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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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妃的消息以后的反应。女伴、妓师，都是姑苏的旧侣。羡慕圆圆的“好运”
而在“尊前”悲叹自己年长色衰的凄凉身世的更绝不是良家；幸存的也只能
是当年教过圆圆习曲的姑苏妓师。这是明明白白的。中国传统的古诗写法，
绝不可能在整个抒写江乡的章节里突然插入一个在北京“教就新声”的师傅。
这种不谐和的跳跃手法，是不可能在中国古代诗人笔下出现的。
姚文在很多地方，援引明代的法令、规制以及宫庭制度等等，给予非常
的信赖；同时对野史则并不尊重，采取了任意取舍的态度。两者之间，对照
是鲜明的。野史固然有许多异说、破绽，但经过正确的分析辩证（不是任意
草率的处理），其可信据的程度，恐怕要远远超过封建统治阶级的高文典册。
这是不待说的。崇祯是著名的“励精图治”的皇帝，17 年中发了无数宣言，
颁布了如毛的法令，有多少是兑现了的呢？更何况明代列祖列宗制定的那些
规章制度？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文件、规制？ 。是不行的；完全接受它的
制约，捆住了自己的头脑、手脚就更危险。
姚文说，“不但甲申春天吴三桂没有到过北京，而且在甲申前几年内也
没有进京机会”。理由是明朝的总兵官不奉召不能进京，和“我们从文献上
找不到这几年中，吴三桂曾经奉召进京的任何资料”。吴三桂本来只不过是
八总兵之一，直到甲申二月间才被封为平西伯，成为崇祯心目中的救命稻草。
在这以前皇帝召见轮不到他，史官也没有为一个小小的总兵作起居注的责
任。虽然甲申前数年中东线军事紧张，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间歇。吴三桂因
公因私回到北京的机会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像吴三桂这样的小军阀，不能相
信他竟能恪守法制，甘居艰苦的军中，长期不到首都来“度假”。吴诗“白
晰通侯最少年”一句的“通侯”二字，姚文说是隐喻平西伯，是不错的，下
面又进而指实吴诗所写三桂赴田府家宴的时间必在三桂始封平西伯的甲申
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许多结论性的判断都是从此开始的。因此
姚文不能不进行这一考证。）用这样的方法论诗，恐怕最谨严的史诗也将招
架不住。诗人到底还剩下了多少自由，用一个“通侯”的泛指瘦词，还要查
年表、排时辰，诗人的工作也未免太枯燥也太苦了。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一节诗，姚文的解释是，“诗
中的周郎指吴三桂，是说他在田宏遇宅中听陈圆圆歌唱而爱上了她，使她后
来出了大名。”实在不大好懂。我看《圆圆曲》中这六句诗，确是说出了吴
梅村自己的意见，这意见是不错的。也就是“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的意思。“重名”是反话，指的当然是吴三桂背在身上、一直背进棺材、千
秋万世永远摆脱不掉的“好名声”。
姚文对吴梅村的身世评论，所据也是一些传统的意见，同时还指出了梅
村和钱牧斋的区别，说“钱在政治上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他则不是。”对吴
梅村死前的一诗一词也寄以同情，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吴梅村自然和钱牧斋不一样，不过是不是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怕也一时
不好论定。
人们说梅村诗是诗史，不是没有因由的。他的作品中的故事最多，不只
是关系家国兴亡的大事，个人的遭际、感慨也都随处可见。要了解诗人的生
平和心事，他的作品是十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梅村集中有一篇《鸳湖曲》，
是为吴昌时而作的。此人在晚明政局中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复社成员，后
来又成为首辅周延儒的心腹。梅村自己也是复社的重要分子，参预党魁张西
铭决策的少数核心人物之一，他们策划了周延儒的再相，希望利用周施展复
社在政治上的抱负。结果失败了，周延儒和吴昌时都被杀。《鸳湖曲》隐约
地写了吴昌时的故事，情绪上特别沉痛，说明梅村自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牵
涉很深。这是明朝覆亡前夕发生的事。
清初，吴梅村应诏出山，在清政府中任职，通常的说法是他被荐之后不
得已而就道，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如此简单。其间委曲梅村自己也曾在诗篇
中有所透露，不过言词闪烁，不易索解而已。投降了清朝的陈之遴是梅村的
儿女亲家，陈之遴在政府里攫得了很大的权势，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和以
冯铨为首的北方政治集团较量，迫切希望复社重镇的吴伟业出来参加政府。
这才是梅村出山的真正动力。梅村出山以后就一直不曾得意过。谈迁在《北
游录》里常常有到梅村住处谈天的记事，那正是他坐冷板凳的时期。这一次
政治活动不幸又失败了，结局几乎和前一次同样悲惨。人们看到他写的“误
尽平生是一官”的诗句，是会引起同情的，却不知道他的“悔恨”远较一般
人所了解的还要更深切得多。其实梅村在《咏拙政园山茶花》、《赠辽左敌
人八首》等诗中都接触到了这件公案，诗之沉痛也颇不下于《鸳湖曲》。“一
官误汝高门累，半子怜渠快婿才”，就是对随陈之遴全家遣戍辽的女儿和女
婿说的。从这些事实看，吴伟业实在是一个不能忘情于政治的人。他遗嘱在
墓前树碑，要求只写“诗人吴梅村之墓”数字，并非声明自己不是政治家，
只是说是个失败了的政治家。
对于吴梅村，清代前期人还是比较了解的，批评、讽刺他的很不少。后
来离开那个时代愈来愈远，旧事也日益模糊，难怪慢慢糊涂起来。现在介绍
仁和王曾祥的一种意见，在我所见种种批评中，要算是清醒、严正的一类。
胜国之际，乾坤何等时乎！梅村甲申以前，无一忧危之词，见于豪
障。其出也，以陈海昌之援。既而陈以权败，遂置不任用。呜呼，天下
之恶一也。陈父子（按指祖苞、之遴）负/PGN0093。TXT/PGN》贰于昔，而
窃柄于今。他日沈阳之窜，不待智者而可决矣。又足附乎哉！或犹以病
中一词为原心之论。夫梅村惟不用也，斯沮丧无聊作此愧恨语耳。梅村
而用，则阳和回斡（梅村颂海宁语——原注），梅村且有以自负矣。抑
请发陵寝者为谁（按，这是陈之遴向清政府上的条陈），独无一言相正
乎！于旧君故国乎何有！（《书梅村集后》二首之二，《静便斋集》卷
八）
批判是严酷的，但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
姚文所力图论证的，归结到一点，就是陈圆圆和李自成、刘宗敏没有发
生过任何关系。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前，圆圆早已到了宁远，而且立即死掉
了。因此，一切有关的传说，都只能是胡说。不只此也，“所谓吴襄因陈圆
圆被拷掠，全家被抄，也是无稽之谈。各种野史所提供的追赃拷掠的名单中
没有吴襄，只在谈到陈圆圆故事时提到此事。陈圆圆故事既属虚构，此事也
就没有。”
这里说的可谓斩钉截铁。但在姚文曾引用过的赵士锦《甲申纪事》（中
华书局据叶景葵旧藏抄本重刊）后面，附有据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瑜探报的
“塘报”一件，开头就说，“三桂差人进北京打探老总兵圣上消息，有闯贼
在北京捉拿勋戚文武大臣，拷打要银，将吴总兵父吴襄□打要银，止凑银五
千两，已交入。？ 。吴老总兵已受闯贼刑法将死，吴总兵闻之，不胜发
竖。？ 。”就是一个例外。
一切记录，不论出之何人，只要提到陈圆圆被刘宗敏掠去，姚文对之都
一概否定。连著名的以毕生精力研究晚明史的全祖望所记当日与圆圆同被宗
敏掠去的名妓杨宛的叙述，“据杨宛叔言，与沅同见系于刘宗敏，既而沅为
宗敏所携去，不知所往。”也判定为“大概是得自辗转误传，不应作为信史
看待”。全祖望尚且不足信赖，其他的野史作者就更不在话下了。
即使把陈圆圆从刘宗敏身边拉开，看来形势也未必会有什么好转。杨宛
不是曾被刘将军掠去过的么？还有《甲申纪闻》里所记，“是日，予在宗敏
宅前，见一少妇，美而艳、数十女人随之而入，系国公家媳妇也。”（三月
二十日）名妓杨宛和美艳的国公媳妇与陈圆圆之间有一条怎样的鸿沟呢？惟
一的区别只是她们没有使吴三桂“冲冠一怒”而已。随便什么女人都不妨抢
来，只有陈圆圆碰不得。以乎她有一种神力，能使历史发展为之停滞，倒退。
姚文还责怪“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又继续作了宣传，扩大了错误影
响。”这指的是《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姚文说，这是“完全上了清朝一部
分谣言的当，制造那些谣言的动机既是鞭挞吴三桂，同时也诬蔑刘宗敏。诬
蔑刘宗敏也就是诬蔑大顺军。”这种推论方法非常面熟，看来作者是适可而
止了，本来是还可以继续推论下去的。不过时至今日，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
都已懂得，尽量使英雄人物高大起来、纯洁下去的方法，并不是真心诚意歌
颂英雄的好方法。
300 年前的大顺农民军和它的领导人物，和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农民起
义一样，必然会带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会作出这样那样的错事，也毫
不奇怪。按照历史的真实进行艺术的反映，是会带来应有的良好效果的。比
起人为的、离开了真实的画像效果要好得多。沫若同志的论文写于1944 年。
他看到了并大声提醒革命者警惕存在在李自成、刘宗敏身上的局限性和弱
点，大胆地摸了他们的屁股，这样做对人民有好处，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人民
的喝采。当然也有人不舒服，在当时就曾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往
事我们还记得的。在这个问题上沫若同志是看得远、说得对的。今天我们重
读此文，依旧感到它有力、有益，也就是说，还不曾过时。
《甲申三百年祭》问世迄今，已经过去了36 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一
直在起劲地反对并企图消灭“资本主义”。待得背上吃了狠狠的一枪，这才
回过头来，发现那里站着一“封建主义”。怎么办呢？也还只能一刀一枪地
作战，没有别的办法。
过去读古人的“史论”，在结尾处常常看见类似“不禁掷笔三叹”之类
的话头，觉得很可笑。现在，我可是多少理解了古人的这种心情了。
还有一些小问题，如谈迁在吴梅村处见到《绥寇纪略》，是顺治而非崇
祯十一年中事；《宛署杂记》是万历中临湘沈榜撰，不是孙承泽的作品。这
里不一一细说了。
1980 年8 月4 日
附 记
明兴化李清，崇祯宰未进士。历官刑吏兵科给事中，撰《三垣笔记》。“附
识”下记，“李自成陷京师？ 。传吴帅三桂已上表请降，止因闯党权将军刘
宗敏闻三桂所娶妓陈沅色艾？ 。至是刘宗敏系三桂父襄，索沅不得，拷掠甚
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 。”（嘉业堂本）
卢生甫《东湖乘》卷一，“先辈钱穉积（应作穉农）尝至京师，为吴梅
村所重，遍为延誉。值甲申之变，杂记其事，作十种。尚记其四。其一曰‘赤
眉兵变’，言闯贼之乱；一曰‘大行骖乘’，言怀宗死节诸臣；一曰‘槐国
衣冠’，言弘光时马阮奸邪；一曰‘女戎召祸’，言李贼破京师时，吴襄为
经营督，子三桂从其舅祖大受于辽东，有爱妾圆圆者，国色也，为贼权将军
所得。三桂闻之怒，遂东入本朝乞兵讨贼。钱牧斋吴梅村皆有《圆圆曲》为
道其事。”（《戊寅丛编》）
以上两条所记是同时人的见闻、纪录。说明陈吴事件在当时家喻户晓，
广泛传说的状况。在辗转流传中，有种种不同异说，有明显的误说，但基本
事实是一致的。
《众香词》六集，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吴绮序刻本。其第五“书集”收陈
元词三首，前有小传：
陈元，字圆圆。初为女优，名擅吴中，与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新
购得之，公子遣盗劫之江中，误载他姬以还。盗再往，已有备矣。力战
易归。已而事露，祸且不测。公子度不能争，遂以献。既至，无宠，杂
配梨园中。三桂以父荫入觐，皇亲出家伎俏觞，一见陈元，问乡里，遂
属意焉。酒半，则供奉者已易人矣。盖家伎有上次两班，初出供客，犹
其次也。三桂频问陈元，皇亲知其意，辇送旅中。时边报益急，三桂一
宿驰去。既而流贼陷京师，陈元已为贼部权将军某所得。三桂入关，首
遣亲骑四出，悬重赏购归，宠之并嫡，宫中呼陈娘娘。壬子以前时，达
官解饷至滇。官本吴人，娘娘召见便殿，问吴中某某无恙乎，皆平昔所
交厚者。盖犹未忘情也。太仓吴梅村祭酒有《圆圆曲》纪其事，有《舞
余词》。
《众香词》，玉峰徐树敏、金阊钱岳同选辑，每集前有阅、定者八人的
姓氏，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士。选者在“凡例”中评论一些通行的女性作者选
集“不免沿袭谬误”，标出此书的选录标准，在清初诗余总集中算是较为严
肃的一个选本，采录也比较丰富。陈元的小传所提供的史实细节，与通常的
记载又自不同，可供研索。但基本事实则是大体一致的。关于圆圆入滇以后
的记事，更不见于他书。圆圆还曾有词集名《舞余词》，也是仅见的著录。
所选入的三词，有《送人南还》的“转应曲”、“丑奴儿令”，后者下片说，
“声声羌笛吹杨柳，月映官衙，懒赋梅花，帘里人儿学唤茶。”题为《有所
思》的“荷叶杯”词是，
自笑愁多欢少，痴了。底事情传怀，酒一巡时觞九回。推不开，推
不开。
这些都是颇有个性的作品，与通常的“闺词”不同。
钱唐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作为罪证被雍正罗织为年羹尧大逆
五罪之一。原稿后来在愈勤殿奉旨封锢的箱子里发现，印入“掌故丛编”中。
原书有作者雍正二年序，其中有“女子之祸”一条，文略云，“吴三桂饮田
皇亲嘉遇家。嘉遇出歌伎侑酒，其中有陈沅者色艺冠伦。三桂醉，长跪向嘉
遇乞沅。嘉遇曰，‘吾老矣，谢世后当以持赠。’李自成陷京师，三桂方镇
山海关。自成遣人招之，三桂已纳款矣。时嘉遇已死，遗命家人送陈沅至三
桂所，以兵戈载道，未遑也。三桂侦知陈沅为刘宗敏所得，闻之自成。自成
谕宗敏以陈沅还三桂，宗敏不可。三桂遂下降，自成竟灭。女子之能祸人家
国如此。五月二十八日。”
汪景祺出身于杭州世族，在雍正初发生的年羹尧案中受到牵连被杀。他
所提供的李自成曾下令退还陈沅，为刘宗敏拒绝的细节，也不见于他书。
以上，是陈吴事件发生以后不久的当代人记事，可以看出这件哄传一时
的新闻在社会上辗转传播的一些情况。
临桂况周颐《阮庵笔记》据《武阳志摭遗》记陈玉汝与圆圆事，亦在入
滇以后。又记四印斋藏圆圆画像三帧，“一明珰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缁衣
练裙。名人题咏甚伙。”
1980 年11 月22 日重校记
杨龙友
好久没有读《桃花扇》了，回想40 多年前接触这部名作时为之颠倒的情
景，直至今天也还使人激动。在中学的课堂上第一次读到“余韵”里“哀江
南”？ 。一套曲子。语文教员孟志孙先生用浓重的天津口音在讲台上高声朗
读，他念到“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时，真的是激
楚苍凉、声泪俱下。这是不能不使听讲者动容的。因此，这一套曲子不只在
当时，就是直至今天我还能背诵得出。当时正是“九？一八”之后，平津几
乎已是华北前线，人民的感情和300 年前身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