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下说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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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这样的念头确是从来也不曾出现过。不过近来不同了，
又开始动笔写写文字，也必然要想到过去曾经思索、考虑过的一些问题。有
时想有所引据，或企图更过细地加以钻研，或想为久已酝酿的主题搜寻较完
备的资料，往往只能掷笔而起，叹口气完结。明明知道自己有哪些书，所需
的材料就在某卷某页，可就是看不到、摸不着。明明知道这些书都安然无恙
地放在图书馆里，“蓬山此去无多路”，但还是没有法子想。
已经是八年以前的事了。当时我正在干校里当泥水小工。一天，换上了
劳动服正准备上工，忽然一位头头来通知了，要我马上回上海去，第二天一
早到单位里去报到。这是出乎意料的，是吉是凶，完全不能预卜。但自己明
白，八成不会是好事。第二天遵命去报到了，先是受到大声呵斥，坐在门外，
接着那位头头出现了，简单地说了一句，“今天要按政策没收你的全部藏书”。
这时我就立刻省悟，为什么采取了如此神秘而迅速的手段，那是防备我会进
行私下的转移。
在这简单的宣布之后，就是立刻出动。三十多条大汉、两部运纸卡车，
浩浩荡荡向我的住所开去。车上带了几捆麻袋，人们花了一个整天又一个上
午，总算把我全部印有黑字的本本全部运走了。我这样说，是因为到底还给
我留下了几卷高丽笺，有的还是乾隆时的旧物，就因为那上面没有字迹。后
来我就拿来一张张都写满了字。明知自己不是书法家，也不配用这样的旧纸，
但还是写了。我想，除了检查、交代、汇报之外，我还应该有些另外白纸黑
字的东西。
在查抄过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但在这里，略之。
我向另一位头头提出，是否留下一份目录呢？他向我大喝一声，道：“嚣
张！”这是当时习用的词汇，我们都明白那意思。但今天出版的辞书里的解
释却是不完备的，至少没有反映那特有的丰富而微妙的涵义。我想这是有些
可惜的。
真是出乎意料。第三天，头头来通知了，决定要编一本目录，而且要我
也去参加。我不明白，我的“嚣张”的建议是怎样终于被采纳的。但这种神
秘的决策过程，也还是不去研究的好。
到了机关的一间大房间里，发现我所藏的白纸黑字的东西都堆在那里
了。更出乎意料的是，发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顾起潜先生。他是研究版本的
老专家，是清代苏州著名藏书家顾氏秀野草堂的后裔。二十多年前就刊行了
“明代版本图录”的，我过去在图书馆里也曾看见过他。我想，在当时，他
应该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反动学术权威”，可是竟被弄来参加审定编目的工
作了。那细节，我自然也没有打听。
我的工作是编目，但只是一些被认为够不上善本资格的书才由我来处
理。专家们自己动手的对象当然是不同的。我按照常规努力地编着，记下了
书名，版本，册数，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书帐。但到第三天上，头头来训斥
了，说我在搞繁琐哲学，要我更加紧、简化地编。我想，单是杜诗，我就有
十多种不同的刻本、抄本，用简化法怎么能行呢？但这样的“繁琐哲学”头
头怕是不要听的，解释起来又太费口舌，因此什么也不说。这样，我自己只
负责编了极小部分的目录。到了第五天，头头下令了，我还是回到干校去当
小工。以后那些白纸黑字的事物的命运，就一些都不知道了。
这以后一晃就是五六年。说一些消息都没有也并不准确。曾经有好几次
得到朋友通知，“写作班”里出现了我的藏书；图书馆里也有我的目录书在
任人翻阅；甚至有些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弄到许多画册在看，上面也有我的签
名。这也是我的一种坏脾气，买到一本书，随手要写上自己的名字或题跋，
有时还要铃印。因此也就成了这些消息提供者的依据。当时，听了这些消息，
我也只是“一笑置之”。并不是真的看破了“红尘”，只是觉得愁眉苦脸或
痛哭流涕都并不雅观也于事无补，还不如淡然处之的好。这也是我的一种坏
脾气，二十多年前，一位头头就曾指出我这是“强颜欢笑”，自然就是不认
识错误罪行的表现，因而给了我加重的处罚。
一直到1978　年的年末，我才又去拜访了顾起潜先生。从他那里得到的消
息是令人鼓舞的。他告诉我，我的藏书中间的线装书部分，都很好地保存在
图书馆里，没有什么散失。同时因得到他的照顾，有些残破的书册，还修补
装订过。只要等政策确定、发布，立即就可以发还。
此外，我还在另外的地方看到了顾先生手制的我的藏书中间属于“二类
书”的一份详目，并奉命照抄了三份。我还好奇地打听过，怎样的书才算是
“一类”呢？回答是并没有。我想，那大概是指宋板元抄之类的国宝吧。
我的几本破书够不上“国宝”的资格自然用不着多说，但对我却是珍贵
的。因为它们被辛苦地买来，读过，记下札记，写成文字，形成了研究构思
的脉络。总之，是今后工作的重要依据。没有了它，就只能束手叹气，什么
事都干不成。
一年以来，也曾为此奔走过许多回，遇见过各种人物，经过的细节不想
在这里细说了，总之是没有什么结果。人们的论调、手法，也都是极平常的，
我们大家都非常熟习。如实写下，就难免要犯“公式化”的错误。在这里，
我只想以一个遭受“四人帮”无情掠夺的受害者的身份提出一点卑微的愿望。
何妨让我有条件继续工作下去呢？何妨落实党的政策使物归原主呢？今天，
我能说出这些平庸的看法（在大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日子里，这就不只是
“嚣张”而是“反革命谬论”）是不容易的，很需要一些勇气。因为想到古
人祭书的故事，牵连讲了这许多废话，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免过于饶舌了。
1980　年1　月15　日
再谈禁书
在《谈禁书》里讲了一点有关禁书的故事，意有未尽，想来补充一下。
其实哪里说得上“未尽”，简直是差得远，真的不过只是碰到了一点皮毛而
已。即以禁书的性质而论，曾经碰到的一点是属于政治性一类的，此外还有
另一个大宗则是属于“道德性”的。例如一般所说的淫书、猥亵书、色情书、
黄色书？　。就都是。这最后一个名词是十年前才时髦起来的，是集大成的，
意义更为“广泛”、“深刻”的一个专用词。就连过去最正统的道学家听了
也会为之吃惊，好像世道人心之“古”，再也没有逾于此日者矣。我至今也
还弄不清楚那真切的定义，除了几本确凿无疑的正经书之外，简直就不敢保
险哪一本不是“黄色书”。
我还曾经表示过，我是赞成读书没有禁区的。我想，如果要受到质问，
极可能出现的问题将是，是否对“黄色书”也主张不设禁区呢？甚至是，是
否主张公开发行《金瓶梅》呢？这不是过虑，我想不少同志是必然会有此一
问的。我想，我的回答依旧只能还是那样，当然，我也曾说过，“一时实行
起来并不那么容易”。早已安下了必要的“伏笔”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迹近“离经叛道”的坚定信念，这就不能不追溯到四十
多年以前，当我还在中学里读书时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那是报导新上台
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绩”的，详细内容已经说不清楚，但那要点倒是记得
的。那时在纳粹党的鼓动之下，德国的一些大学生捣毁了一位德国著名科学
家和教授创立的一间图书馆，把所有的藏书（自然是“黄色书”）都搬到柏
林大学，定期焚毁，同时还大声唱歌，那歌词因为是译成古诗形式的，因此
到今还约略记得，他们唱道，“日耳曼妇女兮，今已得到保护兮。”
在当时一个中学生的头脑里，这消息确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大学生烧
图书馆，一也；烧了“黄色书”女性就得到了保护，二也。这疑团一直维持
了很久，后来总算逐渐明白了一点，但最后的恍然大悟，是在过了四十多年，
“前中学生”看到了在林彪、“四人帮”恶意煽动之下的一些“今中学、大
学生”们的烧书“壮举”之后。论规模、论气魄，都远非当日的纳粹希公所
能望其项背，这就是直到今天我依旧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的一个重要的根
据。
照例要讲一点自己的经验。可惜的是这种经验并不多，因此发言权也就
很有限了。记得也已是三十多年前了，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了据明刻本排印的
“古今小说”，买来看了，其中有些篇中出现了一些□□，虽然数量不多，
但读了究竟不免气闷，就写了一封信给张菊生先生。张先生当时是商务印书
馆的“董事长”，年纪也有八十多岁了。但第三四天就收到了他一封亲笔回
信，作了详细的答复，还请馆员把缺文抄下来附给我。这就使我对这位“戊
戌”一役仅存的老新党非常佩服。已经近九十的高龄，又是德高望重的学者，
但头脑并不冬烘，也不道貌岸然，依旧恪守着一位版本学家的好品质。比起
另外一些年纪不比他大，但患得患失，说话荒唐，举止失态的老人来实在是
好得远了。
1950　年初，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无事闲逛琉璃厂，在一家书店买到
一小册抄本《痴婆子传》。这是我买的第一册黄色古书。抄本并不旧，只是
书坊制造的假古董。但却使我看到了一种久闻其名的“名作”，长了见识。
后来到清华园去访问钱默存教授，谈起此事，被他大大地取笑了一通。后来
还写了一联诗相赠，那上联就是“遍求善本痴婆子”。又过了几天，我到北
京大学的图书馆去看书。在办公室里看到穿了大衣索索地坐在那里的向觉
明。承他的好意，允许我到书库里去随意阅览。在这里，不但翻阅了李氏木
犀轩旧藏的许多宋版明抄、顾批黄跋，后来竟又闯入了“不登大雅之堂”文
库。这是北大故马隅卿教授的遗藏。大约有两间房间，深绿漆的钢书架上满
满地放着线装书，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该死的东西。没有好久，门外有人探
头进来问讯，原来是来参观的一队中学女生。她们大约以为我是图书馆的管
理员，问我这间书库藏书的特点。这真使我大吃一惊，立即颇为粗暴地采取
了挡驾的措施。回想起来，当时我的举止神情，就俨然是一位标准的卫道的
道学家。
提起马隅卿（廉），现在知道的人恐怕不太多了。他是五四运动前后就
在北大工作的一位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者。喜欢并努力收藏着这方面的书
籍。他的书斋取名为“不登大雅之堂”，用意也在此。要收集旧小说，就必
不可免地要包括了黄色小说，也许这倒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真义。当然，
正人君子看了是要摇头的，后来马隅卿因为中风，死在讲台上了，有人就说
这是他收藏这类坏书的“报应”。
那天我随意翻阅了大量的这种坏书，收获真是非常巨大。在旧日记里，
还记下了所见的部分书名，现在就抄在这里：《迷吏》、《奇缘记》、《蕉
叶帕》、《花阵奇》、《比目鱼》、《桃花影》、《定情人》、《醉春风》、
《牡丹奇缘》、《觅莲记》、《意外缘》、《归莲梦》、《杏花天》、《绣
屏缘》、《警寤钟》、《催晓梦》、《双缘快史》、《如意君传》？　。我当
然并未一一通读，只是凭着作编辑的经验，少少一翻就明白了这些完全是用
“三突出”的方法生产出来的标准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那些“英雄
人物”，都是非常“高大”并“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本领也真大，譬如常
人一顿能吃四五碗饭就已了不起了，这些“英雄”就有吃一百几十碗那样的
“天才”。依此类推，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是极端虚假的捏造，无论作者反复
声说是如何美妙、快活、圆满也都是完全无效的了。当时读后的感觉也完全
不是“味如嚼蜡”所能形容的。我想，我后来没有变为一位黄色书收藏家，
主要要归功于那一次的见识了这许多“样板”。我又想，这些书之所以变为
“珍本”、“秘本”、“孤本”，并非由于历代皇帝以至“道德家”们的努
力禁毁，而是事物本身判了自己的“死刑”，正如前些年的“样板戏”、“样
板小说”？　。一样。历史是真正无情的，这里又有了一个例证。因此至今我
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仍旧不能忘情于“样板”，一部《红楼梦》里据说
有几十条（？）人命，在“样板戏”？　。背后又有多少条人命呢？人民群众
之所以热烈欢迎近三年来涌现的大量优秀小说、话剧？　。那原因又是什么
呢？人们终于不能不得到这样的结论，想要真正打倒一种事物，只靠口号、
声明、命令？　。是无效或收效甚微的，最聪明的办法莫如让它表演，彻底地
公开地表演，请它自己打倒它自己。
顺便说说，在已出版的北大书目和“西谛书目”以及其他图书馆的目录
里，都是把这些宝贝驱逐出境了的。这种作法并不一定妥当。出借可以慎重，
但名目却应该保留。就如前面开列的一大堆书名，我大胆地抄了下来，因为
这许多原已早见于公开的出版物，如1958　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元明清三代
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里就收了清代官员“销毁淫书目单”等文件，那里就有
着更为繁多的记载，使我们知道曾经有过这许多名目，也是不为无益的。
我还曾被邀到“碧蕖馆”去看过书。惜华非常好客，事先作了准备，找
出来准备给我见识的“秘本”也有数十百种。不过因为有了在“平妖堂”（也
是马隅卿的斋名）里的经验，对这些专讲“妖精打架”的故事丧失了兴趣，
因此不但没有细看，连名目也不曾抄。后来听说这些宝贝一鼓脑儿都被那个
“顾问”抢了去了，不知道现在还无恙否？著名的明刻《素娥编》也是那次
在惜华家里看到的。书前有许多幅版画，人物长大，但图绘和雕版却不精，
比起同时看到的一套“风流绝畅图”的照片来差得远了。这图是明代万历中
刻本，还是彩印的，现藏日本。从版画史的角度看，是重要的作品。此外，
也可以使我们知道，明代末叶社会上弥漫着的是怎样的一种风气。这样的文
字和绘画，就是那么大量地、公开地刻印发卖着。人们一些都不以为怪，就
好像火山爆发之前的庞贝古城里的情景一样。
如果要问这些该死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可以算作一条。我
们平常看历史书，遇到讲起一个朝代到了没落衰亡前夕时，往往只能碰见一
些原则性的义正辞严的分析批判，而且无论哪个朝代都几乎完全一样。结果
只能得到一些虽然正确但却模糊的概念。在这种场合，这些宝贝实物就能给
我们一点小小的帮助。
我的知识浅薄得很，见闻也不广。此外曾经见过的这类古书，除了影印
的《金瓶梅词话》以外，就只有叶德辉所刻的《双梅景闇丛书》、排印的《宋
人话本两种》等。丛书里所收几乎全是道士的胡说八道。我还买到过一厚本
棉纸黑格抄的药方，是明代正嘉之际“卧云山房”抄本。从中居然发现了许
多西门庆之流曾经使用过的配方，可见小说里所写也并非全是子虚乌有。还
有就是从阿英同志的《小说闲谈》之类著作中，得到过一点零碎的知识。外
国文献，同样也知道得极少。在印度，我曾买到过一本Nefza…oni　所作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