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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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徐俟斋枋所撰《隐君杨曰补先生六十寿序》，记录了一段故事：
弘光时，权奸构党祸，杀戮名贤。遂煽蜚语染逮先文靖（徐汧），
势岌岌殆矣。亲戚交游，畏祸观望。而先生独策蹇至金陵，语所知曰，
天下事可见矣，而尚欲杀大贤以快己私耶？先生旧居金陵，金陵之名公
贵人，无非先生友者，故其言足重，而事亦寻已。
杨补到南京营救徐汧所访问的“名公贵人”，就是杨龙友，不过徐枋不
肯明白说出。在吴门法柄撰的《杨隐君传》里，就记得更为详尽：
时贼臣构徐文靖公甚急，而杨文骢为柄国者至亲，官武部郎，贵用
事，所言无不得当于柄国者。隐君闻之曰：“龙友不言，可以绝交矣。”
龙友，文骢字也。乃立起如金陵，语文骢曰：“天下以文章声气推君，
垂三十年。天下之所以交重君者，以君能右善类、附止人也。君于柄国
者为至亲，君言无不得当者，天下莫不闻。徐公负天下苍生之望，天下
方倚望之为相，以佐中兴。君居能言之地，而不为推毂，天下故失望。
今事急，君固何以谢天下。”语未卒，文骢曰：“子责某是也。微子言
吾已谒之相君。此非相君意，寻当解耳。”于是隐君即出金陵而归。
这里的记事不但更详密，也更真实。像杨补那样的旧交，对处身南明小
朝廷中的新贵杨龙友，也不能完全没有疑虑。30　年来，杨文骢在清流中的交
游、声望，是为马士英所深知、重视，也必然要加以利用的。不过在政治斗
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个人之间的交游、情愫。杨龙友生活在夹缝中间，
心情的矛盾、痛苦，可想而知。他虽然努力作一点调和补救工作，又能有什
么作用呢？事实上从迎立福王开始，甚至从更早的《南都防乱公揭》开始，
他就已从清流中分化出去了。《桃花扇》中有些复社的集体活动，都不让他
参加，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但因此也失去了更深刻地刻画这个充满了矛盾的
人物的机会。全部《桃花扇》中的人物，论性格的复杂恐怕没有谁超过杨龙
友。他既非正生也不是净，“脸谱决定论”者在他面前是会踌躇无策的，只
要一看面色就能决定人物好坏，这样“岂不快哉！”的便宜事，可惜这里并
没有。
我想杨龙友不可能是个两面派，这从杨补父子的悼念诗篇中可以推知。
杨补和龙友是老朋友，但在去南京营救徐汧时曾对龙友产生过疑虑，这也是
完全真实的。说了要说的话以后就立即告辞回家。这以后杨补（包括更多的
人）必然会密切注视龙友此后的言行。直到得知他殉难的确讯后写了沉痛的
悼诗。这说明，即使杨龙友是那样一个复杂的人物，他的一些老朋友最后还
是拥抱了他。像杨补那样的人，是不可能热情拥抱一个两面派的。
龙友的死难，自然会给他带来好名誉，不过这也不像是杨补判断事理的
惟一根据。应该指出，这一条确曾为某些人奉为检验人物的重要标准。如卓
尔堪在选《明遗民诗》的“凡例”中就说，“遗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
则何敢！”这就是把死难或隐遁作为首要标准的意见。还有一位在弘光小朝
廷作礼部主事的黄端伯，不肯迎降清军，后来被豫王捉去，两人之间有一段
对话，是很有趣的。“王问，‘弘光何君？’曰，‘圣君。’问，‘何以指
昏为圣？’曰，‘子不言父过。’问，‘马士英何相？’曰：‘贤相。’问，
‘何指奸为贤？’曰：‘不降即贤。’遂下狱。”（《小腆纪年》卷十六）
这个黄端伯是不怕死的，他也是主张只要不怕死、不投降就是好人的。不过
他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死抱着“子为父隐”那样古老的封建教条，就不
能不闹出绝大的笑话。人一旦死掉，就会变成一个毫无缺点的完人，何况还
是光荣地死于“国事”，这种评价人物的习惯，也确实有了长久的历史。只
是到了最近，我们才发现这方法不够妥当。杨补、方文等自然十分着重“死
难”，但我相信，这也不会是他们所持的惟一标准。
毛氏汲古阁刊《八唐人集》，前面有文骢一篇序，手书上版，作于崇祯
己卯。这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他仅有的一篇论文。他提出声情、风味之说，补
充前人“气格、神韵”论之不足。他认为这是唐诗宋诗之间、唐诗初盛中晚
之间，“密移潜换，关纽甚细”，“界画分明”的重要原因。
龙友的主要成就是绘画。但作品传世甚少，研究者也几乎没有。只能举
出周亮工《读画录》中的一节：
杨龙友文骢，一字山子。贵州孝廉，家秣陵。工画，善用墨。初为
华亭学博，从董文敏精画理。然负质颇异，不规规云间蹊径也。后贵阳
（指马士英）之势渐张，急于功名，不复唱渭城。人有求者，率皆盛伯
含、林玉兄弟及施雨咸捉刀。董文敏题册中一幅云：“意欲一洗时习，
无心赞毁间作生活者。”？　。
周亮工指出，龙友从董玄宰学习，但并不墨守家法，又引释无可的评论
说，“同辈墨妙，推龙友、超宗、子一，皆以苍秀出入古法，非复仿云间毗
陵，以濡弱为文澹也。”也指出了他努力打破云间派的樊篱，跳出濡弱一路。
我没有看过他的山水画，只在多年前见过一帧墨兰，真是笔墨纵横，似乎早
在百来年前早已开辟了杨州画派的道路。在画苑中他也应该是一位豪杰之
士。吴梅村《画中九友歌》中写他“酒酣洒墨”于北固山前、横江楼上的姿
态，很能传出画家的风貌。
过去曾写过一篇《贵阳杂记》，根据手头的几本旧书，粗粗勾勒了杨文
骢的始末。以后随时注意有关的新史料，荏苒30　年，今天才能写出这一点，
算是前文的一个补充。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的。同时回想当年对南明史
事人物的热衷，真的也好像是很难追寻的旧梦了。
1980　年8　月5　日
插　图
人人都从儿童时代经历过，也都有一些直到老年也不易忘却的记忆。好
吃的东西，好玩的事物，可爱的人，有趣的游戏？　。都会留下这样的记忆。
这中间，最早接触到的美术作品留下来的印象，也是极重要的，往往还能准
确地透露出一个人毕生生活情趣的趋向。从前小孩生下满了周岁，要举行一
种“抓周”的仪式，用意也大抵在此。据说贾宝玉在抓周时一下手就抓住了
胭脂不放，引起贾政老大的不高兴，认为这是没有出息的预兆。贾政不能理
解“抓周”，不足深责。曹雪芹指出了这是一种“爱红的毛病”，很有些哲
理性了，但这是后来才作出的“总结”。在只不过刚满岁的宝玉看来，胭脂
只是红得可爱而已，至于这是女儿的专用品这一节，恐怕当时还是莫名其妙
的。
近三年来，为儿童所编写的出版物，确是有了很大的成绩。非常惭愧，
不但没有很好地留心，也不曾买过一本半本，我的印象只是从新华书店门市
部里得来的。每次走过儿童读物的柜台，总会面对琳琅满目、色彩缤纷的书
本画册而吃惊。觉得今天的儿童，比起自己的童年时代，实在是阔气多了。
这时我就想，当年自己曾经有过怎样的喜欢的事物呢？除了过年时新贴上的
一两张花纸，几件粗拙的耍货，大约最有趣味的就是香烟画片了。父亲那时
吸的是一种“大联珠”牌号的纸烟，每包中间藏着一张彩印的《封神榜》人
物画片，在我看来，确是了不起的杰作。什么哪吒太子、申公豹、土行孙，
都是首先从这画片上认得的。年纪稍大一些，又冒险取来父亲藏着的《红楼
梦》、《聊斋志异》偷看前面的插图。这都是老同文的石印本，绘图印刷都
相当精工。故事看不懂，但宝哥哥、林妹妹却立即从这些“绣像”上认识了。
至于对“熊夫人的幼稚园”发生兴趣，那是更后来进了小学后的事了。
这些从人生中最初得到的经验，使我明白，文学作品中间的插图，是很
重要的一种美术形式。它并非只是专家学者眼里的“小人书”，或正经人心
目中的“玩物丧志”、有害无益的东西。这种今天看来不免古怪的看法，在
过去却正是正统的社会舆论。
直到今天，我觉得国家出版社的文学出版物，对插图还是不够重视，不
能令人满意的。绝大部分是根本就没有插图；即使偶有一些，用心设计绘制
的也不多。
鲁迅先生是非常重视书籍插图的，他的有关议论，搜集起来，恐怕数量
不少，并具有颇完整的系统性。他一生中在这方面付出的精力也是惊人的。
鲁迅先生重视外来的经验，也不忘记、可能还更看重民族的、传统的经验。
他指出过在我们的出版史上，在插图的制作上，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他不
懈地进行着保存、介绍、继承、创造的工作。今天，我们实在应该郑重接过
先生未竟的遗愿努力工作下去。
在过去中国，书籍的插图基本上是木刻版画。最早、也是迄今最重要的
研究著作是郑振铎的《中国版画史图录》，事实上也就是中国古代书籍的插
图史，而且是以小说戏曲的插图为主干的。除了年画和以图为主的一些画谱、
笺谱以外，中国古版画也确实以小说戏曲的绣像、插图内容最为丰富。它的
黄金时代是在明代后期万历以后的短短70　年中间。
由于种种偏见，过去的藏书家没有人肯收藏这种带有插图的书，似乎只
在缪荃荪的书目上见到过一两种，这是很大胆也很了不起的破格作法。这种
局面得以开始扭转好像也是蒙受了五四运动的余荫。从那时起，旧小说开始
公然走入文学的殿堂，紧跟着以戏曲为首的俗文学也得到了重视。学者在努
力搜求旧本小说戏曲的同时，又发现并爱上了它的插图。在短短的时间内，
这一类书变成了“奇货”，价钱也飞涨起来。经济规律在起着作用，奇书、
异本不断地涌现了，使长久沉湮的珍贵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打开了人们的眼
界；更重要的还有，在那个时代里，要求发布保护文物的全面政策是不可思
议的；即使有，也不过一纸空文，不会发生怎样实际的作用。但书市上价值
的涨落却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宣传，使人们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随意毁弃这
些带有图画的破旧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那一阵子的小说戏曲热
和版画热，郑西谛就不可能编成他的《版画史图录》和《古本戏曲丛刊》。
谈到古版画的搜集，我们不应该忘记吴瞿安、王孝慈、马隅卿、郑西谛、
傅惜华等先生。在抢救、保存这一笔珍贵遗产的工作中，他们都投入了毕生
的精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只靠一两家图书馆，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绩，
也许今天研究中国版画史的学者，就非得远渡重洋去寻找资料不可了。他们
都是私人藏书家，有两位还一直生活、工作到五六十年代。最近曾与几位同
志谈起，虽然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个人收藏的风气还是应该鼓励的。
只有在人民中间普遍存在着收藏文物的爱好与习惯的基础上，国家的收藏事
业才有更广阔、美好的远景。我们必须少做以至杜绝一些杀鸡取卵式的蠢事。
最近报纸上报导的某些“文物仓库”里收藏的大量古书画霉坏报废的新闻是
触目惊心的，同时也并不是个别的。事实上人民可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种良好
的习惯。他们热心地收藏着新出版的书籍，现代画家的作品和一切美好的事
物，并不因为曾经有过康生那样的恶棍的叫骂与恐吓而减少自己的兴趣。康
生曾经指责收藏家们垄断资料，不肯化私为公，甚至投机倒把。但最后将人
们收集的文物一骨脑儿抢回家去的也正是这个康生。这中间就包括了傅惜华
所藏的大量古版画。
明代后期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以小说戏曲插图为最多，但绝不只是仅
在这些地方才有版画的踪迹。它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广阔的。粗略地想想，诸
如宗教宣传品、出版家的广告、科技图书（包括医书和动植物、武备、建筑、
营造等等）、连环图画、人物肖像、名胜导游、通俗读物、美术专著（如画
谱、笺谱、墨谱等等）、赌具（如叶子）、酒牌、进行封建道德教育的读物、
黄色画册？　。必然还有漏略，但仅此种种，也可见当时的版画的应用之广，
它的影响所及也绝非仅限于知识阶层，它的力量比起圣经贤传来也不知道要
大到多少倍。
曾经有过的几种版画史，都是以时代先后为经的；我想不妨也可以用
“横”的方法来试试看。按照版画应用的不同方面，选取一二实物，加以考
查。
我国地方志的编纂，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文献价值不久以前才得到较
充分的认识。作为地方志的支流，又出现过一些山志、名胜志。一座名山、
一个名人、一所祠庙，以至书院、乡镇等等都可以有志。在这种书的前面，
也往往附有人像、风景画、导游图之类。这类版画不只因雕刻时代的先后而
显示出风格的衍变，更因为它们多系刊成于特定地区，故而又能表现地方特
征。说起明代版画，人们大抵都知道有徽派、金陵派、建阳派、杭州派等等，
但就全国范围论，这只不过是一些重点。要想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求
之于刻于不同地区的插图书。
有一部《文潞公轩诗》，三卷，翼城王泰编辑，是成化二十二年（1486）
山西刻本。这书是纪念宋代的文彦博的，他在宋仁宗天圣六年曾在翼城作过
县官，在河边造过一座亭子。这书就是收集了许多诗文题咏编成的。前面有
一张图，古拙朴茂，可以作为明代前期北方山西地区版画的标本。
这是一张鸟瞰图，仿佛是一幅坐在飞机里拍摄下来的照片。作者撇开了
实物的远近距离、大小比例，只是按照要求突出表现了应该突出的东西。城
外的山水树木，是用传统的山水画法表现的。城内的“轩”就不同，那是更
写实、更细致的。有趣的是穿了公服的文彦博，神态宛然，案上放着纸卷。
他大概并不在办公，而是欣赏山川云树，在作诗。下面的空白处补了一丛竹
枝。刻法、刀工都是粗犷的，但并不草率，那几笔竹枝就刻得很好，表现了
画家的笔情墨趣。
同样也是地方名胜专集的就还有《钓台集》。
这是为了纪念严子陵富春江畔的祠庙而编刻的书。我见过两种明刻，但
其实是一副板子。书二卷，看前面的旧序，最早有弘治元年（1488）的纪年，
但看版刻，也不过嘉靖、万历之间的东西。署名校刻的是桐庐知县杨束、曾
振宣，不过这是算不得数的。在过去的时代里，作地方官的人都有附庸风雅
的习惯。为当地修复几处名胜，刻点书，把自己的名字也塞进去，以为这样
一来，就也可以“不朽”了。那用心与趣味和今天在许多名胜遗迹上放手涂
写“某某到此一游”的正是一脉相传。这样的书刻成以后，版片就留在衙门
里。后任官上任，就加上一篇序，挤上一个名字，刷印送人，算是也有一点
微劳。久而久之，署名的地方挤不下了，就索性换刻第一页，只写上自己的
大名，将前任官名一概取消，书也成了自己的创作。明刻书中，往往有同为
一副版片，却只有第一页（或末页）不同的，原因大抵如此。这样的书著录
的时候是必须留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发生错误。
在这本《钓台集》前面，有一张《严先生遗像》和一张《钓台图》。图
版的风格也是非常古朴的，但从版心、画上的题字看，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