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传-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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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美国发生联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人。意味深长的是，这两个人都出身于他的那个社会阶层，而且同属于他的那个家族。
第二章特德叔叔和埃莉诺堂妹
富兰克林·罗斯福五岁时，有一次把埃莉诺·罗斯福驮在背上，在他的游戏室的地板上跳跃嬉戏。那时埃莉诺才两岁，她是奥伊斯特湾的罗斯福家族的成员。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只偶尔会面。在罗斯福家族中奥伊斯特湾分支中，第一个给富兰克林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家族中他第五代堂叔西奥多。
西奥多比富兰克林年长二十四岁。他在事业上始终遥遥领先于富兰克林，足以使他在年轻的富兰克林心目中构成了英雄形象。在富兰克林的孩提时代，“西奥多堂叔”即“特德叔叔”出征西部擒拿暴徒。富兰克林在格罗顿求学时，西奥多曾在纽约成功地担任警察局长，在华盛顿协助主管海军部，在对西班牙的战争中成了英雄，然后又出任纽约州州长。这位义勇骑兵团的骑士喜欢用他那充沛的热情来感染青年。他告诉那个对他崇拜的堂弟和一群听得发呆的格罗顿学生说，“一个人只做到行为端正是不够的。他必须机智，他必须勇敢。”
西奥多完全符合格罗顿学校的理想标准：他是一个勇敢的斗士，努力要实现“廉洁的政治”，反对贪污、腐败和各种显而易见的政治恶习与弊端。他在纽约州任州长时，攻击地方上的头头，因此他们乐于帮忙把他从纽约州送走，让他去当副总统。谁又能够预料到一个发狂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子弹呢？另一个头头——共和党的主席——简直被吓呆了。马克·汉纳惊呼道：“我对威廉·麦金利说过，在费城把那个疯子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是个错误。现在，你们看，那个该死的牛仔当上美国总统了。”他在给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中写道：“你要缓慢行事。”
总统的答复是：“我将缓慢行事。”但是，无论从体力或性情方面来说，他似乎都不可能缓慢行事。他就任总统以后七个月，便要求解散北方证券公司，而不顾约·皮·摩根的彬彬有礼的答复：如果公司作错了事，“请派你的人（司法部长）来找我的人，他们会圆满解决的。”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主张制定关于对工人实行补偿和限制童工的法律，制定关于销售纯洁的食品和药物的法律，实行更有力的全国性的铁路规章，征收所得税和遗产税，采取扫除保守主义的措施。肯定地说，他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和彻底的改革家。正如一位研究改革问题的人说的，“他也许有蛮横的战斗精神，在对待托拉斯问题上也许会采取躲闪态度，在社会立法问题上也许会进行妥协，他也许看不清那些没有把改革和西奥多等同起来的改革家们的优点。”但他却把改革搞得有声有色，而且赋予它以一种可敬的气氛。
富兰克林无法逃避特德叔叔曾称之为“公众心中的激动和愤怒的情绪”。这位作为义勇骑兵团骑士而曾经赢得年少的富兰克林的钦佩的人，如今又作为一位改革家而受到他的崇拜。富兰克林在和总统的侄女结婚前后曾多次在白宫见过总统。他必然考虑过他的事业与他的堂叔早期的事业雷同之处：西奥多曾在哈佛念书，竞选级长失败，后来上了哥伦比亚法学院，然后进入政界。富兰克林几乎不可能忽略那些潜在的相同之处。１９０７年有一天，他告诉他在法律事务所的几位同事说，他对他的事业已经胸有成竹：先在州议会里赢得一个席位，然后去海军部当助理部长，随后当纽约州州长，最后登上总统宝座。他的朋友们没有嘲笑他，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的计划的。西奥多堂叔的事业不就恰恰是这样的吗？
但是，他们却缺少一个重要的相同点。西奥多始终是一个共和党人，而富兰克林呢？他是什么党？他的父亲深信联邦政府应该诚实、节俭而且机构精简。他是克利夫兰的一个民主党人，他的儿子同样也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那段岁月对于一个身为克利夫兰民主党人的罗斯福家族成员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在１８９６年，詹姆斯这个东部的资本家确实不可能支持布赖恩；他很可能投票拥护麦金利。１８９８年，詹姆斯为西奥多竞选纽约州州长进行活动。富兰克林从格罗顿学校写信说：“听到特德当选，我们都欣喜若狂。”１９００年，富兰克林加入了哈佛大学的共和党俱乐部。他在一次为支持麦金利与罗斯福被提名为正副总统候选人而举行的火炬游行中，曾在波士顿游行了几英里。１９０４年，他把生平的第一张选票投给了西奥多。这再一次表明，家族关系是最有力量的。
罗斯福早年是一个民主党人吗？从子承父志的观点来看，他是个民主党人。但遇到具体的问题，他却支持共和党。实际上，他的党派倾向，正如他的思想倾向一样，是不定型的。他为什么不以共和党的身份进入政界呢？在那种情况下，他就完全可以直接继承西奥多的政治路线。关于这点，最可信的解释似乎是，富兰克林从法学院毕业时，西奥多在共和党内的权力，如同进步主义派在共和党内的影响一样，正在削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西奥多于１９０４年断然声明，他不再竞选下一届总统。１９１０年，富兰克林可能更多地是由于机缘凑巧，而不只是因为他本人的筹划，富兰克林竟有可能被列入两大政党中任何一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而参加竞选。他参加了民主党，这倒不是因为他对民主党抱有信心，而是因为民主党需要他，并且找上门来。
埃莉诺·罗斯福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弟弟埃利奥特和安娜·Ｒ·霍尔的女儿。富兰克林是她的远房堂兄。她是特德叔叔的侄女，具有总统家庭成员的全部魅力。这一点对于富兰克林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但也不过是最次要的一点。埃莉诺在成长的过程中，曾是一个腼腆、忧郁的姑娘，她有罗斯福家族天生的那种凸牙，上面带着矫形钢丝套。在富兰克林上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他突然看到埃莉诺变成了一个身材细长而苗条的姑娘，浓浓的头发下面长着一张漂亮而富有表情的脸庞。富兰克林坠入情网，在１９０３年晚些时候向她求婚。她同意了。那时，富兰克林才二十二岁，而埃莉诺也只有十九岁。但是，她后来说：“这好像是十分自然的事，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俩都很年轻，而且阅历不深。”
但是，萨拉却想到这样的问题。她对儿子突然宣布的婚约感到不知所措。她守寡不过三年，本来期待儿子能陪伴着她，在海德公园定居下来。她对富兰克林说，他们年纪太轻，不宜很早结婚。但她的儿子态度坚决，而且很有策略。他在写给她的信中说：“我心里明白……而对于你来说，亲爱的妈妈，你也知道什么也无法改变我们俩之间一向存在、将来也不会改变的关系。惟一的变化是，你现在要爱两个孩子，同时也得到两个孩子的爱……”埃莉诺写来了一封充满着伤感的信，要求大家不要再烦恼了，她说：“……我的确非常希望你能学会对我有一点爱。你要知道，我将永远努力按你的愿望行事，因为在刚刚过去的夏天，我对你的爱变得更深了。”
萨拉想拖延婚事，便在１９０４年初带着富兰克林到加勒比海地区巡游。到他返回美国时，他还像以前那么坚决，一定要和埃莉诺结婚。萨拉让步了。对于埃莉诺这个人，她并不反对。真的，如果富兰克林这么年轻就要作出选择的话，那么她对他选中这个姑娘是感到高兴的。这对未婚夫妇，在细心的陪伴下，在坎波贝洛一起度过了几个星期，以便更好地互相了解。
富兰克林和埃莉诺于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７日结婚。婚礼由恩迪科特·皮博迪主持。刚刚宣誓就任总统的特德叔叔从华盛顿赶来送侄女出嫁。西奥多·罗斯福在婚礼上不可避免地喧宾夺主；客人们聚集在这位和蔼可亲的总统身旁，使新婚夫妇饱受冷落。一位亲戚看到这种情景，尖刻地说：“他去参加婚礼，就想作新娘；参加葬礼就想作尸体。”富兰克林和埃莉诺按照旧时的奢华传统去欧洲度蜜月。在伦敦下榻布朗饭店，在巴黎参观画廊，在威尼斯的月光下乘狭长形平底船游览，穿过阿尔卑斯山脉悠闲地向北旅游，最后到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庄园走亲访友。
富兰克林的童年是欢乐愉快和无忧无虑的，而他妻子的童年却是动荡不安和充满忧伤的。她在纽约市那些褐石房屋里度过的童年生活可以作为伊迪丝·沃顿的小说的素材。她的母亲是个性情忧郁、冷漠无情的人，因患剧烈的头痛而受尽折磨，在埃莉诺八岁时去世。她的一个兄弟几周以后也死去了。她热爱她的父亲，他是一个性情愉快、富于热情的人。他叫她“小内尔”，后来小内尔就成了她梦中的人物。但是，他因酗酒而病倒，长期住在疗养院，在埃莉诺十岁时死去。她回忆说：“我的姑妈告诉了我这个噩耗，但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我哭了很久，上床睡觉时还在哭，最后我入睡了。第二天一开始，我又像往常那样生活在我的梦幻世界之中。”她母亲的家庭把她抚养成人，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努力使她建立自信心。埃莉诺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因为自己的女儿总是板起面孔和缺乏风度而感到烦恼，并曾经当面称埃莉诺是个“老婆婆”。她的一位姨妈说，她是一个老处女，永远也没有希望嫁出去。更糟的是，另一位姨妈在爱情上接连地遇到极其不幸的波折，而一个舅舅酗酒。整个霍尔家庭的人过着令人头晕目眩的社交生活，这远远不是他们的经济力量所能负担的。
埃莉诺大约十五岁时，在英国学习三年。后来回到纽约，已经变得远比以前自信和沉着了。但是，她的童年生活使她对于遭受同样痛苦的人们产生了同情心，而且永远也不会把他们抛弃不顾。她曾经看见一个外表十分讨厌的男人企图把坐在她身旁的一位妇女的钱包抢走，这个人的面孔萦绕在她心中达几个月之久。她对于那些衣衫褴褛的小报童非常关心。过去她曾帮助她的父亲向他们供应一顿感恩节晚餐。十九岁时，她在一家移民服务所任教，并为消费者联合会调查妇女的工作条件。她的同情心和敏感性必然给富兰克林的社会视野打开新的一面。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对新婚夫妇１９０５年秋天度过蜜月归来以后，关心的是眼前的事情。他们搬进东三十六号大街的一幢房子，这是萨拉租的并且配备了家具。在这里，他们住了两年，直到萨拉在六十五号大街上建造的两幢比邻的房屋完工后才搬家。这两幢房子萨拉自己住一幢，另一幢由儿子和媳妇居住。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安娜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出世。在以后的十年中，还将有五个孩子诞生，其中有一个因患流感夭折了。对埃莉诺来说，这些年是艰苦的岁月。她对于繁多的家务缺乏准备。她因为孩子死去而严厉地责备自己，虽然这不是她的过错。她的婆婆设法为她安排家庭生活，而且往往做得很成功。
埃莉诺非常渴望参与她丈夫的活动，于是便努力学习驾驶富兰克林的福特小轿车，学着骑富兰克林的那匹名叫博比的马。但是，她开车时撞了门柱，而且也无法驾驭博比。她独自练习打高尔夫球好多天以后，就鼓起勇气和她的丈夫在草坪上一起打。他观看她猛打高尔夫球几分钟以后说，她还是不打为妙。她听从劝告，也就不打了。
富兰克林的年轻的妻子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在萨拉这位婆婆的控制下觉得局促不安，而且希望更多地参与丈夫的活动。但富兰克林对妻子的这些思想感情似乎麻木不仁。当他发现埃莉诺有一次在他们的——或者说萨拉的——那幢座落在六十五号大街上的房子里，坐在梳妆台前潸然落泪时，他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茫然不知所措的沮丧感情，而不是一种充满焦急的同情。他追问道：“你到底怎么啦？”虽然他热情地对待妻子和家庭，兴致勃勃而又精力充沛地和家人一起野餐或乘游艇游行，但他也能在纽约市的大学俱乐部里消磨许多个星期六下午打扑克。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似乎能够毫不费力地把他的生活截然划分开来。
罗斯福１９０４年秋进了哥伦比亚法学院，度蜜月归来后不久升入二年级。在这里，他重复着以前在哈佛的生活方式，只是少了课外活动。虽然哥伦比亚拥有一批杰出的法学教授，但富兰克林对法律课程毫无兴趣。他的成绩平均又是Ｃ。他有两门功课不及格——其中一门是“辩护与实践（一）”，需要补考。他在三年级结束前通过了纽约律师考试后，立即退学，因此没有获得法学士学位。十分清楚，学习法律对年轻的罗斯福没有什么吸引力。
至于开业当律师，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他通过亲戚关系，在旧华尔街的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谋得了一个职位。第一年，工作不给报酬，而且干的都是一些例行公事。但是，他承办了一些诉讼案件——其中许多来自他那好打官司的家族。他对诉讼谈判中那些不休的争执和讨价还价感到有乐趣。他对法律教育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感到惊讶和沮丧。他发现法律的“崇高原则”与他的亲戚由于一只皮箱在勒哈弗码头上被损坏而引起的风波以及对一份遗嘱或一个土地转让契约所作的解释等问题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罗斯福对于法律的更广泛的含义不感兴趣。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在卡特—莱迪亚德—米尔本法律事务所的前途——以及他的整个事业——都会变得截然不同。这个事务所为诸如新泽西州美孚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等诉讼委托人进行辩护，以抵制政府对托拉斯发动的进攻。面对进步党人的主张，它为维护法人的利益而进行的辩护充满着冷静的、负责的精神。事实证明，罗斯福在与当事人、律师、债权人以及法庭周围的那些政客和未来的政客们日常的接触中所受的影响远比法律概念对他的影响要大。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法律感到厌倦了。他身上的某些因素推动他到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对于罗斯福来说，哈佛毕业以后的六年，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表面上看，是平静无事的六年，也是韬光养晦的六年。但在表面之下却有着一股潜流，它是由于时代的特征、他的妻子和同事们以及工作提出的要求而被激发起来的。到了１９１０年，这一时期宣告结束。罗斯福为了迎接摆在他前面的机会已作好了准备。
第二章竞选州参议员（1）
一般的美国政治家为了取得由选举产生的职位，都采取前人惯用的方式。他们在一个可能竞选获胜的社区中深深地扎下根去。他们参加诸如共济会、农民协进会、埃尔克斯协会、退伍军人协会等各种各样的组织，在那些组织中能够与各方面进行有益的接触。他们在做礼拜、办慈善事业和尽公民的义务等方面都很积极。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开导致人们分裂的争论，这样就会迅速地使自己在任何得到广泛社会支持的运动中居于首领的地位。最重要的是，他们努力使自己成为善于同各阶层人士打交道的“交际家”。
实际上，这些事罗斯福一件也没有做。他可能梦想过要参加竞选获得公职。但肯定地说，他没有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