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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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口赞扬张鹏翮实心办事。
康熙帝回銮之日，又赐张鹏翮御制诗扇。他又对张鹏翮说： “朕三十年前泊舟于此，水不能覆堤者数寸，今安澜若此，卿之功也。”对他大大鼓励了一番。因张鹏翮治河殚心竭力，不辞艰瘁，又清洁自持，由吏、工二部议叙奖励，加太子太保衔。康熙帝书榜赍张鹏翮之父张琅，并赐他御制《河臣箴》和《览淮黄成》诗，恩宠有加。
以后，康熙帝每隔两年南巡一次，视察河工，对治河提出具体指导，康熙帝见河水清畅，高兴地说： “异哉！此二十年所仅见也。”他又不断督促张鹏翮，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有时张鹏翮表现得十分懒散，安居署中，数月不出，凡事委派下人，康熙帝告诫他要时时巡视河堤，不避风雨，以勉尽职守。
张鹏翮及其以后数任河道总督治河依照靳辅成法，使黄河大堤得到进一步治理。从靳辅治河遗规，中经雍正到乾隆，直到1855年黄河改道北上入渤海，这一百多年间黄河从未出现过大患，黄河下游，农业连年丰收，治效之好是历史上所仅见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清朝前期的皇帝多是英主，却又很专断，不容臣下有表现才能的机会，所以官僚多无建树，这一点在靳辅等人治河的事情上表现得最明显。如果自始至终都信任靳辅，治河工程将会更好。
靳辅的冤情有目共睹，于成龙之冤，却冤沉海底，无人谅解。挑浚海口明明是康熙帝的意思，他不过是附和而已。反对靳辅的逆流，如果没有康熙帝推波助澜，本来是不会泛滥成灾的。康熙帝以万事通自居，为了逞一己之能，把好事办成了坏事。但康熙帝毕竟是英主，没有像某些昏君那样办了一件坏事就再办一百件坏事来掩盖，而是把坏事改正，办成好事。只是劳民伤财稍多。
靳辅治河十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和精力（包括国家的人力财力）都在内耗中荒废了。于成龙毕竟是清官，他初期反对靳辅，后来在河工中却尊重事实，故多照靳辅旧制，没有大坏河工，王新命、董安国几乎把靳辅所建工程损毁殆尽，亏得以后又有清官张鹏翮治河，他依然仿照靳辅旧制，才得以保障黄河治理工程的最后完成。
《君臣道》第一卷康熙帝的法家治术（一）
康熙帝的法家治术
虽然康熙帝的君臣观念主体上是儒家的，但是法家观念也是不可或缺的，儒法交互为用，否则就会像梁武帝那样亡国。熊赐履曾经从宗教的角度告诫康熙帝要以梁武帝为诫，不可佞佛。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雍正帝、乾隆帝都笃信佛教，却并没有被大臣篡权。现在，需要从法家的君势、法术的角度谈一谈康熙帝是如何加强皇权的。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利用胡惟庸案件废除宰相后，就增设殿阁大学士作为秘书顾问，到明成祖时称之为内阁。至明中叶后，内阁首辅大学士实际上已经形同宰相，朝中官员也尊称内阁首辅为宰相。虽然清初沿用明代内阁体制、设置内阁大学士，但这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笼络汉族官员。康熙初年把南书房改造成草拟诏谕的中枢机构，吸取了议政王大臣兼职的特点，“南书房行走”都出自翰林院。
为了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清初，统治者对中枢机构的权限以及人员构成屡屡予以变更。清入关前，受军事民主制的影响，创建议政王大臣会议，入关后又在关外旧制内三院（内弘文院、内秘书院、内国史院，1636年建立）的基础上组建内阁。但清代的内阁与明朝内阁不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传达谕旨、发布文告的衙门，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而交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廷南迁北京，顺治小皇帝没有实权，议政王大臣的权力也受到摄政王的压抑。康熙初年也是如此，皇权受到严重侵犯。康熙帝逮治鳌拜以后，议政王大臣们的势力又有所抬头。康熙帝乃借助于汉臣的力量和儒法两家的君臣观念，极力加强皇权，逐渐把议政王大臣们的权力夺归皇帝。满洲贵族们在清朝政治生活中不能再发挥任何制衡作用了。
清朝完成君权一揽形式的专制政体是从康熙朝开始的。
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使国家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并将这种专权形成传统。他说： “天下大权当归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任于他人则断不可行，事无巨细，朕必躬自断制”。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日趋衰微。当时，参加议政的还有大批宗室王公，如和硕康亲王杰书、庄亲王博果铎、安亲王岳乐、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贝勒察尼、董额、尚善等。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博翁果诺等辞去议政，此后又罢领兵诸王议政之权。康熙二十四年，又将都统中不能办事者罢去议政权。此时，参加议政的宗室王仅剩杰书一人，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最高决策机构变为皇帝议事和咨询机构。康熙三十六年杰书去世，议政王大臣会议就成为议政臣会议。满洲王公贵族在中央的发言权日趋削弱。
当时，无论是议政王大臣、内阁大学士，还是值南书房之汉官，均不得专擅朝政，他们中一些人可能参与某些重要政务，拥有较大发言权，但这种权力只能源于康熙帝的授予。康熙帝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且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理论与原则，使其后世子孙有章可循，有案可稽，从而保证了这种政体的长期延续。概括起来，他在这方面的君势、法术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皇帝独揽兵权，犹今日总统为国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
八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八旗王爷拥有兵权。康熙十八年，康熙帝限定八旗王公府邸官员名额，各旗设都统、副都统，掌管宣命教养，整饰戎兵，以治旗人。各都统直接听命于皇帝，将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剥夺。以后，把八王统兵征伐的惯例改为由皇帝任命出征，往往是以皇家子弟为帅，这就削弱了八王的军权。康熙晚期，更由皇子管理旗务，彻底改变了八王及其子弟统兵出征的传统。
康熙帝对将军控制严密，绝不使军权下移。平定吴三桂之乱后，总结经验，不但不许将军久握兵权，而且令其经常朝见，使其心知敬畏。他说： “边疆提镇，久握兵权，绝非美事。久握兵权，心意骄纵，故每致生乱也。”又说： “边疆提镇常来朝见，则心知敬畏。如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辈，因为不令来朝，心生骄妄，以致反叛。此处所关甚要，况边陲将士，惟知其统辖之主，不习国家法度。昔者，朕曾降赦于广西将军马承荫，承荫跪受，其下诸人皆惊，谓我将军也跪人耶？由此看来，不可令人久擅兵权也。”（《康熙起居注》第一册）
第二，用人之权不可旁落。朝中重臣，用黜一概出自皇帝，绝不分权于大臣。
用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授予或分配政治权力，这是实现政治控制的关键。康熙帝说： “用人之权，关系最为重大”，故臣下不得专擅。在列数鳌拜罪行时，曾特别指责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文武各官尽出其门下，朝廷内外都用其奸党”（《康熙实录》卷三四）。有鉴于此，康熙帝亲政后对朝廷用人实行高度垄断，严防臣僚僭越。其实是防不住的。康熙中叶，权臣明珠、余国柱，卖官鬻爵，权势熏天。康熙二十六年，小于成龙控告二人卖官。康熙帝问： “何无人参？”答： “谁不怕死呢？”康熙帝说： “有我在，他们的势力重于四辅臣吗？我欲去，则尽去之，有何怕？”然后才有人敢于参劾，乃将二人革职。
又如： 当时河道总督（小）于成龙“自任巡抚及为河道总督，惟知援引私人”，这本来也是官僚体制之内的成例，没有什么特别不对的地方。但是于成龙却说出“宁杀于成龙，至于属下效力人等不可不用”的话，康熙帝听到他这种言论，颇不以为然，当面训斥他说： “用人之权，岂人臣所得专擅？朕今用人，若有保举官员，亦必就中论俸升补，即素所深知者，亦视其效力之处，酌量用之，否则，俱使论俸。朕乃天下之主，用人之际尚不肯任意，为人臣者，乃妄意自擅，可乎？大抵欲援助人者，后必自己获罪，尔其戒之。”又说： “于成龙居官好，亦曾效力，但为人胆大，凡事必欲取胜，其所奏之事只徇人情面，欲令人感彼私恩。夫擢用人才乃朝廷之大权，非为臣者市恩沽名所可擅行之事也。”既然于成龙是针对自己一部分属下说这话的，某些职位也不可能都由皇帝来任命，就不必深究。显然康熙帝认为，于成龙有藐视君权的意思。
朝中权臣索额图、明珠用事，必然影响到皇帝的用人之权。一般官员以为非走他们的门路不能得肥缺，舆论也是如此。康熙帝有所耳闻，特降谕旨： “今朝廷用一人，外人即曰是某大臣荐举，故用之，或有商议之事，即声言某大臣称某官之优，言某官之劣，致使躁进之徒营求奔竞于大臣之门，从此而起。凡官员之优劣，朕若不问大臣何由而知？大臣虽有荐举，用与舍则皆出于朕之独断。间或用一二人，也不过是朕所知而用者，若但因大臣荐举而用之，那么朕所治理之事又为何？虽有经过询问九卿举出之人，用者与不用者各半。”大臣可以荐举，但用人的最后决定权在皇帝，决不在大臣，否则皇帝就没有事干了。
《君臣道》第一卷康熙帝的法家治术（二）
如征讨台湾，康熙帝就是先问后定。姚启圣多次上疏举荐施琅重新担任福建水师提督，认为他熟悉海上情形，并富有谋略，郑氏对其颇为畏惧。启用施琅之前，康熙帝问李光地： “你胸中有相识人，可任为将者否？”李光地答： “此非小事，容臣思想数日后，斟酌妥即覆旨。”康熙帝说： “很是，你去想。”后数日，皇帝派明珠来问，李光地说： “都难信及，但计量起来，还是施琅。他全家被海上（台湾）杀，是世仇，其心可保。又熟悉海上情形，没有人超过他。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勇之夫。又为海上郑军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先夺郑军锐气。”后来，大学士李霨又推荐施琅。起用施琅，李光地认为是自己起了关键性作用。康熙帝则认为，特别擢用施琅是“断自朕衷”。其实，最早并多次保举施琅的人是姚启圣，他甚至以全家百口力保施琅担任此职。施琅征台成功，康熙帝就认为是自己用人权运用得好，但如果施琅不成功，恐怕就该问大臣的妄举之罪了。
康熙帝的法家用人思想，必然有其失误之处。试举两例：
清初名臣大学士魏裔介于清廷颇有贡献。但是，在康熙帝清除鳌拜之后，却遭到弹劾。康熙九年五月，御史李之芳举劾他与鳌拜的亲信班布尔善相互勾结，专权乱政。吏部都察院会勘的结果是，此奏不确。魏裔介受此打击，遂于次年正月以病乞假。虽然魏裔介与鳌拜不是一党，但是也没有势同水火，这就很可疑，有些不可靠。这种思维逻辑是人们常常使用的。年轻的康熙帝不免对其有迁怒之意，所以对于魏裔介就毫无挽留之心，这就使朝廷失去一名卓有建树的能臣。魏裔介颇有远见，早在康熙元年二月，当魏裔介得知吴三桂俘杀了明永历帝后，他就上《请驻防荆襄以防要害疏》说，云南虽平，但地处边陲，倘或戎寇生心，鞭长不及，鉴于前史，荆襄乃天下腹心，据水路之胜，当选一大将领兵数千常驻荆襄，无事则控扼形势，有事则提兵应变，这是百年久远之计而非徒今日之谋也。（《兼济堂文集》卷一一）当时是鳌拜当权，未予采纳。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叛，迅速进入湖南。康熙帝平叛的第一个行动正是运用当年魏裔介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代率每佐领前锋一名，兼程赶往荆州防守。时人都佩服魏裔介的远见卓识。可是，魏裔介始终没再被起用。康熙帝既然用魏裔介之谋，为何不用其人？原因在于康熙帝认为魏裔介“为人强悍”，“生平实好生事”（《康熙起居注》1493页）。其实，这种看法只是偏见。再看康熙帝是如何对待另一位能臣的。
吴三桂之乱期间，福建总督姚启圣亲自收复了被台湾郑军攻克的平和、漳平，又分兵救援泉州等地，使清军在战场上大有转机。姚启圣上疏说： 福建百姓一苦于战乱，二苦于清兵，三苦于贪官污吏。其中，又以兵丁占尽民房、徭役繁重难当等事为害最烈（《忧畏轩奏疏》卷二）。他一面安定地方，一面招抚郑军，整肃吏治，严行赏罚，为了兑现奖赏条例，他自捐银8万余两。澎湖之战前夕，他昼夜赶修战船，竭力筹措粮饷，将自家的银盘杯碗并其妻妾首饰等物，悉数捐出，以供军需。官兵见此情景，“相视感叹，莫不涕零，各矢用命”。平定吴三桂之乱，收复台湾，姚启圣成效卓著，康熙帝也予以表扬。
由于施琅与姚启圣意见不合，清军攻克澎湖后，施琅随即派侍卫吴奇爵进京奏捷，蓄意“得姚（启圣）一点阴私事”在皇帝面前进谄（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一二）。康熙帝当然深信自己身边的侍卫，因为这就等于是相信自己正确。同时，明珠等人也在康熙帝面前中伤姚启圣。康熙帝因此指责姚启圣“颇多虚妄”，“并无劳绩”，“妄言保举施琅，饰为无益虚词”（《康熙起居注》1067页）。这些说法也否定了自己以前对姚启圣的评价。康熙帝喜欢亲自召见大臣，为什么康熙帝在从未召见姚启圣的情况下，就对姚启圣下此断语？显然有失公正。
收复台湾后，姚启圣又比李光地、施琅更早提出台湾宜守不宜弃的主张。此外，他还疏请复五省迁界，开六省海禁。这些都是切中时政的远见卓识。但是，康熙帝却斥责姚启圣“明系沽名市恩，殊为不合，着各本皆不准行”（《康熙起居注》1078页）。时隔数月，康熙帝于同年（1683年）十月和次年正月却下达了与姚启圣上述建议相同的谕旨。同年，康熙帝赞扬施琅平台之功，封靖海侯，世袭罔替。而姚启圣则被停其“议叙之旨”，这真是令姚启圣寒透了心。他心情郁闷，疽病复发，于是年十一月逝世。
第三，为保证君权不被侵犯，严禁臣僚“越权”。自从明朝废除宰相以后，皇帝就兼决策与执行权于一身，成为专制极权的化身。康熙帝在汉人文化影响下，对君权具有非常明确的意识，说自己“岂肯以大权授人”？那么，大臣有什么权力呢？只有出谋划策和具体执行的权力。
康熙帝提倡大臣勤慎守分，而厌恶大臣专权。他说： “部院堂官，惟勤慎者能守分，不生事，其专权好胜之徒，特欲借公事以遂其私意耳，于国家何益？”（《康熙圣训》卷四四）大臣的“勤慎”比“能”更可贵，因为“能”与“专权好胜”可以画等号，即使是为国分忧，也是“遂其私意”，所谓“于国家何益”可解读为“于皇权何益”。
五十三年，康熙帝认为刑部郎中宫梦熊行止不端，胆大执拗，恐其“留在部内，必致紊乱”，特令革退，并说，部院内复有如此等人，着即参奏。次年，户部尚书赵申乔欲变成例，康熙帝大不以为然，说： “看来近日或有人欲专权用事，此辈在朕前则不可，凡事俱宜满汉合一，折衷办理，自用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