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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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觉误入顽民之列，此其过也。至其平生著作，若讲义，若语录，与夫评选两朝制艺，反复辩论，义理透彻，直能窥圣贤之堂奥，兼可启后世之愚蒙，此其功也。”对其焚书鞭尸，则天下“读书明理之士无不为之寒心，孔孟在天之灵亦应为之流涕”。最后唐孙镐说： “是檄也，感悟天心十之一，身罹法网者十之九”，自己愿与“儒雅之吕氏父子同归阴府”，“朝廷已无诤臣，草野复生孽畜。后之修史者几笑我朝无人物乎？虽然，莫谓无人也，犹有不怕死之唐孙镐在！”他凛然的正气，使雍正帝不敢对之公然诛杀，只是将唐孙镐秘密处死。
此案虽杀人不少，对于曾静却遭“出奇料理”，因为“曾静之过虽大，实有可原之情。”“曾静狂悖之言，止于谤及朕躬，并无反叛之实事，亦无同谋之众党，彼跳梁逆命之人，果能束身归命，畏罪投诚，尚且邀赦宥之典，岂曾静独不可贷其一死乎？”雍正帝将曾静的口供与忏悔书《归仁录》与上谕编成《大义觉迷录》，刊刻颁于全国各府州县学，作为必修的学习资料。否则教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免罪释放。给他们一个营生，就是以观风整俗使的身份去宣讲《大义觉迷录》，“现身说法，化导愚顽”。
雍正帝预见到皇位继承人将来必要翻此案，特意下达了“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的谕令。但是乾隆帝一即位，立即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并将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显然是因为《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帝辩解的效果并不好。
雍正帝搞文字狱扩大化的标志是向地方派遣观风整俗使。浙江文化发达，官员散布朝内外，幕客布满各衙门。自从发生了浙江人汪景祺、查嗣庭的案件，以及杭州士人反对摊丁入亩的事件以后，雍正帝不免迁怒于浙江士人。雍正帝认为“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缙绅“好尚议论”，浙江人是“恩德所不能感化者，狼子野心聚于一方”。他派光禄寺卿、河南学政王国栋为右佥都御史兼浙江观风整俗使，查问浙江风俗，稽察奸伪，务使缙绅士庶有所儆戒，尽除浮薄嚣陵之习。雍正帝说，浙江士人“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因命停止浙江人的乡会试。王国栋到任，遍巡浙江府县，到处召集缙绅于孔庙明伦堂训话，宣布圣谕，对浙江士人严厉整顿一番。使浙江士人“战战栗栗，叩头谢恩”。雍正帝对王国栋的成就很满意，他到任半年多，雍正帝就将他升为湖南巡抚，把他同鄂尔泰、田文镜相比。只要把有自由独立思想的士人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就是能臣。“朕又庆得一好抚臣矣。”
雍正帝对浙江士人的打压是他对儒家思想极端痛恨的表现。停科考就是使这些浙江士人无法做官。此事，说到底，还是君臣矛盾的问题，儒家“从道不从君”的观念是雍正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曾静案发之后，湖南也被说成是“风俗不端，人情刁恶”，雍正也向湖南派遣观风整俗使。后来又进一步扩大，只要是民众反抗都在整训之列。广东也因“盗案繁多，民俗犷悍”，设观风整俗使加以整训。与观风整俗使性质相近似的，是向陕甘派出的宣谕化导使。等等。
君臣关系与君民关系也会互相转化。一些臣也是由民转化而来到。正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句话在先秦时期是针对君臣关系而言的，到了唐朝，李世民就将它转化为君民关系了。
《君臣道》第三卷初政尚宽
下篇
亡国与役处——乾隆帝的专横
初 政 尚 宽
清初的政治较为清明，使得富于道德的官僚能够在较大程度上施展他们的抱负和才干， 以及在文化上将理学实用化，由此促使农业经济的潜力，尽可能地被发挥出来了。封建官僚政治的功能，在精明的皇帝和能干的大臣们的操纵下，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官僚政治充满了矛盾，其黑暗之处令人发指，不是任何人能够清除和摆脱的。不过，传统社会的活力最后一次产生的辉煌，太平盛世的第二个高峰，持续的时间却长达一百多年，这也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
《君臣道》第四卷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为何篡改即位时间和地点？
许多人都认为，史书是被人随意编造的，或是被人打扮的小姑娘，或是下跪的婢女，等等。满臣都自称奴才，满清的史书当然就是奴书，因为它不是本来面目。
乾隆帝乾隆帝即位时正是权欲旺盛的青春期。顺治帝六岁即位、康熙帝八岁即位，此时他们都不会对权力产生巨大的欲望。童年皇帝即位后不可避免地需要有一段摄政王辅政时期，康熙和顺治都是如此。相权的作用因此非常突出，这是无可否认的，然而因此也就留下了后遗症。虽然雍正帝即位时已经成年，但是，康熙帝晚年长达十年的储位之争，却使得雍正帝即位必须由大臣传达遗诏，来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作证明。隆科多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隆科多的命运也就很不妙了。一般人们都从以下两个方面看此问题： 一、雍正帝杀人灭口；二、隆科多是权臣，为皇帝所不容。其实还有一个因素被人们忽略了，就是新皇帝往往不原意承认这样的事实： 在大行皇帝驾崩之后，新君登基之前，有一段最高权力的空缺期。此时，宰相大臣的作用就是关键性的。对此，雄才大略的皇帝必然会感觉很不舒服，这是隐形的君臣矛盾，不被人们注意。甚至会以为笔者在无中生有地制造君臣矛盾。虽然本书非严肃的学术著作，但是“论从史出”的原则也是不可违背的。乾隆帝这位自视甚高的人主，“君为臣纲”的思想在此事上就表现得非常典型。
按照张廷玉自订年谱，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清世宗实录》的记载，宣布弘历为皇太子、即皇帝位的谕旨是在二十三日子时之前，当时雍正帝尚未去世，那么，君权的授受就是在父皇和储君之间进行。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密旨的公布是在雍正帝去世之后。
雍正帝密诏除藏于乾清宫之外，另书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放在圆明园内。八年九月，雍正帝重病，他将此事秘密告诉张廷玉，及至鄂尔泰内召，雍正帝又于十年正月向鄂尔泰、张廷玉做了说明，并说“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雍正帝常常居住圆明园，故在大内诏书之外，又备书诏一份，为防不虞。雍正帝死后，弘历以痛哭流涕表现孝道之时，张廷玉、鄂尔泰乃向允禄、允礼等人表示： 如今正大统是急事，大行皇帝曾示我二人有密旨，外此无有知者，此旨收藏宫中，应急请出，以正大统。
几位大臣同意，问总管太监却并不知有此密旨，更不知藏于何处。张廷玉说： “大行皇帝当日密封之件，谅亦无多，外用黄纸固封，背后写一‘封’字者即是旨。”据之寻出，打开一看，正是传位弘历密旨。由张廷玉就灯下宣读，众臣拜请弘历受命。弘历随即令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如此安排之后，就扶雍正帝榇舆返回大内了。（《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三）同时“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鄂尔泰行略》）可见不是从人们所熟知的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取出的。新君即位一事，大臣们尤其是张廷玉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突出。
《清高宗实录》却将此事加以改造，说成是雍正帝子时死，弘历于寅刻至大内。地点和时间就不对了，提前了一个时辰，地点由圆明园改在紫禁城。内侍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雍正元年所封诏书，等候允禄、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人到齐，然后启封，才知道嗣君之事。最高权力的交接就不必依赖大臣执行大行皇帝的遗命，而是皇太子宝亲王在即位以前就颁布了一道谕旨： 着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这表明，在雍正帝病危不能行使权力的情况下，皇太子已经代行君权，君臣名分已然确定。这里只字不提圆明园诏书，显然是为了抹煞鄂尔泰、张廷玉在权力交接中的作用。弘历说他在雍正八年六月亲奉乃父谕旨，谓“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其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当初，张廷玉修实录，将许多不利于雍正帝的事实删削，现在《清高宗实录》又是如此办理。连不必篡改的事情也篡改了。我们怎么能轻易相信史书呢？所以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袁枚所撰写的《鄂尔泰行略》，比张廷玉的年谱还要突出宰相的作用，把鄂尔泰视为顾命大臣： “捧遗诏从圆明园入禁城，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今上登极”。乾隆帝不原意承认在雍正帝去世与自己遵旨即位之前有一个由宰相鄂尔泰、张廷玉来填补的最高权力的空缺期。真实的历史总是不堪承认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它是非常短暂的，乾隆帝却领会到，此事对君权具有深刻的否定意义。由鄂尔泰、张廷玉宣布立储遗旨，确立弘历的继承人地位，对于乾隆帝是一个羞辱。事后他必然要以某种方式整治这两位使他蒙羞的宰相。
在最高权力更迭中，尽管这个由大臣填补的空缺极其短暂，但对于皇权也是一种威胁。
《君臣道》第四卷物极必反，殊途同归（一）
物极必反，殊途同归
乾隆帝当政的前期，君臣关系是比较开放的。他一反乃父的严刻而崇尚宽仁。
雍正帝遗诏说： “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因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饰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苛察大臣官员是雍正朝政的突出特点。当年雍正帝行束湿之治“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有矫枉过正之弊。雍正帝认为这只是适应当时的情况，属于非正常，本打算恢复旧章的，然而来不及了。
物极必反，乾隆帝的初政，相当宽仁。他总结康熙帝和雍正帝的治术，主张以“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的中庸之道治国。在雍正朝，大臣们普遍感到压抑，透不过气来。乾隆初政，便对雍正朝的治术有所变更。乾隆帝对王公大臣们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侥幸之心，此皇考因时更化，所以导之至中……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竞不絿（急），以臻致平康直之治。”所谓“因时更化”“刚柔相济”就是中国哲学的精髓中庸之道。这种哲学运用得好，可以避免过严或过宽的毛病。雍正帝的毛病显然是过严了。
早在居藩邸时，乾隆帝就写过一篇《宽则得众论》，文章的大旨是论述施政尚宽，为政宽大才能得人。乾隆帝此文并非泛论，而是有感于雍正帝的苛察而发论的。强调当政者要“宽以待物”、“宥人细故”，如此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过于苛察“虽勤于为治”，也无异于“始皇之衡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不利于长治久安。
乾隆帝还有一篇《汉元帝论》却是反对宽柔的。文章说： “自古亡国之君，或失于刚暴，或失于柔懦，刚暴者其亡速，柔懦者其亡缓。亡速者，一知其将危而济之以宽和，犹可挽救于末路，亡缓者，相互牵连受苦，日甚一日，虽有贤者，亦无以善其后者。故刚暴之亡国也，或聚敛诛戮之已甚，众叛亲离，而祖宗之德泽未泯，身虽亡而国祚有不绝者焉。柔懦者，或权臣，或国戚，或宦寺，或女祸，大权一失，威福下移，身虽苟安于一时而至子孙未有不亡者，是柔懦之亡国，又甚于刚暴也……（元帝）虽质本仁柔，性好儒学，贡薛韦匡迭为丞相，然所谓仁柔乃姑息之爱，妇人太监之仁也。所谓好儒，乃徒事文墨娴典故之儒，非笃学守道，直节不阿，忧国忘身之儒也。汉业之衰，不自元帝始哉？”
他认为，汉朝的衰亡是由于汉元帝的柔弱，他主张为政宁失之于刚暴，不失之于柔懦。乾隆帝所推崇的宽仁，异于康熙帝之宽仁。其用人行政之严刻，往往较雍正帝更甚。
乾隆帝对雍正帝施政方针的修正，引起了河东总督王士俊的不满。王士俊是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元年出任河南许州知州。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有意压制进士出身的官员，引发了田文镜与直隶总督李绂互参案。王士俊也卷入其中。他反对田文镜在盐碱地上征税，王士俊因此被田文镜忌恨。河南布政使杨文乾却非常赏识王士俊，后来杨文乾升任广东巡抚后，奏请把王士俊带至广东。在杨文乾的保举下，王士俊升任广东布政使，三年后又升任湖北巡抚。雍正十年王士俊继田文镜之后担任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虽然王士俊受到田文镜的排挤，但他本人也是尚严政策的拥护者。他也因此受到雍正帝的赏识，才能够从州县升至督抚。现在乾隆帝实行的“宽严相济”政策，是王士俊所不赞成的。乾隆帝撤销了河东总督设置，任命王士俊为四川巡抚。
乾隆帝即位后首先开放言路，下诏令文武百官轮班条奏，“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之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广开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折奏”。当时乾隆帝初登大位，“外事总未经历”，欲借此集思广益，并以了解臣僚的思想动向。这对于压抑很久的官员们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一时人言鼎沸，议论纷纷。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王士俊鲁莽地在密折中批评乾隆帝施政“惟在翻驳前案”，以致有人认为，“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就是善政。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官员的心态。
乾隆帝就此问题说： 不要“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于纵驰一路……此朕心所大惧者”。“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这就是中庸之道。他并对朝野盛行的翻案之说斥责道： “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护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昔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由此可见，对帝王一类权势者的虚心讷谏的表态决不可以当真。王士俊却有些天真了。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类似的现象中发现一个道理： 臣工对君主不提出异议是受到压制所致，一旦压制放松，异议就表现出来了。人有要求表达意见的需要，是天然的，有没有这种权利或自由，都不能抹煞这种天然需要。不必以为在封建社会，人们就不懂得自由表达意见的可贵。
乾隆帝师傅、大学士朱轼上疏要求改变雍正朝的陈规，尤其是对大小官员断案动则从重的现象给予谴责。他主张朝廷应慎重用刑。在雍正时期，司刑之官以严刻为能事，一案到手，不仔细调查，不问青红皂白，一味从严。因为不这样做，上司就会驳斥，严刻断案成为官员们避免刑部挑剔的法宝。有人就旁生枝节，有意株连，以此显示自己断案的才能。乾隆帝对朱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