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珍贵的财富，我们就绝不应讥之为“佞宋”。
过去有一种可笑的办法，就是在时代上画一条线，作为判别“善本”的
标准。这条线大抵又是随着时日的流逝而逐渐后移的。清初的《汲古阁秘本
书目》中就没有明版书，到了解放前，就将崇祯以前刻本通通算作“善本”，
后来觉得不够妥当，就把一些清刻列入“乙目”，实在是形而上学的方法，
其实还是逃不开尊古的旧框框。好像至今那影响也还没有完全消失。真的照
此办理，明人所刻大量草率的“书帕本”？　。也将全部列入“善本”。自然，
即使是明人的恶刻，也是值得保存的，但保存是一事，“善本”是另一事，
没有混淆的理由。
如果真有这样一条线，则太平天国刻行的书，以及大量近代的刻本、稿
本、抄本又将怎样看待呢？鲁迅、西谛所印的《北平笺谱》，成书不过四十
余年，其文献、艺术、版本上的价值，难道是什么通常明刻所能比并的么？
似乎文物出口的规定中也有这样一条线，同样也是极不科学的。这些，看来
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推行的“一刀切”作法的例证，都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和这个问题有关，可以看看当前出版机构印行古籍方面的一些问题。已
经证明是伪书的李卓吾的《史纲评要》，被印成了精致的大册，这是叛徒江
青的“杰作”，不必大惊小怪，但至今还被人们当做必读的历史课本，就值
得注意了。朱彝尊的《词综》、沈德潜等的《五朝诗别裁》都不是什么“善
本”。特别是《清诗别裁》（原名《国朝诗别裁》），沈德潜为了逢迎清朝
皇帝，竟将一些明遗民的作品，改得一塌糊涂，连他自己祖父沈钦舆的诗也
改得俯首贴耳、吞吞吐吐（可惜我所藏的沈钦舆集尚未发还，这里举不出例
证），真是令人发指而且气短。印行这样的选本，而且浪费了人力物力大册
精印，看来实在没有什么必要。
曹寅的《楝亭集》列入“清人别集丛刊”影印了，而且有两种版本。曹
寅的著作是有印行的价值的，但是否影印，似乎也还值得考虑。当前纸张和
印刷力量都还较为紧张，像这样的书，看来还是排印为宜，为读者的负担考
虑也应该如此。听说还要印行纳兰容若、朱彝尊、金冬心等的别集，这些书
之为“善本”，是无疑的，但它们究竟并非孤本，在雕版上也并没有影印的
突出特色，排印之余，附加两张原刻的书影也尽够了。
我是赞成搞好影印的工作的，国家所藏的重要善本是大量的，值得影印
的也是很多的。过去一些学人以个人的力量印行过一些古书；商务印书馆那
样的企业也印行过大量的古籍。但印制水平还不是令人满意的。今天，我们
应该努力用最好的技术、有选择有重点地印出有代表性的国藏善本来，这在
保存珍贵的文化遗产、提供研究资料、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上，都有不可忽视
的重要意义。
数十年前，日本静嘉堂文库曾经影印过我国归安陆氏旧藏的《东京梦华
录》等书，质量是不坏的。但在我们看来，也还有可以大加改进之处。我相
信，我们完全有可能印出更精美、更能体现我国悠久雕版事业优异成果的复
印本。这无疑是我们在出版战线上应该进行的一种重要工作。
1979　年6　月30　日
谈“题跋”
一向喜欢读藏书题跋，买旧书时遇到书后有前人跋文的尤为高兴，辑录
跋文的专集也搜罗得不少，好像对这个题目很有些话可说。可是稍稍过细一
想，就感到要谈出些较有系统的意见还是很不容易的，例如题跋与后记之类
应该怎样区分就不大说得清楚；又如“四库全书”的“提要”，事实上也是
一些题跋的汇编，不过它是“钦定”的，过去的读书人一向对之采取敬鬼神
而远之的态度，即使发现了其中有错误，也不敢指出；斗胆想提些意见，一
开始也还是得先写上“伏读？　。”再进行声述，这可不是“百家争鸣”应有
的气氛。因此，准也不敢把《提要》当作题跋来考虑。此外，题跋本身也是
五花八门，内容多样，有涉及考证、校勘的，有广告性的，有杂记琐事有如
日记的？　。总之，大别之不外两类，即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两大类。我所喜
欢的则是后者。
题跋小文，是从宋人才开始注意并大量写作的。影响最大的应数苏轼和
黄庭坚。他们所写也还不是书籍的跋文，过去一向被视为散文小品，这是与
他们集中的大篇正宗文字对比而言的。此外，欧阳修、叶石林等也都写题跋，
陆放翁更是此中名手。他们的流风余韵可以说一直延续到晚近也还不曾消
歇。南北宋之交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所写的《金石录后序》更是突出的作品。
这并非小品，而是她为丈夫赵明诚的三十卷学术著作所写的跋文。《后序》
详细记录了他们夫妇从青年时代起辛勤收集古文物书籍的经过，以及靖康之
变转徙流离中藏物损失的过程。李清照是文学家，《后序》的文学性也特别
强烈，是写尽了家国身世之感的名作。《后序》留下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影
响主要不是表现在学术性，而是在文学性方面。
长夏理书，随手翻得一些实物例证，现在就依次引录，少加说明，也许
可以对题跋这一品种，略窥涯略。
《陕西四镇军马数》一卷，后附《会兵御虏》，明嘉靖刻本。收藏有季
振宜三印，又“姑苏吴岫家藏”印。这是一册官书，也就是当时官刻的一种
内部文件，应该算是机密的。因此流传不多，好像只在“近古堂”、“绛云
楼”、“传是楼”的书目中有记录，那名目也多少有些不同。这是难怪的。
推想此书一定不只刻过一次，每换一任主管官员大约都要重刻几次。那些见
于旧目的本子也都找不到了，无从对校。这本书是明代苏州著名藏书家吴方
山（岫）的藏书。在吴岫看来，这并非古书，而是崭新的出版物。但他却在
卷中留下了五行手跋：
陕西设总制，自石淙杨公始。嘉靖七年春召归。晋溪公王琼继之，
撰为此书。公由谪所起用，一平吐蕃，再平套虏。实以兵马素练，钱粮
敷足，根本已固故也。下有会御事宜，乃其经略，故并刊焉。继其政者，
当珍藏检阅勿忽。姑苏末学吴岫题。
此书原不著撰人，从吴岫跋中可以知道作者是王琼。所谓陕西四镇是“陕
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和“甘肃镇”。书中详记各镇所属卫、所、
堡设官及兵马数量，陕西一省民屯夏粮秋粮数目，以及《会兵御虏图》等，
后面所附帖、札付等文件则是嘉靖七年冬至八年夏所发出。吴岫的跋算不上
什么考据，这在他看来原不过是一本新书。但从他的看重此书，可以知道明
朝中叶的藏书家还是重视当代文献的，并不像清初的常熟派藏书家，一味地
追求古。其实也难怪，清初的政治气候已经不允许读书人留心当代政治、经
济、军事等等事物，他们的一头钻进古书堆里，是应予原谅的。
《老子全抄》一册，竹纸绿格写本。版心上有“聊尔编”三字。书衣有
墨笔跋：
此先夷度府君手自点阅之书也。计其时尚为诸生。先人手泽，子孙
当世珍焉。不肖男骏佳谨识。时辛亥孟春，已七十八岁矣。
夷度是祁承■，明代浙江著名藏书家澹生堂的主人。祁骏佳是他的长子，
彪佳的哥哥。辛亥是康熙十年。乙酉清兵下江南，祁彪佳自沉死。祁家诸子
图谋兴复故国，组织抗敌力量，被人告发，破家。澹生堂的藏书就在此时散
佚了。那详情在黄梨洲和全谢山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记载。祁氏诸子佞佛，骏
佳尤甚，常常把家藏书籍随意送给和尚。不过一些先世手泽还珍重保藏在家
里。这一本《老子全抄》和另一本《易测》，就因为是承■少年时的读本，
保存下来了。这两书写手都极精，不像是抄书人的手笔，应是万历以前写本。
卷中有朱笔、蓝笔圈点，是出于祁承■之手的。八千卷楼曾有澹生堂抄本《蝶
庵道人清梦录》一卷，卷首有“旷翁（承■）题，男骏佳书”的跋语，就都
是这一类的“澹生堂抄本”书。
这两行跋语，中间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斗争故事，但跋文本身却一些都不
曾透露，这是当时政治情势下必然的产物。祁骏佳不像李清照，虽然逃来逃
去，到底还在南宋的版图之内，所以还能畅所欲言地发挥家国之痛；这在祁
氏诸子就不可能，他们只能“寄沉痛于悠闲”，说两句“淡话”。
清代著名藏书家留下的题跋是很多的。如何义门、吴尺凫、鲍以文、黄
荛圃、顾千里、吴兔床、陈仲鱼、钱竹汀？　。这里只是随手拈来，自然还有
很多漏略。不过由于上面所说的原因，他们都已将兴趣集中在版本、校勘上
面，学术性的成份在他们的跋文中空前增大了。他们的劳绩是值得重视的。
至今，在涉及版本目录之学时还不能不时时求教于他们的著作。这中间自然
也有一二位是别有特色的。如鲍以文，他平生收藏、刊刻了大量的古书，但
他并非完全是书呆子，他爱刻宋元人集，如汪水云的诗，这中间并不是毫无
用意的。他也是个有风趣的人物，我有他所校的元人集，不只是卷中朱墨杂
下，在每卷之后，还记下了何时、何地校毕此卷，还随手记下了气候、风物、
人事？　。是很有文学意味的随笔，较早的严虞惇也喜欢这样做，他在川江舟
中读苏诗，每卷后的跋文，几乎就是一篇小小的游记，集在一起，就是一卷
很好的出蜀日录。
黄荛圃也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买书经过，书肆、书估、书价、藏家？　。
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在跋文里。虽然有些学者很不以这样的作风为然，
加以讥笑，但我却喜欢读这样的题跋。他的题跋已经被搜辑汇刻为厚厚一叠，
他曾经跋过的书的身价也被抬高到不可思议的荒谬高度。不管是怎样的破
书，只要有他一两行题跋，就会身价百倍（其实百倍也不止），这则是很没
有道理的。
我记起了二十几年前偶然得到一部《王注苏诗》，是万历刻本，是很普
通的书，印本也很不好。不过这是翁同垞的批校本，从常熟翁家散出的，书
中有许多跋语特别有趣，曾随手抄下，也至今不忘。这书先有虞山钱简臣的
批语，翁常熟又借得严思庵的评本，用紫笔过录下来。翁的题跋是这样的：
光绪庚子四月朔，邑子翁同龢获观。
评点极矜慎，而于鄙意有未尽合者。余粗疏任气，老将至而未知所
裁也。雍正辛亥距今百六十六年，展卷兴感。龢记。光绪庚子五月。
光绪庚子首夏，得此书于邑中书估。有雍正九年钱公筒臣批点，丹
黄烂然，颇极矜慎。是年六月汪柳门侍郎由吴门寄示严思庵先生手批本，
前后数过，最后为康熙五十年辛卯，则又在此评本之前廿年矣。钱公于
严先生为乡里后进，而手眼各别，因以紫色笔移写严评并圈点于册内，
以证吾虞诗派之同异。
思庵先生古之狷者也。其罢官居京师时，至于绝粮，得人馈青钱二
千始济，非其人必不受也。余削籍归田，生计日迫，然犹有书画数箧、
墓庐一区，仰愧先生多矣。龢记。
批本中题记，往往涂抹过半，意当日文字之禁严耶？卷末有味闲居
士鎏者，先生长子也。
庚子六月，北方有警，讹言纷然。回望神京，魂神飞越。此岂吾读
书时耶？然舍读书又何为也。嗟乎，嗟乎！以庸流参大计，以华士谈诗
书，以沾沾格律绳古仙之奇作，同一憾事！是月望，松禅。
自十六以后，无雨。几于流金烁石矣。余假菉卿侄舍以居，书室如
斗，蚊雷轰然，临圈点毕，因记。六月廿九日。
在这十册书中，翁同龢用紫笔过录了严思庵的全部圈批，还在每一卷尾
过录了有时长达数百千字的跋语，一色小行楷，这是翁氏晚年书法极好的代
表作品。在这一切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几段题跋中透露出来他的内心活
动。
翁同龢是光绪帝的师傅，人所共知的“帝党”。康有为就是经他的保荐
得到重用的。一般都把他看做戊戌政变的重要人物。其实他在四月二十七日
就被罢斥了，而变法的诏书是五月初一日才颁布的。翁罢相后并未出京，在
西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杀了六君子以后，才来追究他保荐康有为的罪案，
终于被驱逐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懿旨”中并有“毋许滋生事端”
字样。据马叙伦记，“常热循故事，月具文投地方官云，‘具禀奉旨驱逐回
籍严加管束原任协办大学士翁同龢禀知：本月同龢在籍并未滋生事端’云云，
皆亲笔”（《石屋余渖》）。这大约就是“四人帮”横行时“思想汇报”之
类花样的先河，不过比起清朝故事来，后者可是要严厉、紧张得多了。翁同
龢幸而早生70　年，不但可以虚应故事地交差，还敢在旧书上白纸黑字大发牢
骚，看样子他是并不担心抄家或追查“黑材料”的。翁同龢在乡下读苏东坡
诗集时，正好是义和团起事的庚子年（1900）。他虽久已退归林下，可是还
念念不忘“神京”，并痛骂“参大计”的“庸流”（我不相信这是他的自我
批判），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他自己是否就不是“庸流”，在当时
却是有争论的。他的同乡曾孟朴就在《孽海花》里为他绘制了大体上颇为传
神的画像。他和李鸿章是政敌，甲午之役，他是主战派的首领，与主和的李
鸿章是对立的。不过他也并非什么值得佩服的政治家，并没有什么远见。充
其量不过是平庸的“状元宰相”而已，不只是书生论政的典型，也是将派别
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物。这在同时人的评论中是可以找到不少记录
的。不过即使如此，他的那些题跋，依旧不失为有意义的文献。他的关心国
事，自然也是不错的。
与翁同龢同时或少后，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题跋作者。如沈曾植，收入
《海日楼题跋》中的藏书题跋，大半论及版本源流，应该归入学术性一类，
不过他的文字写得好，有一些是可读的散文。他是“遗老”，文章中带有浓
烈的遗老气与寒酸气，有时十分可笑。如后来成为“四部丛刊”底本的《中
兴闲气集》和《河岳英灵集》，就是他的旧藏，但在影印时，他的题跋却被
删去了。收入《海日楼札丛》的也不完整，查原书，在“甲寅三月？　。”之
前是被灭去了“宣统”二字的。甲寅是1914　年，已在辛亥革命后三年了。沈
曾植和其他一大群遗老，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还在奉着“逊清”的正朔。又
过了七年，许多遗老在“宣统辛酉正月万寿节”（按即溥仪的生日），又在
沈的家里聚会，还在这两部书上写下了“观款”。遗老的名单是“冯煦、王
秉思、邹嘉来、余肇康、吴庆焘、朱祖谋、郑孝胥、王乃征、章梫、杨钟羲、
胡嗣瑗、陈曾寿、陈曾任、沈曾植”，共14　人之多。这些，在商务印书馆影
印时，就都灭去了。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见原书，是不能发现这种
有趣的差异的。从这里，我们又可以得到两条经验：一，一切影印本，不只
是“四部丛刊”，都是靠不住的，多少总有些有意无意的删削、改动，作为
历史资料，还不是可以完全凭信的。二，看来版本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
有助于提供真实的历史资料。
最后，不能不提到郑振铎。西谛是有名的藏书家，也喜欢写题跋。从他
的题跋文中人们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