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5.活色生香-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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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接受了极权主义国家理论的教育，也不是由于被灌输了忠于天皇的思想……在日本家庭生活中，受日本式教养并对‘自身’极其敏感的青年，一旦陷入这种环境，极易变成野蛮……这回就使他们自身变成精于折磨别人的人。”我们说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又有什么说服力昵？
　　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看到这句话，那些认为“日本人民善良、友好”的中国人是否还得为他辩护，说他只是到部队后才变成一个蔑视中国，赞扬“圣战”的人？
　　最后，我们来看看日本人民是怎样欢庆胜利的。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举国上下热烈地进行了庆祝活动。东京、大阪、横滨、京都和奈良等地连续三天三夜游行庆祝。人们奔走相告，交相赞颂，全国沉浸在一片欢庆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桥外参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络绎不绝。男人们手举膏药旗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甚至妇女也身着盛装，前来祝贺，向皇宫深深鞠躬。这是一幅日本人民拥护日本侵略战争的绝好画照。
　　在二次大战末，美国有一个人的话很生动地说明了日本人民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这个人名叫埃德温。莱顿，是一位毕生从事日本人心理学研究的教授。当时，美国要给日本投放原子弹，但此时的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却很是疑惑，因为在他看来，投放原子弹是非常不道德的，但是，如果不投原子弹，又难于使具有浓厚武士道精神和大和民族精神的日本人投降，因而，他便去问埃德温。莱顿教授。这位教授说：“将军阁下，在当今的日本，只有天皇有权使日本人停止战争，但即使对他来说，停战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他让日本所有的妇女都剪去头发，或者叫国民们倒立起来，用手走路，他们都将照办不误。甚至如果他命令所有的男人都割去睾丸，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从命。但是命令军队放下武器，却又是另一回事。”于是，尼米兹打消了犹豫，决定投原子弹。这位教授的话说明，日本天皇的权威是极大的，但即使他仍难以让日本人投降。可见日本人是拥护战争的。自然，日本人民也是拥护战争的。（后来的事证明了这位教授的话：裕仁宣布投降前，遭到激烈反对）
　　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德国著名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其著作《德国人：一个双重历史的国家》中谈及二战时说：“……但是所有这些陈述，都没有涉及德国人民应当负什么罪责。”“但是在国内深入一步追究这场世界大战的罪责，就会直接指向德国人民。德国人民多年来以默许的态度对待这场罪恶，现在要想说成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这是徒劳的。”类似地，日本人民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或“无辜者”。日本人民不是默许地，而是积极地拥护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对中国和对世界的侵略。而中国人却硬要把日本人民说成是善良的、反对战争的，并且是无罪的，这只能欺骗那些用屁股思考问题的人。
　　日本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所犯下的罪行，磬竹难书。他们割占中国土地，勒索战争赔款，奴役中国人民，抢劫财产，烧毁房屋；奸淫妇女，上至老妇，下至幼女，无一幸免；割去妇女的乳房，用刺刀插入妇女的阴户，挖出孕妇的胎儿；刑讯中国革命志士，枪毙无辜；对中国人进行集体活埋，或挖眼，割鼻，活体解剖……无所不用其极，给中国造成无比深重的灾难和耻辱。对此，中国人却认为只是一小撮日本的统治阶级的罪责而已。这又怎能令人信服？日本从天皇到平民，从官兵到工农，从良女到军妓，从老人到小孩，从知识分子到文盲……无一不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战争；在侵略中国的七十余年中，日本工人和农民生产出武器和粮食送给日本军队，并且其自身也成了日本官兵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官兵又是屠杀中国人民的直接执行者，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无可推卸。
　　日本人具有浓厚的武士道精神，这种精神在本世纪30年代与“现代”的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便恶性地膨胀起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断，产生了一种更加反动、更加野蛮的法西斯武士道精神。这种武士道精神浸透了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使他们在被侵略民族面前是杀气腾腾的凶神恶煞和刽子手，而在日本天皇和各级军官上司面前却又是十足的奴仆和炮灰。他们神魂颠倒，兽性大发；他们充满了强烈的愚忠精神，视死如归，甘愿充当“肉弹”，在战场上宁死不屈；他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恶毒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妇孺；他们像疯子一样驾驶飞机去撞美国飞机和军舰。所有这些现象所体现出的好斗和凶残的精神，是日本和族的精神，是每个日本人都具有的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说成仅仅是日本军队才有的，是令人无法理解的。日本人民无疑也具有这种精神。正如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所说：“哪怕是思想最先进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武士。”很显然，武士道精神也存在于日本人民的灵魂中。而武士道精神正是好斗、凶恶和愚忠。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民内心是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的。
　　侵略别的国家，屠杀别的国家的人，强奸别的国家的妇女，奴役别的国家的人民，抢劫别的国家的财产，烧毁别的国家的房屋，这是令人痛快的事，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人性便是如此。日本人民并不例外。
　　不错，二战时日本确有和其他一些人反对那场侵略战争，同情中国；也有些日本士兵逃跑，甚至暗地里帮助中国抗日军队，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少数现象而已。偏偏中国人却爱扩大这些事情的意义，说：看哪！这说明日本人民是反对日本的侵略战争的！殊不知，日本正宣称和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并且正妄图称霸全球呢！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心灵太脆弱了，太善良了，凡事都往善处想，不敢往恶处想。他们宁愿抹杀事实，自欺欺人，也不愿也不忍把恶人说成是恶人。他们喜欢把罪恶淡化，把善行扩大。所以他们一贯认为，好人好事——哪怕很少——便可代表全体，而恶人恶事——哪怕很多——却无资格代表全体。这种心理便使得他们把寥寥几个反对战争，同情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日本人民，而把千百万个鼓吹战争，蹂躏中国的日本人说成是少数。中国人这么做，无异于叫唤：一可代表一百，而九十九却是少数。（中国的这种作法虽然蛮不讲理，倒也是中国的国粹。1995年，深圳瑞进电子有限公司韩国女老板强迫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集体下跪，当时只有一个叫孙天帅的人没有跪，其他人都跪下了，这是何等的让人痛恨；更可气的是，直至1996年，中国的宣传界还非常高兴，竟说，他没有下跪，表明中国人有不跪的传统。一个诗人还为此而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中国人，不跪的人》，然后列举了文天祥、岳飞等例子。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错，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民产生了厌战心理。有人又据此得出结论，说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可要知道，此时日本人厌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日本人民由于越来越不堪重负，而且由于日本节节败退，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和恐惧，这才产生了厌战甚至反战的心理。换句话说，是日本再也捞不到好处才使得日本人民厌战甚至反战。这是人之常情。这好比一个强盗，去抢人家的财产，和人家争斗了好久，最后打不过人家了，占不到便宜了，便产生了后悔心理。假如日本仍能捞到好处，日本人民是仍会拥护战争的。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民族优越感和好斗传统，日本人民又不甘心停止战争，更不愿意投降，相反，此时还想称霸全球，统治其他民族，所以在心理上和行动上仍在支持这场战争。长期的熏陶和心理积淀使日本人养就了贪婪、野蛮、凶残和好斗的思想，并且根深蒂固，不可能因眼前的挫折和失败而改变。正如强盗不可能一下子幡然醒悟，丢掉他的狼子野心。前文的美国心理学教授的话即形象地说明了日本人是难于投降的。日本人（包括日本统治者和日本人民）将抱着“一亿玉碎”的决心，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是，在神一般的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才投降了。否则，历史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日本和族从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人也确实勇敢，宁愿民族灭亡，也决不投降。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战争快要结束时，日本人虽然对战争产生了犹豫、怀疑、厌恶甚至反对的情绪，但更倾向于“主战”。而中国人在评论时却只看到了前一方面，没有看到后一方面。退一步讲，即使战争快结束时日本人民是完全反战的，但在这之前的漫长的时间里却是主战的。因而总的看来，日本人民是主战的。
　　中国人常说某某民族好斗；但这时若有人对他们说，这个民族的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是拥护战争的，那么，他们又会挣红脖子，突起眼睛，争辩说不是这样。因而中国人会说日本和族是个好斗的民族，但绝不会说日本人民是好斗的人民，更不会说得那么白，说日本人民是不爱好和平的，拥护战争的。其实，一个民族好斗的话，其人民拥护侵略战争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假如这个民族的人民不拥护侵略战争的话，这个民族好斗也无从说起了。像日本和族这样好斗的民族，我们却要把它的人民说成是爱好和平的、反对战争的，实在荒唐可笑。
　　日本人民是不友好的、不善良的、不爱好和平的，实际上他们是野蛮的、凶残的和拥护战争的，他们比当时的德国人还要百倍地狂热而顽固地拥护日本的侵略战争，对此，又有谁能否定他们的战争罪责？但中国人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日本人由于从小生长在那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才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才拥护那场战争的，因而日本人民仍然无罪。这些中国人承认了——无意识地承认了——日本人民是拥护侵略的，比起那些顽固地认为日本人民是反对侵略战争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实在难能可贵，但他们又把日本人民的罪责推卸给了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按他们的逻辑去推理，我们可以得出，助人为乐的人也没功劳了？惩罚凶徒的人也没功劳了？抗敌入侵的人也没功劳了？因为他们高尚的思想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下养成的。
　　我们必须清楚，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是由日本人自己造就的，并非天生的，没有日本人，哪里会有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而归根结蒂，是日本人自己使自己养成了好斗、凶残的性格，并拥护那场侵略战争的。所以说，日本人民是要负战争责任的。中国人实在有办法，妄图转移我们的注意方向，使我们只去追究日本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这种抽象东西的罪责，而将实在的人的罪责推卸得一干二净。这是在中国用得极多的为日本人民推卸罪责的伎俩。这种伎俩像散发出的迷雾，遮住了事情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迷惑了中国人。
　　当代日本有许多极右翼分子为东条英机等战犯翻案时叫嚷说，他们是由于“国家制度”才发动战争的。这种“国家制度”与中国人所谓的“环境”如出一辙。我感到异常的惊奇，同时更感到悲哀。我无法理解，中国是个受害者，却居然会有人与日本人，而且还是极右翼分子具有如此相同的想法。就算如中国一部分人和日本极右翼分子所说的那样，日本那些战犯是在一定的“环境”或一种“国家制度”下产生的，那更足以证明整个日本国家是有罪的，我们就只要向整个日本国问罪就是了。
　　我们要知道，人的思想（无论善与恶）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产生的。假如由于日本人的拥护战争的罪恶思想是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我们就把其罪责归之于“环境”，那么，我们无疑也要勾销其他所有罪人的罪责：中国的秦桧、慈禧、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日本的裕仁、东条英机、谷寿夫，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还有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无一例外。因为他们也并非天生下来就是恶棍，他们也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养就了罪恶思想，从而才去作恶的。
　　中国人其实完全可以造出一个“人类环境”和“人类制度”来，认为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是这二者制造出来的，于是人世间所有的恶人和恶行都无罪了。
　　中国人很奇怪，他们反对“人性本恶”论，也反对“人性本善”论，认为人性是后天形成的，但却独独认为日本人民是“本善”的，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下才变恶了。由于日本人民是“本善”的，所以尽管他们犯下了罪行，中国人也认为应当开脱其罪责。看来，中国人似乎认为，只有日本人民（还有其他人）天生下来就是坏蛋，我们才可追究他的罪责，否则，我们只有去追究“环境”的罪责。这是那门子逻辑？
　　纵然日本人民是“本善”的罢，他们在事实上总犯了罪，我们也依然要追究他们的罪责。这好比一个人，纵然他是善良的，甚至是高尚的，假如他由于被人引诱而杀了人，甚至由于失误而杀了人，法律也依然要制裁他，而绝不能认为他无罪。
　　我敢说，现在的中国人接受“日本人民善良、无罪”这一观点时，绝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他们当时并没有问：“为什么是这样？有什么证据吗？”他们当时接受的也只是这一观点，而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证据，他们甚至想都没想到要看这方面的证据。他们接受这一观点后，从此再也没有怀疑过。其实，中国人只要略略动动脑子，再大胆一些，就可很容易地发现日本人民是有罪的。
　　日本人民的战争罪责绝不像中国人说的那样是没有的，也并不是很小的，而是很大的，与日本统治者的战争罪责各有千秋。说日本人民无罪，乃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大错案。
　　至此我们可得出结论，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拥护那场战争，其人民也拥护那场战争，日本是整个民族都拥护那场战争；日本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要承担战争罪责，其人民也要承担战争罪责，日本是整个民族都要承担战争罪责。
　　中国人认为日本侵略中国，其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要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五十年来我们便不能说日本是战败国，而应当说日本的统治阶级是战败阶级。近几年来我国也不应当要求日本给我国以民间赔款，而应要求日本统治阶级给我国以民间赔款。
　　纵然战争罪责只在于日本统治阶级，与日本人民无干，那么到最后，我们也要把这一责任归到整个日本民族，从而我们还得向整个日本民族复仇，自然，日本人民也逃脱不了那场灾难。这正如一个人用手杀了人，我们不能只治罪那只手，把那只手剁了便完事，我们要把这个人处决。我们无法将统治阶级与民族割裂开来，认为前者犯的罪与后者无关，恰恰相反，应当认为前者所犯的罪也即是后者所犯的罪。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所做所为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功过，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日本整个民族有罪，毋庸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