是查尔斯·舒尔茨（challea　M．Schu）的漫画名称。于2000年12月12日在加州去世的舒尔茨先生，在全世界刊登这一系列漫画达五十多年。现在，这一漫画系列已成为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　
　　②“袭击者”，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奥克兰　（Oakland）市的一支美国美式足球劲旅。　
　　③“苹果籽”约翰尼是美国拓荒者和民间英雄。他在十九世纪初，在美国宾州和俄亥俄河谷以西地区广种苹果，并将苹果树苗慨赠其他拓荒者。他以自己的善举和特立独行，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传奇性人物。　
　　麦克·查波恩（Michael　Chabon）　1963年生于华盛顿特区，在马里兰州哥伦比亚长大。在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期间，辗转于拉古拉滩、西雅图、佛罗里达、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但从1997年以来，一直和他的妻子，也是小说家的阿耶丽特·瓦德曼住在加州柏克莱。他们有三个孩子。　
　　其长篇小说《卡瓦利尔和克利奇妙历险记》曾获普利策奖。　


转折点（散文）
鲁道夫．切明斯基　
　　改变对其（世界贸易中心）公众看法大势的，并非该建筑的硕大无朋，而是它能以人类天平上的神奇姿势而被瞬间捕获的那种方式。那就是法国高空走索艺术家菲利普·珀蒂（Philippe　Petit）　1974年在双塔之间的钢索漫步。　
　　2001年9月13日，纽约时报　
　　　
　　那只是27年前的事情吗？1974年那个8月的早晨，一名颀长而年轻的法国人菲利普·珀蒂，以自己的惊人之举——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其轰动性远胜于美国总统辞职下野——抢了理查德·尼克松的风头，而这仿佛已是一两辈子前的旧事了。　
　　在他26岁生日的前一周，在当时尚未竣工，但已卓然挺立于曼哈顿下城空域的双子塔上，身手敏捷的珀蒂秘密地绷上了一根钢索。在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内，他驭风临虚走来走去，将自己令人惊异的魅力展示给下而聚集着的约10万名目瞪口呆的看客。　
　　　
　　我错过丁那次表演。不过，去年夏在高达1360英尺的双塔象征一个可怕的新现实之前仅仅两周，我曾恳求珀蒂陪我登临绝顶，将他当时那样做的方法演示给我看，最好能告诉我仙那样做的原因。长久的好奇心驱使着我。自从在纽约读到他的壮：举之后，我觉得对这个赫赫人物已有某种程度的熟悉。此前若干年，我曾在大洋彼岸的另一座城市，在近距离内观看过他在较低的高度进行表演。　
　　六十年代，巴黎的蒙特帕纳斯　（Montpamasse）地区因一群多姿多彩的名人、怪人和艺人而显得生机勃勃。在任何一天，你都可能撞见贾戈麦谛　（Giometti，瑞士画家，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译注）躬腰前行，活像他创作的一尊瘦骨伶仃的雕塑；碰见雷蒙德·邓肯（Raymond　Duncan）（lsadora　之弟——原注；18781927，美国先锋舞蹈家——译注）穿着他滑稽的拖鞋和古罗马宽袍；看见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共产主义者的日报L'Humaite上阴郁地搜寻资本主义每况愈下的消息。而夜色降临之后，如果你逗留的时间足够长，你肯定可以见到菲利普·珀蒂。　
　　他什么时候出现可不一定，但他逗留的地方却相当有名：位于瑞德布希和圣杰梅因大道的街角，或是正对着拉库波露天平台的下方。默然而神秘，这个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的孩子，穿着黑衣，一声不响地骑着独轮车出场，破旧的高顶帽下飘出一蓬淡黄色的头发。他用白粉笔在人行道上画个圆圈，在两棵树之间绷一根绳子，跳到绳子上，表情漠然、一语不发地进行即兴表演，融哑剧、杂耍、变戏法和在松松垮垮的绳子上行走、平衡动作于一体。一个小时左右，他会将帽子摊开讨赏，然后，和他到来时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在夜幕中。　
　　接着，在1971年6月一个细雨迷蒙的早晨，这名黑衣男孩突然出现在巴黎圣母院（Nortre　Dame　Cathedral）巨塔之间几乎难以觉察的钢索上。在将近三个小时内，他在上面走来走去，扮鬼脸、敬礼、用瓶状体操棒变戏法，而怒火中烧的警察正等着他走下来。当他最终下来时，警察以扰乱治安罪名将他逮捕。　
　　当然，“扰乱治安”正是他所要达到的目标，因为珀蒂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什么。巴黎圣母院是他的第一次惊人之举，这一造成轰动的绝技成了他的商标。这也是他对自身地位所作的第一次宣示：他不只是一个街头艺人，而是一名表演者，一位大师。从那个6月之晨开始，他献身于展示他的激情信仰——高空走索，以及他高空走索的方式，超越了马戏团那种廉价的、常见的冒险把戏，而变成了真实表演艺术的一项创造性声明，如同芭蕾舞或现代舞蹈一样无可置疑。　
　　跨越那一点并非易事。在用几张头版照片使珀蒂甚感满意之后，法国传媒给了他法国式的冷遇，将他当作年轻的疯子撇到了一边，而将注意力转回更严肃的事务上——如吃午餐和谈政治。这个孤独的年轻人在十几岁时，全靠自学掌握了funambule艺术　（字面意义为“走索者”），这本来是饶有趣味的故事，可供挖掘，但巴黎的报界未予理睬。仅仅几天之后，他在巴黎圣母院的惊人表演已被人忘记得差不多了。　
　　受此刺激，珀蒂决意将他的艺术带往他乡，并开始环球浪游，其间曾数次短暂返回巴黎，然后再度出发。他像中世纪的吟游诗人那样轻装上路，云游四方，所得仅够糊口。这样一个默然不语的人辗转于城市与城市之间，观众绝不会想到，在巴黎他那间斗室里——他想方设法将一间贮物室改成了住处，他有一个卷宗，上面标着“项目”字样。　
　　在巴黎圣母院那次惊人之举两年后，这名瘦弱的黑衣人拿着平衡杆，出现在澳大利亚悉尼海港大桥巨大的北端桥塔之间。他是像在巴黎圣母院那次一样，偷偷摸摸地将钢索绷上桥塔的。早料到警方会怒不可遏，但这次，警方的反应却很愚蠢，试图将用来固定走索者钢索的横向支索割断一根，迫使他就范。当支索弹落时，珀蒂的一只脚甩向空中。他费力地踏在钢索上，保持平衡。他下来后，被扣上手铐，带上法庭，裁定“扰乱治安”罪名成立。一家悉尼马戏团的老板提出替他缴付　250澳元的罚款，条件是他两天后要在狮子笼上方进行一次走索表演。　
　　然后，就是世界贸易中心。珀蒂19岁时，就在筹划此事。当时，他在一家牙科诊所候诊，看见一篇文章上说，有一位艺术家建议为纽约金融区修建巨型双塔（他曾说过：“当我看见三个橙子时，我就会玩杂耍；而看到两座塔时，我就想走钢索”），他将那篇文章从杂志上撕下来，夹进了他的项目卷宗里。　
　　对珀蒂狂热而细致人微的筹划，世界贸易中心将成为最终的验证。在巴黎圣母院和悉尼，他配置了钥匙，用来打开某些锁，接应其他人，趁别人熟睡时用钢锯锯开障碍，以便偷偷将用于高空走索的沉甸甸的材料运进去。但他在纽约面临的却是复杂得多的挑战。世界贸易中心比他曾经架过钢索的任何建筑物都要高，高得简直令人恐惧，这样，他无法架设传统的固定支索，再说，如何能当着无所不在的警卫人员的面，将钢索搭在间距达140英尺的南塔与北塔之间呢？　
　　有一项因素对珀蒂有利：这两栋大厦尚在建筑的完工阶段，卡车时常将各种各样的材料运到大厦底部的停料场，然后由相貌各异的工人将材料装进运输电梯，转运到各楼层。珀蒂和一名同谋带着安全帽，将索具拖到了南塔的楼顶（他用来行走的钢索是当作天线设备运入的），同时，另外两位朋友以类似的方法，进入了北塔的楼顶，还带着一张弓、箭和一卷牢固的钓鱼线。趁着夜色低垂，他俩弯弓搭箭，射过　140英尺的双塔间距。珀蒂找到了那根线，将线拉过来，扯出绑在线上的更为结实的尼龙绳。然后，在沉甸甸的绳子上，绑上他用于行走的钢索，就这样绷到对面塔顶上去。　
　　当珀蒂放松绳子，再放松钢索时，重力占了上风。钢索变得难以驾驭，在他的手中失控乱摆，从大厦一侧向下摇晃垂落，最后，距珀蒂用来拴住钢索的钢梁还差一截。在北塔，紧紧抓着绳子另一端的两个朋友，被扯到了屋顶边缘，险象环生。这四人渐渐重新控制住绳子，在当晚剩余的时间里将钢索拉上去，将两端的固桩拴牢，使钢索差不多呈水平状，然后用一台棘轮以3吨的绷力将它绷紧。最后，在两栋大厦之间拉上一套几乎呈水平状的支索。　1974年8月7日早晨7点刚过几分钟，当第一批建筑工人抵达楼顶时，珀蒂拿起他的平衡杆，向虚空之上走去。　
　　条件并不十分理想。珀蒂已经48小时没有合眼，现在，他看到自己在夜里匆匆忙忙架起的索具，使得钢索与拼凑起的支索连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