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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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开罪雍正帝是在他第二次进京之后，起初雍正帝对他非常热情，要九卿给他优叙加恩，说他“公忠体国，不矜不伐”，“内外臣工当以为法，朕实嘉重之至”。后来，雍正帝赏军，朝野传言说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等人，也是如此。雍正帝岂不成了年羹尧的傀儡？这可能就是雍正帝下决心收拾年羹尧的起因。雍正帝就此发上谕说，朕是小孩子吗？需要年羹尧指点？年羹尧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天子之聪明才智乎？他不过是记忆力好，代朕传旨，书写上谕罢了。外人造作浮言，加年羹尧以断不可受之名，一似恩威赏罚，非自朕出，深可痛恨！雍正帝又说，大臣若市恩望报、植党营私，罪不容诛。（《上谕八旗》36~42页）这就是怀疑年羹尧有侵夺君主之权的意思了。
当时有人向雍正帝建议，不要放年羹尧回陕西，以便留京控制。据说是与雍正帝关系密切的僧人文觉法师的建议。“传闻隆、年之狱，阿、塞之死，皆文觉赞成”（《永宪录》续编，第358页）。雍正帝没有接受文觉的建议，年羹尧陛见回任之后，他接到雍正帝上谕，口气大变： “据此不足以报君恩父德，必能保全始终，不令一身致于危险，方可谓忠臣孝子也。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尔等功臣，一赖人主防微杜渐，不令至于危地；二在尔等相时见机，不肯蹈其险辙；三须大小臣工避嫌远疑，不送尔等至于绝路。三者缺一不可，而其枢要在尔等功臣自招感也……我君臣其勉之，慎之。”（《文献丛编》第六辑《年羹尧奏折·奏报抵署日期并谢蒙陛见折朱批》）这些话使年羹尧“惶汗交集”，皇帝为什么会“返恩为仇”呢？显然是年羹尧的权势太大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功臣谨慎小心尚且难于自保，而年羹尧却太狂妄了。
年羹尧的倒行逆施当然会遭到一些官员的指责。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等曾说雍正帝“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陕西巡抚范时捷多次说年羹尧“狂纵”。山西按察使蒋泂向皇帝描述年羹尧擅权之状： “为川陕督臣，恣凭胸臆，横作威福，每遇文武员缺位，无论大小，必择其私人始行请补，或一疏而题补数人，甚者或至数十人，吏、兵两部几同虚设。更可骇者，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大吏皆皇上所特殊简选者也，而年羹尧必欲挤排异己，遍树私人，未有缺之先，外间已传闻某人为巡抚、提督、镇标、布政使、按察使矣，闻者亦疑信将半，未几而其缺位果然出现矣，未几而其人果得补其缺位矣。”（《朱批谕旨·蒋泂奏折》）雍正帝终于看到“年选”严重威胁到了皇权。然而这不是他自己造成的吗？
雍正三年三月，年羹尧表贺“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时，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成为“不敬”的口实，雍正帝下诏切责： “年羹尧非粗心者，是直不以朝乾夕惕许朕耳”。既然如此，“年羹尧青海之功，朕亦在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雍正起居注》，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条）过去，那么多的“大不敬”都不妨，现在写错了几个字，就不行。何况这也是鸡蛋里挑骨头，“夕惕朝乾”与“朝乾夕惕”的意思都一样。后来，雍正帝又大兴文字狱，与此如出一辙。
四月间，雍正帝又指责年羹尧妄举胡期恒为巡抚。雍正帝召见胡期恒，见此人“所奏之言皆属荒唐、悖谬。观其人甚属卑鄙”。雍正帝在年羹尧的折子上批道： “你实在昏聩了！胡期恒这样东西，岂是年羹尧在朕前保举巡抚的人，岂有此理！”又指责他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因为金是怡亲王允祥保荐的，皇帝最信任的人所荐举之人，是皇帝意志的体现者。年又将青海、蒙古饥馑隐匿不报，雍正帝怒斥道： “年羹尧从前不至于此，或系自恃己功，故为怠玩，或系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陕总督之任！”所谓“诛戮过多，致此昏愦”，就是说有冤魂恶鬼缠身使之糊涂了。明明是自己对年羹尧宠异过分，导致其忘乎所以，却说成是他杀戮太多，冤孽缠身所致。这仍然是不承认自己错误的表现。虽然，他后来也一再承认自己有错。皇帝即使是真心认错，也不能掩盖他拒绝认错的事实。不认错或假认错是人性之根本弱点。
雍正帝没有给年羹尧痛改前非的机会，只是一味地予以严谴。四月，命年羹尧交出抚远大将军印，念年羹尧尚能操练兵丁，著调补杭州将军，拔离其老巢。年具折谢恩，雍正帝批道： “朕闻得早有谣言云，帝出三江口，嘉湖作战场之语。朕今用你此任，况你亦奏过浙省观象之论，朕想你若自称帝号，乃天定数也，朕亦难挽救；若你自不肯为，有你统朕此数千兵，你断不容三江口令人称帝也。此二语不知你曾闻得否？再你明白回奏二本，朕览之实实心寒之极，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朕，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文献丛编》第八辑《年羹尧奏折·奏谢调补杭州将军折朱批》）这话的意思是，把你从西安调到杭州，是成全你谋反的大计，只看天意如何了。雍正帝怕权臣要夺帝位，这就说明君臣关系完全变成你死我活的性质了。年羹尧是非死不可了。
年羹尧虽将行李发往杭州，仍不赴任，雍正帝认为他是欲加皇帝“遗弃功臣”之名。当时有人怕因皇帝屡次降旨严责年羹尧，他会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帝不可过急。雍正帝却早已“洞察远近之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看来雍正帝也清楚，年羹尧根本就没有谋反之心，不过是强加他这个罪名。
以前有人揭发年羹尧，雍正帝斥之为无知之论。现在则欢迎揭发年羹尧。有人揭发年羹尧保题各官，莫不营私受贿，赃私巨万。如被年奏参过的葛继孔，两次向年羹尧打点，送去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物，年羹尧因而答应对其“留心照看”。被年羹尧密奏罢官的赵之垣，向年羹尧赠送价值10万两银子的珠宝，年羹尧转而保举赵可以起用。年羹尧冒销军需、开例捐纳、侵用税款、私自行盐、贩卖经商。他利用对准噶尔、罗卜藏丹津的战事，冒销四川军费白银160余万两，又加派56万两，冒销西宁军需47万两；运米4万石至军前，冒销脚价40余万两；抄没塔尔寺，私自变价14000余两，抄没青海喇嘛寺金佛、貂皮、珠宝等物40余车。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24万两，侵用康熙六十年起至雍正三年俸工银149000余两，侵用河东盐政盈余捐修银56000余两。隐匿夔关历年税银88000两，加派军需粮规5万余两；将拿获私茶商罚赎银40000余两入己，将其子年富、年斌伪编商人富斌名色，私占山西潞安、泽州等17处盐窝；自出本银行盐，别以心腹伪编商名，私占陕西咸宁等18处盐窝，代己买盐，获利17万余两；私行印票12000张，每票抵作十引，共增盐引12万张，上报10万，以2万张课银尽入私囊。又以保举题补各官之手段，营私受贿。此外，还委派家人贩卖马匹、木材，经营房地业、典当业，牟取暴利。其庞大的私财分别寄匿于直隶的保定、易州，陕西的西安，江南的镇江等地。保定、易州藏寄资财箱匣厨柜捆包等达431号，玩器86号，细缎65箱，房1020余间，地297顷。
年羹尧凭借雍正帝给予的特权，聚敛了太多的财富。此时，雍正帝正开始整顿官场的贪污腐败，当然不能容忍他。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权臣的贪污敛财都不算太严重的罪过。前面康熙朝的明珠、徐乾学、高士奇都是大贪官，无论皇帝整肃与否，都不至于被杀。后面乾隆朝的和募也疲强涨熬螅裁皇够实鄹械讲豢扇萑獭Ｈǔ贾圆荒芄槐蝗萑蹋辉谟谏萌ㄌ翘拔凼芑咛唷！ �
雍正帝最怕大臣结党，特意要求官员们疏远年羹尧。在表彰河道总督齐苏勒“一尘不染，独立不倚，从未闻夤缘结交”时说： “近日隆科多、年羹尧大露作威福揽权势光景，朕若不防微杜渐，此二臣将来必至不能保全，尔等皆当疏远之。”从此可以看出，雍正帝整肃年羹尧、隆科多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权力下移。既然不能容忍年羹尧，隆科多又岂能容忍？逻辑的结果就是二人同归于覆灭。
《君臣道》第二卷年羹尧之自裁（三）
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说： “向与年羹尧通问稀疏，近复与之断绝。”雍正帝反驳道： “据奏殊属狡辩，西安总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见直隶总督李维钧之使者，众目昭彰。”想必是雍正帝在年羹尧的辖地安插的密探已向他汇报了。不过他仍然说：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奋然易辙，犹可谓之勇于自新。似此巧言粉饰，一旦发觉，罪无可逃，尔其思之。”李维钧连上三疏，说年羹尧“挟威势而作威福，招权纳贿，排异党同，冒滥军功，侵吞国帑，杀戮无辜，残害良民”。署山西巡抚伊都立、都统范时捷、军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怀亲、前川北镇总兵王允吉、原兵部职方司主事钱元昌、副都统董玉祥等先后奏劾年羹尧不法罪状，雍正帝把他们的奏疏都发给年羹尧看，令其回奏。
雍正帝说： 对“年羹尧之逆党私人，即一员亦不可姑容”。大同总兵马觌伯说自己与年羹尧没有关系，雍正帝批示道： “满口支吾，一派谎词，对君父之前岂可如此，欺谁乎？”雍正帝在河北镇总兵纪成斌奏折上问，年羹尧是什么样的人？纪奏称年“背恩负国”，雍正帝说他对年羹尧的批评仍然“留有余地”。
年羹尧于五月到新任所，所经过地方的官员，如田文镜都及时向皇帝报告了他的行踪。六月，严惩年氏子弟和亲信，肃清年羹尧朋党。其实雍正帝自己又在制造朋党。年羹尧离京回陕后曾参劾蔡珽贪暴，逼死人命，刑部拟斩。雍正帝却予以保全，原因是“蔡珽系年羹尧参奏，如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这与前面指责年羹尧妄参陕西驿道金南瑛都是一个意思。不论是非，只分你我。其实，雍正帝明知道，蔡珽确是大贪官，既然要整治年羹尧，年反对的人正可以利用来整他。雍正帝将蔡珽提升为左都御史，兼正白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为经筵讲官、议政大臣等。
七月，大学士九卿请将年羹尧正法，雍正帝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革其官职，以闲散章京安置杭州。九月，逮年羹尧进京会审。大臣议罪罗列其罪状达九十二款之多，大逆罪、欺罔罪、僭越罪、狂悖罪、专擅罪、贪婪罪、侵蚀罪、残忍罪、忌刻罪等。雍正帝说，其中有30多条罪可以将年羹尧立斩，但是念他青海立功，开恩赐自裁。由蔡珽监刑，蔡珽惟恐年不死，严厉促年羹尧赶快自缢。雍正帝把年羹尧在京房屋一所、奴婢225口以及金银首饰衣服器皿等物赏给了大贪官蔡珽。雍正帝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年羹尧一死，雍正帝翻过来就整肃蔡珽。这虽然是肮脏的权力之争，但贪官污吏受到整肃也是好事。以为整肃贪官应该是纯粹的出于正义的动机的想法是很幼稚的。整肃贪官污吏从来都与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当初雍正帝那样肉麻地赞扬年羹尧，后来又不给年羹尧改正错误的机会，好像不合逻辑，这与雍正帝的权力瘾太大有关。年羹尧最后向雍正帝求饶： “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求主子饶了臣，臣年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地给主子效力。”雍正帝在给年羹尧的回答是： “尔自尽后，稍有含怨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亦不能消汝罪孽也”。（《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条）可见雍正帝是很有些心虚了。他也曾说： “朕今深恨辩之不早，宠之太过，愧悔交集，竟无辞以谢天下，惟有自咎而已。”（《雍正起居注》雍正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条）在给纪成斌的朱批谕旨中，说年羹尧之负恩，“殊令朕愧见天下臣工”。这些话并非虚词，雍正帝是相信天地间有是非，人死后有灵魂的。由此也可以看出，雍正帝死后不葬东陵，另辟西陵安葬，似乎也有怕在地下无颜见康熙帝的意思。他即使是合法继承皇位，而把兄弟们都整死，也无颜见父皇于地下。
最后，再简单分析雍正帝与年羹尧的关系变化的原因。一般来说，皇帝总是过分重视能臣。年羹尧无疑是能臣。雍正帝与他又有特殊的关系。在皇帝初登大位之时，为了保住帝位，既要任人惟亲，又要求贤若渴。年羹尧即是集亲信与能臣于一身者，当然备受宠信。雍正帝曾说，像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有十来个，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又说，朕福薄，不能得到十几个像年羹尧这样的人。雍正帝有一种看法，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封疆大吏最难得人。因为要兼理少数民族的事物，情况复杂，必须具备讨抚之长才，文武双全者才能应付裕如；至于两江地区，经济繁荣，所理事务无非是钱粮征收和整顿文化风俗而已，中才者亦可对付；直隶地区则中才以下也可以应付了。年羹尧文武双全，在当时的群臣中大有鹤立于鸡群的气势。
年羹尧固然有才能，但是他过分的嚣张又明明是很蠢。雍正帝说： “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看来，除了是亲信和有才能之外，德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一般论者，都忽视此点，以为是迂腐观念。雍正帝又说： “年羹尧深负朕恩，擅作威福，开贿赂之门，奔竞之路，因种种败露，不得已执法，以为人臣负恩罔上者戒，非为其权重权大疑惧而处治也。”雍正帝自然是言不由衷，但是如果年羹尧表现得仁义一点，当不致遭杀身之祸。
有史学家说，年羹尧即使是小心谨慎也难免于祸。但是笔者认为年羹尧毕竟不是胤禩，没有必死之理。主要还是他咎由自取。许多人对于古人的正统思想显然是不屑一顾，而过于陷溺于权术技巧的思考之中，以为非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不深刻。古人关于君臣之道思想总是既有正面之“道”，又有负面之“术”，怎么可能只有一面？“一阴一阳之谓道”，万事万物都是如此，君臣之道独能例外吗？古人（董仲舒）视君为阳，臣为阴，以分尊卑。笔者以为，也可以视儒家的道德为“阳”，法家的权术为“阴”，也有明暗的分别。无论任何时代，人类的价值观都是“一阴一阳”，没有例外。皇帝重才，也不能不重德。年羹尧明显是才胜于德，权不称德，如果他低调一点，韬光养晦，就既可以视为有权谋，也可以视为有道德。可与年羹尧的才干媲美者，如鄂尔泰，道德功业兼备，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备受宠信，享尽尊荣。道德与权谋可以相称，符合儒家为臣之道的精神。
因为年羹尧有大功，人们就简单地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成语运用过来，好像特有洞见，其实是抹煞了仁义与残暴之是非的观念，很值得商榷。雍正帝曾说过诛功臣的问题： “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