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说唐-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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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可能就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诗《胡旋女》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刮目相看的。
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1889～1975）生前曾经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唐朝的声音
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很精彩，很提气：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
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李肇的《唐国史补》也有类似记载：
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绐言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以出，合坐嗤笑。顷命酒，昭曰：“欲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发，乐人皆大惊曰：“此必李八郎也。”遂罗拜阶下。
李清照的《词论》，所以从李八郎讲起，她是强调，诗和词，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对歌手而言，字正腔圆，可唱是第一诉求。必须朗朗上口，能够唱出来，方算合格。
因此，词对声韵的考究，胜过对文义的推敲。那时，李清照二十出头年纪，才高气盛，说话不留馀地。对当代名家，甚至对欧阳修，对苏轼，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她眼中，这班大师的作品，虽然文义不错，但是音律不协，她调侃之曰：“则不可歌矣。”并放言：“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一句，把北宋词坛，统统否定。
这小女子，实在够有勇气的。
在宋代，词可唱，在唐代，诗也可唱。
因为，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而诗人很多，诗的产量也很高。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依赖于书籍的传播，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诗集的出版，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买个书号那样简单。印书是一种奢侈，一种高消费，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自费出书，谈何容易！因此，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咏他们的诗，唱他们的词，这才能家弦户诵，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唐代为中国音乐史、诗歌史上双双丰收的时期，也是歌唱家最吃香、最光彩，诗人最张扬，或者还可以说是最牛皮的时期。
道理很简单，诗人推动着歌手这个行业的兴盛，歌手促进着诗词这门艺术的繁荣。唐朝的诗人，要买歌手的账，同样，唐朝的歌手，也很买诗人的账。歌手没有诗人的诗，出不了名，诗人没有歌手的唱，成不了名，他们是互相需求的关系。特别是有些歌手，专门唱某位诗人的诗，合作久了，那关系更密切，更亲近。例如——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
前诗中的李龟年，后诗中的米嘉荣，都是遐迩闻名的歌手，也是诗人的莫逆之交。而米嘉荣，更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的米国来长安献艺的洋歌手。由此想见，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类似三里屯的歌厅、迪厅、酒吧、KTV里，吃演艺饭的唐代“京漂一族”，不仅有中土人，还有西域人。在这样华夷杂处，中外合璧的声色世界之中，唐诗跳出书面文字的羁绊，是一门益之以声韵、旋律、伴奏、表情，边歌边舞，以声音为表现手段，既有读者，更有听众的艺术。
唐玄宗李隆基，能写诗，更喜唱诗，凡搞文艺晚会，这是不能少了的节目。开元中叶，海内升平，某年某月，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他兴致一来，便偕杨玉环作月夜之游。这位算得上中国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一句话吩咐下去，烛光如炬，夜色如昼，那姹紫嫣红的花朵，那千娇百媚的美人，相互辉映，别有情趣。唐玄宗，陇西贵游子弟，非蠢淫之徒，颇懂得一些风雅。于是，把这场宫廷里的烛光派对，搞得极有诗情画意。这种场合，凑趣的诗人不可少，酬应的诗作不可少，如同药中的甘草，菜中的味精，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文人就派上用场了：
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李浚《松窗杂录》）
那天，李大师事先喝得高了一点，轿子将其抬到宫内，“犹苦宿酲未解”，懵懵懂懂，
不知所云。但到底是天才，援笔即成。尽管醉了，打着酒呃，写出来的诗，却能表达出那个时代的风采。《清平调》三首，现在读起来，仍是富丽堂皇的盛唐气象。
大气，高昂，雍容，华彩，是唐朝声音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对应的声音表征，譬如，上世纪60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会想起三面红旗，浩浩荡荡；譬如，70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你就会想起革命狂飚，歇斯底里。所以，宋人李清照女士，很不满意宋词之不可歌，遂著《词论》以正视听。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论，当代文人所写的旧体诗词，就不敢恭维了。除了五言为五个字，七言为七个字，没出数学错误外，能如美国流行音乐RAP，能如顺口溜、莲花落、快板书、三句半，合辙押韵，八九不离十，可以说而唱之，也就谢天谢地了。
因此，说唐，不能不说唐诗，而说诗，不能不说李白，而说李白，在他全部作品中，不能不说他这首饮酒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他的这首代表作，这首表现唐人风流的诗，也是他放纵不羁的性格之歌。必须交给一位出色的歌手，持卮而唱，淋漓尽致，声情并茂，酒酣耳热，方能唱出诗人的豪迈。而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君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能唱得举座皆惊，心惕神励，抚髀击案，胸膺和鸣者，除了李清照《词论》里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再无别人。
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讲到了她：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念奴，皇室歌舞团中的大牌歌星，李隆基的“钟爱”。一位歌手，在最高层那里，够这两个字的级别，非同小可，其御用性质，不言而喻。不过，她人美艺高，声色俱佳，人长得漂亮，歌唱得更漂亮，别看意大利的帕瓦罗蒂，能唱到高音C，也就是简谱两个点的“DO”， 就让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而唐代的这位女高音，其音域之宽之高之广，估计那位巨无霸，也望尘莫及。据野史，有一次，玄宗驾幸灞桥，万民欢腾，声震天日。有近侍进言，若能念奴引吭高歌一曲，其声所至，四野屏息，则微风拂柳之音，河水流逝之声，陛下也会听闻。一试果然，证明其穿云裂石，金声玉振的歌喉，确非虚言，也难怪具有艺术秉赋的帝王，为之倾倒而“钟爱”了。
此说或系夸张，但词牌之一《念奴娇》，因为“其调高亢”，为她所擅长，成为她的主打歌曲，遂以她名为名，口碑相传，直至今天，也是众所周知的。我也纳闷，那时没有作协、音协搞排行榜，搞金像奖，没有电台、电视台搞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之类的评比，怎么她就能获得以个人名为歌曲名的光荣？显然，这中间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权威说了话，才拥此不朽声名。在唐开元年间，那唯一的谁也不敢反驳的人物，我想，该是有功夫赞扬一位小姐的眼睛，还有兴趣发表一番音乐评论的，日理万机的万乘之尊了。
金口玉言，自然他说了算。
唐玄宗干得出来。第一，他有这份艺术鉴赏力，不是抖小聪明，小机灵，玩小花活；第二，他也有这份风流，堂而皇之，不扭扭捏捏，光天化日，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不假模假势，敢作敢当，不矫情装蒜，半点不想隐讳对这个歌手的“钟爱”。
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
李隆基，不是好皇帝，但他真风流，很个性。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休说一国之主了，连稍稍有点权势，有点身份，有点级别的臣宰员吏、藩台府臬，也只敢偷偷风流，决不敢公开浪漫。两块“肃静”、“回避”的牌子，在前面开道，脸部肌肉不硬不僵，也不对称啊！
于是，凡官必摆谱，走路迈方步，有权必拿架，张嘴说官话。于是，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不让人猜透他心里的想法，便是官员们的标准面孔。因此，说他是活着的尸首，可以；说他比尸首多口气，也可以。他们即使想将这个漂亮歌唱家搞到手，绝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样本色，那样潇洒，那样性情中人。“哇噻，这小妮子的一双媚眼，真能放电啊，让朕实在有点吃不消呢！”
这一点，你得佩服李隆基，你得佩服唐朝出现的这种大气，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的张扬放肆的精神。据《旧唐书》，说这个玄宗——
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太常又有别教院 ，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馀，又新制乐谱。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竿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
唐代宫廷的礼仪乐队，共分十部，每部又分为坐位和立位，整个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名乐手。这时的玄宗，我觉得更像那个日本人小泽征尔，在指挥着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交响乐团。因此，李隆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玩闹，而且玩闹得绝对正点的皇帝了。唐朝的声音到开元达到峰巅，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李世民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只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话，那么，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二十九年的开元之治，才算是正式的演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诗人，名画家，名歌手，名乐手，几乎都在开元年间联袂出现。西方历史上，也许只有15世纪的文艺复兴，差可比拟。
应该看到，唐玄宗如此大排场，大铺张，除了雄厚国力的支持，承平岁月的逸乐外，就其个人而言，是与他沉溺声色，生性放荡，纵情恃性，不拘形迹的胡人血统分不开的。鲁迅说过，“唐代帝王，大有胡气”， 这胡气，还不仅仅是因为唐高祖李渊的从母，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据此判断，李姓皇帝带有鲜卑或拓跋的尚未驯化的民族本性。有朝一日，挖开乾陵，查一查DNA的话，匈奴、羯、羝、羌的基因，在李姓帝王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闳大，更壮观，这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涌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究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就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