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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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安商量，事后又通消息。这“明系结党营私，纠劾不睦之人”，即党同伐异的行为。乾隆帝说： “仲永檀如此不端之人，鄂尔泰于朕前屡奏其端正直率，则党庇之处，已属显然……鄂尔泰自思之，朕从前能用汝，今日能宽汝，将来独不能重治之罪乎！”张党有了报复的机会，要求逮讯仲永檀、鄂容安、鄂尔泰。乾隆帝对鄂尔泰父子训斥一番，降职处分。对仲永檀予以革职逮捕。这是对张鄂两党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权术的意思。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逝，乾隆帝遵照雍正帝的遗诏，将其配享太庙。但是，乾隆帝为了打击鄂尔泰一党，又蓄意制造了胡中藻文字狱，以此为借口，又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乾隆帝不能“容大臣等植党树私”，但是又不愿意公然直接惩治张廷玉和鄂尔泰。这很可能是雍正帝的遗诏起了一点作用。
既然鄂尔泰已经去世，就不能使张廷玉一党独占上风。乾隆十一年，乾隆帝以张廷玉年逾古稀为由，准他不必早朝，遇天热，或刮风下雨，可以不必入内，在家办公就可以了。张廷玉的内阁首辅的位置由讷亲取而代之。刘统勋又上疏要求限制张氏家族官员的转升。乾隆帝也同意对张氏家族的裁抑。对于张廷玉，乾隆帝甚至做出了略带侮辱性的评价： 张廷玉在雍正时得到重用，不过“以缮写谕旨为职”，在本朝的十几年，他“毫无建白，毫无襄赞”，连鄂尔泰也比不上，“鄂尔泰尚有开拓苗疆之功”。而之所以对其“姑容”多年，“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把张廷玉视为古董罢了。讷亲代替张廷玉成为内阁首辅之后，又成为首席军机大臣，毫无经验的年轻人超越了“老古董”张廷玉。乾隆帝说： “我朝旧制，内阁系满大学士领班。”那么，在军机处就更是如此。张廷玉不得志，几次请辞，都不获准。后来乾隆帝同意张廷玉以原官退休。
鄂党大臣史贻直向乾隆帝进言： 张廷玉不配“配享太庙”。张廷玉得知消息，惟恐乾隆将来不能兑现雍正帝“可配享太庙”的遗诏，急忙进宫陛见，声泪俱下，请求皇帝赐一券以为凭证，乾隆帝虽然对于张廷玉请求颇为不快，但还是答应了。颁诏重申了先皇成命。他写了首诗赐给张廷玉，在诗中表明不会改变先皇遗诏，但也对张廷玉的功绩表示怀疑。
第二天，张廷玉没有亲自来谢恩，却让儿子代替他来谢恩。乾隆帝很生气，指责他“伊近在京邸，即使衰病不堪，亦应匍匐申谢。乃陈情则能奏请面见，而谢恩竟不能亲赴阙庭！视此莫大之恩，一若伊分所应得，有此理乎？”张廷玉求配享可以面陈，在得到恩允后为何不能亲自进宫谢恩呢？命军机处傅恒与汪由敦拟旨责问张廷玉“其愿归老乎？愿承受配享恩典乎？令其明白回奏”。张廷玉的门生大学士汪由敦立即免冠为老师求情。第二天张廷玉就进宫谢恩了。乾隆帝认为张廷玉没有接到圣旨就来了，一定是汪由敦通风报信了。当初，张廷玉退休，推荐汪由敦接任大学士，显然是结党营私。他说： “朕为天下主，而令在廷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斥责他“负恩植党”，下令削去张廷玉的伯爵，汪由敦也被罢职。后来张廷玉要回老家，又惹火了皇帝，说他“营营思退”是宦途失望，又有家财可以养老。乾隆帝把过去配享太庙的功臣名单给他看，对照自审应否配享？然后罢了张廷玉的配享。乾隆十五年（1750年），皇帝又以张廷玉的儿女亲家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考、贿卖生员，再次对张廷玉问罪，没收往年赏赐的御笔、书籍等物件，并罚银15000两，“终身不令觐”。至此，张廷玉彻底失势，能保住性命就不错了。其门生故吏，各寻去处，有人竟然又去投靠张廷玉的政敌史贻直。
不过，乾隆二十年张廷玉去世时，乾隆帝还是遵照雍正帝的遗诏令其配享太庙，因为他心里明白，剥夺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理由并不充分。张廷玉是享此殊荣的惟一一个汉人。乾隆二十三年，在修订他的文集《乐山堂全集定本》时，乾隆帝又把当年颂扬张廷玉的一篇文章《送张先生暂假归里序》删去。可见他对张廷玉仍然是耿耿于怀。
《君臣道》第四卷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一）
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
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大金川在西，小金川在东。如金沙江一样，所谓“金川”也是因为这里出产金砂。这一带地区居住着藏民数万，其中大金川地区纵约二三百里，横约数十里，人口不足一万。这里高寒而多雨雪，崇山峻岭，山中只有羊肠小径，高山之间多为河水阻隔。藏民以竹索为桥，皮船作渡，住则垒石而居，称为“住碉”，藏民分布在山中，种青稞，以荞麦为食，生活十分艰苦。藏民酋长又称土司，受朝廷节制。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时，没有触动大小金川，这里仍然保留着土司制度。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雍正元年曾随大将军岳钟琪进藏平叛有功，授大金川安抚司印。年羹尧为削弱金川土司的势力，分而治之，将原旧金川土司改为小金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为控制小金川，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懦弱，为妻所制。
与大小金川相邻的还有许多土司，为了争夺土地和权力，各土司之间经常相互进攻杀伐，使得地方不得安宁。对此，朝廷有时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有时则予以干涉，直接以武力干涉，总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实行。乾隆四年（1739年）川陕总督鄂弥达上奏： “土司性嗜报复，若不慑以兵威，愈无忌惮。”要求朝廷“勒兵化诲”。乾隆帝在鄂弥达的奏疏上批道： “此事由你相机料理。对待此等人，不可不使之畏天朝兵威，但也不可只以兵威压服，而不修德化。”
由于地理环境限制，藏民生产落后，终年辛苦仍不得温饱，土司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则以掠夺来补充剥削之不足。历史的规律是： 当落后阶段的民族自相攻杀掠夺而最终被其中一个最强大的部落统一之后，他们就停止搞内部掠夺，转而开始向外部掠夺致富，直到统一全中国，使掠夺致富合法化。所以年羹尧就把金川分而治之，但是依然有反效果。从社会进步的观点来看，川陕总督鄂弥达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在不能和平相处的情况下，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应该战胜落后的社会制度。在落后的势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扑灭它。否则它将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利益。乾隆帝提出一文一武相机料理的策略也是理性的，不到万不得已不必出兵平乱。
乾隆十一年（1746年），大金川莎罗奔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川陕总督庆复檄命大金川莎罗奔放还泽旺，莎罗奔有所畏惧，遂释放泽旺。庆复上奏乾隆帝“因地势极险，运粮无路”，“且伊自在土司内相扰，并非干犯内地”，不便派兵干预，建议采取“以番制番之法”。乾隆帝批示： “卿所见极是。”
第二年，莎罗奔又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和明正土司，妄图吞并其领地。四川巡抚纪山遣兵弹压，并奏请进剿大金川，乾隆帝仍无意用兵。降谕： “如但小小攻杀，事出偶然，即当任其消释，不必遽兴问罪之师。但使无犯疆圉，不致侵扰，于进藏道路塘汛无梗，彼穴中之斗，竟可置之不问。”于是，莎罗奔更加肆无忌惮，四外攻杀，攻占毛牛，逼进打箭炉，并打死官兵。
看来，中央政府也是把土司政权看作某种独立的“特区”，允许他们有一些越轨行为，他们在“特区”内犯法，中央是不管的，一旦他们越出了一定的范围，可就不允许了。纪山立即命泰宁协副将张兴前往弹压，却不幸失败，官军伤亡惨重。庆复认为大小金川地形复杂，不利于用兵，不如采取“以番治番”之策，利用其他土司的武装力量剿平大金川的叛乱。
乾隆帝接到奏报，立即命庆复回京，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张广泗（？~1749），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出身。因为张广泗从前随鄂尔泰征讨苗民很有办法，故此次倚重他来征讨大金川。乾隆帝降谕： “大抵番蛮与苗性相似，今莅川省，即以治苗之法治番，自能慑服其心，消弭其衅。”乾隆十二年（1747年），张广泗调兵三万入川进剿。开头几仗还算顺手，收复了毛牛、马桑等地。张广泗称“酋首不日可以殄灭”。莎罗奔退守勒乌围，另由其侄郎卡守刮耳崖。张广泗分兵四路，再分十路攻打各处据点。金川土兵于险要之地构筑战碉，“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佛塔），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叛兵防御周密，战碉易守难攻，张广泗命官军用挖地道，轰地雷；或围绝水道；或放火炮等方法破碉，然而成效甚微，官军束手无策。
张广泗又误用汉奸王秋和泽旺之弟良尔吉，不知良尔吉已与阿扣通奸，意欲取代泽旺而为土司。良尔吉将清军动向及时通报莎罗奔，预先准备，使清军连连失败。张广泗急于成功，将兵力分散攻碉，反而致使副将张兴，游击孟臣战死。他向乾隆帝上报战况时大部诿过于张兴，并请罪自劾，一般来说，只要是吃了败仗，主帅即使诿过于部下，也必须向皇帝请罪。张广泗又要求乾隆帝增兵。这时，前来督运粮草的兵部尚书班第抵达川西。他见到官兵超过土兵数倍，长达半年都不能取胜，实属将帅无能。他认为“增兵不如选将”，奏请起用罢官在家休养的故将军岳钟琪，再派一名重臣其才识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军务。
乾隆帝采纳了班第的意见，特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四川经略军务。讷亲（？~1749），姓钮祜禄氏，是清初开国五大臣额亦都的曾孙。祖父是辅政大臣遏必隆。讷亲的姑母是康熙帝第二位皇后孝昭皇后，讷亲的父亲尹德曾跟随康熙帝讨伐噶尔丹，因功被升为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尹德办事认真，为人谨慎，深得康、雍二帝的信赖。雍正五年，讷亲因父亲病重袭爵，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帝为维护皇权，采取了重视外戚子弟，而轻宗室亲王的策略，以避免亲王预政对皇权的制约。乾隆帝对讷亲的破格提拔，是因为讷亲有爱新觉罗的血脉，比一般的外戚更亲近；讷亲正直清廉，办事认真不推诿，不模棱；尤其是他独立于鄂党、张党的派系之争之外。康雍时期，宗室亲王或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或入主军机，如康熙帝之兄裕亲王福全、堂兄安亲王岳乐；雍正之弟怡亲王允祥不仅任军机处首席大臣，而且身兼多种要职。他们在朝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乾隆帝即位以后，改变了亲王身居要职的传统，这样更有利于保持皇权的绝对性。乾隆一朝，亲王不曾入主军机；而外戚多立有殊功，但却不能像汉朝那样成为权臣。鄂尔泰去世后，讷亲被任命军机处首席大臣，位居张廷玉之上，一年后又取代张廷玉的内阁首辅地位，成为乾隆帝破格提拔起来的年轻宰相。
乾隆帝又接受了班第的建议，任命岳钟琪为提督，赐孔雀翎。其实，只要派岳钟琪就可以了，可是朝廷不信任他。岳钟琪于康熙末年率军入西藏平乱，雍正时随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征讨准噶尔部，因战功卓著升至川陕总督，拜宁远大将军。后来因为有人说他是岳飞的后代，与清朝的祖先金国有旧怨，受到猜忌，有反清人士前去游说他起义，被他出卖押送朝廷，但仍不能洗刷自己。在征噶尔丹策零时被张广泗等人弹劾下狱，最终被撤职，在家闲置。这次乾隆皇帝要起用岳钟琪做大将军，张广泗当然不赞成，他上书言： “岳钟琪虽将门之子，不免纨绔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警则茫然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然久在戎行，遇事生风，颇有见解。以为大将军则难胜任，若用提督，尚属武员中不可多得者，且闻为大金川所服，诚如所谕，人地相宜。”他不同意岳钟琪做大将军，位居自己之上，乾隆帝也不真正了解岳钟琪的能力，只授予他提督衔。张广泗对于讷亲做经略大臣却不敢表示异议。讷亲耿直清介，才干敏捷，做宰相政声很好，可是他从来没有过军事经验。不过，在中国古代，以文人做军事统帅的事情是很正常的，因为军事统帅并不必亲自冲锋陷阵，主要是运筹帷幄，“纸上谈兵”，文人是完全可以胜任的，许多文人也确实很能打仗。不过这位讷亲却既不懂兵法，又不尊重有经验的同僚，怎么能指挥战役？岳钟琪长期在四川任职，素为川藏土司所服。他既有军事才能，又熟悉“番情”。讷亲为什么不听取他的意见？乾隆帝使用讷亲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汉人很不信任，每次出征，统帅多为满人。这次任用张广泗挂帅不能奏捷，乾隆皇帝认为是汉人不可靠。所以岳钟琪也只能被利用，而不能重用。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岳钟琪驰赴军营。岳钟琪与张广泗商议军机，他提出由他带兵攻取莎罗奔据守的勒乌围，而张广泗却力主由昔岭、卡撒进兵。岳钟琪说，昔岭、卡撒中间隔着刮耳崖，距离勒乌围尚有百余里地，不如改由党坝进兵，党坝距离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攻破这个关隘即可直捣敌巢。张广泗又不以为然。张广泗对于岳钟琪有妒忌之心，凡岳钟琪的计策，他都不采用。两人讨论了很久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良将相聚的弊病。
《君臣道》第四卷傅恒、岳钟琪初定大小金川（二）
以将才论，岳钟琪与张广泗都是出类拔萃的，岳钟琪还略胜一筹。然而两个将才凑在一起未必就能打胜仗。正如清末中兴名将胡林翼曾说：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分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气识之偏。一言不和，动成水火。”两个才能相当的人共同办一件事，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二人是否同心合力是一个关键问题。
大学士讷亲是一位清廉忠正的大臣，做为主帅，却心高气盛，好大喜功，“自恃其才，藐视广泗”，他不顾张广泗久攻无效的现实，下令限三之日内取藏兵老巢刮耳崖，岳钟琪不同意。张广泗轻视讷亲不知兵，而位居自己之上，恃宠发威，瞎指挥。但是他阳奉阴违，故意附和讷亲的意见。打了败仗，自然是主帅负责。这是官场惯伎。讷亲会同张广泗察看腊岭等处的地形之后，制定出作战计划，“限二日内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致使军心瓦解，几次出战都是大败而归。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
撇开讷亲不说，如果张广泗能够与岳钟琪同心合力，凭两个人的大才，事情也早就成功了。屡败之后，讷亲闭营不出，却想出一个改攻碉为筑碉，“以碉逼碉”的蠢办法，奏报皇上，被乾隆皇帝否定。讷亲又奏请增兵，并弹劾张广泗不知用兵，出师一年多，损兵折将毫无战绩。
乾隆帝大为恼怒，又责备岳钟琪自起用之后，“未闻发一谋，出一策”。岳钟琪乃上奏揭发张广泗用兵无法，又误用内奸良尔吉和王秋。小金川参战土兵，“不惟无用，且须防范”。张广泗、讷亲不久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