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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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会谈持续了多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进展。然而，周恩来仍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过 ：“中美 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 设性的接触，我们 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转引自王俊彦：《中美两国是如何开始接触的？》，载1999年11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
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3）
胡风是乔冠华的老朋友，建国后，乔冠华一直忙于外交和国际新闻宣传事务，与文艺界的接 触少了一 些，但他还是与胡风保持了交往，并关心胡风的工作情况。
1950年国庆节后，乔冠华与胡风、冯雪峰、胡乔木等应邵荃麟之邀，一起赴邵寓聚谈，吃了 一顿螃蟹 。席间，乔冠华提出要胡风不再回上海，留在北京工作。乔冠华从朝鲜战场回来的 时候，他们还一起 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过一次文艺晚会，是观看上海京剧团演出的
新编历史 剧《梁祝哀史》。
胡风是一位充满悲剧的人物，他忠诚地继承鲁迅的批判战斗精神，对党肝胆相照，然而建国 后处处碰 壁，受到误解、批判乃至身陷囹圄。从胡风的思想渊源和文艺实践来看，他是三 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中诞生的左翼文学理论家，他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抗战 以来的“五四”新文艺战斗传 统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在鲁迅先生逝 世以后，他自觉发扬鲁迅先生所开创的 现实战斗精神的实践道路，用现实主义的理论来指导 和影响文 艺创作实践。但胡风的所有文学活动都 是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为出发点的，他强调知识分 子应该带着“五四”的战斗传统进入抗战，在接 近大众的过程中通过学习大众的思维方式、 感情方式和认识生活的方式，来更好地引导大众参加抗战 并在抗战中逐步提高自己。这些鲜 明体现了“五四”启蒙传统特征的思想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从战争要 求出发强调知识分子自觉改造思想感情、无条件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 农兵服务和为政 治服务的思想，实质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于四十年代解放区与国统区的生活环境 不一 样，这些差异还不明显，五十年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全国文艺的总方针时，这些差异就 不能 不尖锐地表现出来。但胡风本人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差异的严重性，他把它看成是 来自解放区的 一些文艺理论家在解释毛泽东文艺思想时发生的理论偏差，为了让毛泽东直接 理解他的理论观点，他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系统地解释了自己的理论主 张 ，并逐条反驳何其芳、林默涵 等人对他的批判。
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史教程》，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这就是胡风1954年7月上书中 共中央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又称作为“三十万言 书”），报告共分四 部分：1几年来的经过简况；2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3事实举例和关 于党性；4 作为参考的建议。结果适得其反，胡风并没有因此获得信任，反而堕入了磨难的 深渊。
胡风递送三十万言书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李希凡、蓝翎这两位“小人物”联名合写了 一篇文章 《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先是送交北京《文艺报》希望发表的，却遭到 了编 辑部的冷遇，不 得已，才转到母校山东大学去发表。母校老师很支持，所以才在1954年第9 期《文史哲》上首先发表。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但当江青 要求《人民日报》转载该文时，竟没有得到《人民 日报》的允许，只在《文艺报》上转载了 ，还加了一段编者按。
对此，毛泽东十分不满，他在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的《关于 红楼梦研 究问题的信》中，抱怨某些“大人物”“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 文章”。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见《毛泽东选 集》第五卷，第134～135页，人民出版社1977 年4月第1版。
由此，毛泽东又亲自揭 开了一场政治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从这年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连续召开了扩大联席会议， 就《红楼梦 》研究中的胡适派唯心论的倾向，及《文艺报》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等问题展开 讨论。胡风每会必到 ，第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扬跑来动员他发言，他未为所动。
第二次开会前，胡风打电话给乔冠华，告诉乔冠华，他不想发言。乔冠华听了，在电话中对 胡风说： “为什么不发言？发言愈尖锐愈好！”胡风又打电话给陈家康，陈说，应该发言，但 要稳。但是，这时 胡风还在犹豫究竟要不要在会上发言。
不过，胡风最终还是感情激动地发了言，指责《文艺报》和当时文艺界的领导。后来有研究 者认为， 当时胡风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因而转向对他的批判。如果以为胡风当时不在会上 发言，这场批判就 不会发生，这只是书生的皮相之见。当时对《红楼梦研究》以及对《文艺报》的批评，也不过是开展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的突破 口。在12 月8日下午的最后一次联席会议上，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著名发言。
三大部分中的第三部 分即为《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岐》，严厉批评胡风企 图“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 。在讲话结束时，周扬发出了号召：“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为着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为着发展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为着经过社会主 义革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必须战斗！”
这时，外界的形势步步紧迫，《文艺报》很快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二、四部分印成小 册子随刊 附发，各种名目繁多的讨论会纷至沓来，胡风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1955年3月的一天夜晚，乔冠华偕同陈家康、邵荃麟（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去胡风寓 所访问，与 他交谈问题直到11时半。乔冠华向胡风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应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 更好建设 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这天晚上主要是乔冠华谈，邵荃麟、陈家康只说过很少的几句简单话。谈话中，乔冠华曾对 胡风说： “……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么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 上应该检查检查。 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
邵荃麟在一旁说：“你老指责宗派主义，左联的事情我不清楚，至少我和你的关系应该是没 有宗派的 ，但你也把我划入宗派了……”陈家康仍是老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对你的问题，总理主张过去的事情暂时不要谈，先 工作起来 再说。”参见胡风：《关于乔冠华》及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看样子，周恩来和乔冠华等人还是想帮一下胡风，让胡风赶快过关。但是，毛泽东这位政治 战略家却 容不下胡风，他决意将胡风置于对立面。
5月13日起，《人民日报》分三批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情况骤变。胡 风和他的朋 友们性质变了，他们被认定为“一个暗藏在革 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是以 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 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63页，人民出 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从而胡风等人 被强加上“反革命集团”的罪名遭到镇压。事实证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一个 错案 、冤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平反，这是后话。当然，作为胡风长期的朋友，周恩来和乔冠华是想帮助胡风，可是他们又不能违背最高当 局的旨意， 爱莫能助。无奈之下，乔冠华从此远离文艺，对朋友也没有像某些文艺界头 面人物那样，落井下石。
第四部分第12节 周公身旁（4）
1954年11月，根据周恩来的提名，乔冠华任外交部党组成员，并出席外交部部务会议。
见力平、马芷荪主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 一九七六）上卷，第425页，中央文献 出 版社1997年5 月第1版。
此时的部党组书记由周恩来兼任，张闻天为党组副书记。万隆会议结束后，乔冠华被
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显然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尽管乔冠华在外交部的工作十分繁重，但作为一名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早已名闻遐迩，他 应各方面 的邀请，开讲座，搞演说，宣传党的外交政策和对国际形势的独到见解。可惜由于 时代久远，这方面 的材料目前留存得不多，这里仅列举两例。
中共中央党校原称马列学院，1955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决定马列学院自8 月1日起改 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或高级党校），由杨献珍任首任校长 。根据中央指示，中央党校的任务主要是轮训党的高级干部，省、部级干部或司、局级干部都 在这里学 习，学习时间一般为一年。五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央党校的黄金时代”（安子文语）参见龚士其主编：《杨献 珍传》，第170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校领导为了开阔学员视野， 敦请各方专家学者到校演讲，乔冠华也在聘请的名单之中。据其时任建工 部财务司长的顾准 在 日记中记载：“星期六（1955年10月30日）听了乔冠华的报告，列举了两方实力对 比的变化， 和资本主义阵营内各类国家的动向，很精辟。”陈敏之、顾南九编：《 顾准日记》，第1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顾准是一位善于思 考的学者， 他在听了乔冠华的讲座后，觉得颇为过瘾，颇为“兴奋”，乔的启发， 使他当晚“十分兴奋 ，到2点多才睡着”。
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第12页，中 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乔冠华与母校清华大学感情极深，1957年上半年他接到母校的邀请，便摒挡一切，抽空回母 校作报告 。他的报告深入浅出，既生动活泼，又发人深思，与那些板着眼，渗透“左”的气 息的说教，简直不 可同日而语，从而给当年的师生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下有一份材料可 以作为佐证，这就是中杰英 先生在回顾反右斗争时所说的：
〔清华有〕一位也受到非议的党委成员，……当时刚刚调入清华不久，分 工主管思想教育，可能由于 不适应大学环境，仍沿用战争年代比较简便刻板的工作方式，经 常教训学生。……在大礼堂上政治大 课，他讲地主怎样虐待长工、童养媳如何可怜，下面 的听 众恐怕没有一个是当过长工或童养媳的，有 些人便昏昏欲睡或借故离去，……〔其实〕清华 学生的智商大都不低，仅用粗浅的阶级斗争道理是难 以折服他们的。假如多讲一点“一二？ 九”运动、闻一多、朱自清……等等爱国精神和反对国民党专制 独裁的光荣校史，效果必有 不同。这与来自校外的一些客座报告的反应可作观照，如乔冠华讲过国际 形势，薛暮桥讲过 经济发展……等等，连大礼堂外草坪都坐满了人听扩音器，觉得很到位很过瘾。
中杰英：《我与罗兰在大风潮中》，见林贤治、章德宁主编《记忆》第3辑，第67～68页， 中国工人出 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为了作好这些让大学生“过瘾”的报告，乔冠华花了大量的功夫，从选题、准备、找资料、 分析、归 纳，颇见功力，既传达党的外交政策，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第五部分第13节 “右”的边缘（1）
1957年，可以说是共和国的多事之秋。正当中国努力调整经济关系和改进管理体制，以便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时候， 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内部发生了波匈事件，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国际国内 形势作了分析和判断 ，采取了开展整风运动等重大举措。1957年夏季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 发生了诸多始料未及的复杂情 况，一场急风骤雨式的“反右”斗争，致使中国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的事业开始走上艰难曲折的道路。 乔冠华所在的外交部，当然也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运动起来。
乔冠华是性情中人，按他的率直、尖锐的性格，对机关作风、某些人事评点指摘，难免口无遮拦。然而 这在反右斗争中，绝对是犯忌的。随着全国性运动的深入，各地各部门普遍“深 挖猛打”，反对“温 情主义”，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曾经说过几句错话，属 于认识上的问题，或者虽有严 重错误言论，但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甚至包括许多善意 地提出正确意见的人，一律不加分析地 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552877人，其中 绝大部分属于错划。
乔冠华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但在内部被认为已到了“右”的边缘，差一点被戴上“帽 子”。他 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全赖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即便如此，乔冠华在运动中还是受 到冲击，不断地要 求作检查，以度关口。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印象里，乔冠华和外交 部另一位好当家章汉夫，当 时的日子都不好过，夏衍是这样说的：
1957年冬，有人给乔冠华贴了几张大字报，我问汉夫，“老乔出了什 么问题？”他摇了 摇头。一言不 发，我有点纳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对我“保密”？这个疑问直到十年浩劫中 看了“章汉夫专案组” 向我提出的一大串提问之后才开始了解。原来林江反革命集团要我“ 交代”的是：三十年代汉夫保释 出狱时有什么条件，国民党给了他什么“任务”，在重庆工 作时他和“美军联络员”有何“勾搭”， 甚至异想天开，问他在香港为什么没有被捕？这些 造反派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凡是被捕过的人一定是 叛徒，没有被捕的人则一定是内奸！我还 记得，有一次一个专案组提问我时说漏了嘴，居然说：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谁保护了他？在外事口，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是谁都能想到的。项 庄舞剑， 目标是什么，一切都清楚了。 夏衍：《代序》；见《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4月 版，第501页。
显然，周恩来并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遭到磨难，他所掌控的外交事业，毕竟还是要依 赖像乔冠 华、章汉夫这样成熟有为的外交家的。一路上磕磕碰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