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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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 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 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 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 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 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 他押送到 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 。乔冠华每天将小 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 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 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 ，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 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 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 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 赚钱！”“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 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 只能将不平之气藏 在心头罢了”。
《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 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 卖“革命小报”。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 把重要题 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 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 ，似乎买 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 卖掉了不 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 也跟着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 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唐瑜：《二流堂纪事》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页。
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 等一连串严 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 登山，他打着革命造 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 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 ，下令将姚登山逮捕法办，这让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 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 一记耳光。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 段“非常时期”。我 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 双 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 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 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乔 冠华就康生在 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 义、修正主义、各国反 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 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 ”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 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 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 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 史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1页。周恩来克服了种种困难，保护了像乔冠华那样的外交干部，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 潮这头怪 兽的缰绳 ，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 “冬眠”之后的新 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陈毅、乔冠华的不懈努力，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 关系的迅 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 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 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3）
后来与乔冠华结为伉俪的章含之，也是在1967年这一特殊的环境下认识乔冠华的。在她颇有 调侃意味 的笔下，她俩相识相知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 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 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 院经过了一番批判 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
自己解放自己”了。
学校两派群众组 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 、乔冠华），另 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 保们”自然 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 论、对骂不休，而争论双方的绝大多数人却从未见过这三位有争议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就在这喧嚣一 时的派仗 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 进来一 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 的高 傲气质。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当 时我直觉 地感到这个人是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 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模糊地觉得他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些老干部形象，他似乎更 像个学者 。也许是当时的印象很独特，因此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 来， 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 。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我说这大概是一种心灵的感应，使我注意到他。他开玩笑说那是 月 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 然后， 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 ” 章含之：《风雨情：忆父亲、忆主席、忆冠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 2月版第1版，128～129页 。
“文革”的闹剧正在上演，渐渐步入“佳境”。乔冠华、章含之同在患难之中，就是在 这荒诞岁 月里相识的，说起来，不免带有几分苦涩。乔冠华的其他家庭成员及其亲属在“文革”中，屡遭不幸。他的夫人龚澎的情况容后细说。 龚澎姊姊 龚普生、章汉夫伉俪的境遇，也十分糟糕。
1966年4月，章汉夫随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回国后不久即病倒。当时正因曾在苏州反省 院关押过的历史 问题接受审查。当年关在苏州反省院的有两个叫张平的，被认为有历史问题 的张平并不是章汉夫，另 外的一个张平是浙江人，他也不过像瞿秋白写《多余的话》那样， 写过一篇《病榻沉思录》，造反派 却无故把罪名放在章汉夫头上。据曾任我国驻印度使馆二 秘的李达南回忆：“我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 部大礼堂上看到造反派如何批斗汉夫同志的 夫人龚普生，逼她交代汉夫的‘罪行’，要她‘划清界线 ’。每当龚普生说话时称呼‘汉夫 同志’时，造反派就厉声斥责道：‘不许叫汉夫同志！’而普生同 志则仍顽强地继续这样称 呼。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把老同志定为叛徒，当敌人对待，真是横 蛮到了极点。” “但在极左思潮淫威下，是非颠倒，大家只能敢怒而不敢言。周总理对汉夫的处境十 分关心 ，他和陈老总尽管设法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但汉夫最后还是于1968年3月被关到昌平县的秦 城 监狱，关了近四年，直到1972年1月1日含冤病逝。”李达南：《一代外交家章汉 夫》，《人物》2002年第6期。
作为章汉夫的挚友，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专员、后任中国世界笔会秘书长的毕朔望先生 在生前曾为怀 念章汉夫写过一段笔触深沉的话：“我看汉夫的为学、做人、任事过于常人。 也富于科学、人文知识 ，通经济，知外务，了解中国历史和国情，民主而善断，严格而近宽 ，认真而任闲，能辩而守讷，加 之精通英俄二语，笔头又快我阅人多矣，这样的才干， 还是极少的。加之，他于工作更是忠于职守 ，鞠躬尽瘁，担子是不轻的。但他也善于利用闲 暇。他最自在的时刻是了却公事之后，拿起烟斗浏览 书报，他在十年浩劫中，却遭到极度的 摧残。听说他临终时衣衫都不周全了，不禁使我想起瞿秋白在 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就 义时的情景：瞿和章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是 极悲壮”。“往事渺 矣，但此际只一合目便似见他昏昏灯光悄然奋笔，呛咳氤氲聊破岑寂的情景，复 念其辞世之 际必有百种孤愤，遂觉凄凉难持。患难中、死生间却连相濡以沫都做不到，就太可怜了” 。 章汉夫的冤案，是外交部的最大的冤案。这冤案终于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第六部分第18节 重新起用（1）
直到1968年年末，乔冠华才重新被起用。他又以饱满的热情、充足的干劲， 马上投身于祖国的外交事 业，开展各种外事活动。由于处于“文革”的特殊时期，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当时的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 是“同志 加兄弟”。中方称之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阿方则比喻为“坚如钢铁， 纯若水晶”；被双 方形容为“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种关系家喻户 晓，童叟皆知，在世界罕见鲜 闻，令人瞩目。中方力所能及地满足阿方比较实事求是的援助 要求。中国对阿援助数量剧增，几乎有 求
必应。中阿关系“从一个高峰发展到又一个高峰” 。
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抵达北京。3月初，当时主持外交部日 常工作的常 务副部长姬鹏飞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举行宴会，为抵京履新的罗博大使接风 洗尘。阿尔巴尼亚驻 华大使馆参赞泽契？阿果利等使馆外交官员应邀赴宴。刚刚获得“解放 ”、主管地区业务的外交部副部 长乔冠华等要员均出席作陪。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欢快异常。姬鹏飞、乔冠华作为东道主，更是热情异常。 嗜好饮酒的乔冠华早 在三十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即令在“文革”高潮中被迫在北京闹 市王府井卖造反派小报，落魄 之余仍不忘到附近僻静酒肆饮几杯啤酒。被“火烧”、“炮 轰”多日，姬、乔难得有如此开怀畅饮的 时候，今天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一醉方休！为 人谨慎的罗博大使却不敢造次，浅尝辄止。毕竟是新 官上任，不能失态。而人高马大的阿果 利倒显得非常活跃。他似乎没有料到姬、乔这两员“酒场”骁 将的英雄酒量， 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更何况又是“二对一”， 没有几个回合，阿果利就抵挡不住 ，颓然败下阵来。
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擦发烫的面 孔，稍坐片刻就东倒西歪、步履蹒跚地走出国际俱乐部， 钻进了小轿车，东倒西歪地向外交 公寓驶去。 当轿车沿着东长安街行至灯光较暗的建国门 外大街时 ，一个无辜的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倒在了阿果利摇来晃去的轿车车轮之下。阿果利捅了大漏子。阿尔巴尼亚最高领 导层获悉此事，立即下令调回阿果利。姬鹏飞的宴请活动以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 编辑深得 “春秋笔法”之三昧，避实就虚，对酒后驾车等要害问题轻描 淡写，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一直不 明此事的前因后果。
3月23日下午5时半，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罗博，对阿果利车祸肇 事就事论 事：“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在场担 任总理译员的范承祚目睹一切，内心很不平静。了解此事详 情的范承祚认为，此事不仅人命 关天，而且涉及两国关系，而个别人没有如实将情况上报，作为当事 人和目击者，特别 是长期受总理谆谆教诲的外交战士，自己有责任向总理汇报实情。范承祚的想法得到外交部值班室一些同志的支持。于是，他写了一张《积习难改，故态复 萌 》的大字 报，并将大字报底稿通过值班室呈报周总理。获悉真相的周总理震怒，当即表示， 同意范承祚贴出的 大字报；并批评说，范承祚本该在我会见罗博大使时当面汇报此事。
紧接着，周总理就此事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当事人开会，狠狠地批评了姬、乔等有关负责 人，并责 成他们在一个会议上作深刻检查。“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为什么隔了两个礼拜 才告诉我？”周恩 来大声责问，甚至连他一向信任、欣赏的韩叙也未能幸免挨批，“如果我 处在 你礼宾司负责人的位置 ，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 后驾车回去呢？”周恩来对垂首 不语的外交部领导厉声言道：“你们外交部几个人不应 该 看着阿果利过量饮酒而不顾，反而一再劝酒 。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 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 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 容易误事……”周恩来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再一次重申六十 年代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 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即使在这样严肃的时候，周恩来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当有人批评乔冠华是不 是因 为“文革 ”审查期间没酒喝，才如此乘机大过“酒瘾”时，这位以“酒仙”闻名外交界的才 子委屈地辩解说： “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周恩来当即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