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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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卷，仅次于明朝的《永乐大典》。这一次，乾隆帝则要修一部规模更加宏大的巨著，它将超过前代所有的书集。
第二年，乾隆帝下令，在翰林院内开设一个书馆，叫做“四库馆”，专作校辑古书之用，而书名也就叫做《四库全书》。为何叫四库？这是乾隆帝从唐朝魏征任秘书监校定秘府图书时，把校定之书藏于经、史、子、集四库而得到的启发。借用了这个名字，也是求大求全的意思。
修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统一百姓的思想。乾隆帝修书的深意是针对汉族文人学士进行思想钳制，修书是强化文化统治的一种手段。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来，这是一项很坏的文化事业，清统治者对古籍进行大规模的“整理”，被篡改、删削、焚毁的古籍为数甚多。中国人的思想被清算、洗刷，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进步的人文思想至此而隳灭不彰，这种寓禁于藏的手法，遭到古今有识之士的非议。中国从17世纪开始落后于西方，与满清皇帝病态的文化政策有因果关系。
编修如此一部大书，首要的工作是收集、征求遗籍及各种罕见的旧刻本和抄本。中国古典文献经历了两千年的累积，可谓汗牛充栋了。然而历经战乱和毁禁焚烧，亡佚散乱甚多。汉唐遗书已很稀少，但印刷术发明以来，宋元辽金以后的著作却所在多有，只是多分散藏于民间私人家中。清初以来，一些学者先后以个人之力加以搜求和整理，但限于条件，成就不大。现在由皇帝亲自发起纂修《四库全书》，就有力多了。乾隆帝惟恐天下有书搜集不到，多次严令各地督抚官员大力征集遗书，并以此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下令凡献书者有奖，隐匿不报者则予以治罪。这样，一下就收进了很多图书，有13700多种。同时，又从皇宫的藏书中辑录社会上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让更多的古书原本现世，等待着被编修或被焚毁。
搜集来的古今已刊和未刊的图书约有100多万册。有如此丰富的书籍，就要有众多的人来编辑、抄写。四库馆延请了文士名流有360多名。正总裁16人，有皇子、大学士、尚书等，著名的如刘墉、彭元瑞、金简等人均在内。总阅官15人。总纂官三人： 陆锡熊、孙士毅、纪晓岚。总校官4人，分校官100多人，而以保举和考试方式招收的抄书手，先后达3800多人。
《君臣道》第四卷纪晓岚与《四库全书》（二）
三个总办只有纪昀是从始至终负主要责任的人，其他正副总裁多是只挂名很少管事。
纪昀像纪昀（1724~1805），字晓岚，直隶河南府人。他从四岁就开始刻苦读书，博古通今，能言善辩，机智幽默。乾隆十九年进士，后擢为翰林院编修，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又多次任考官，为国选才，深得士人爱戴。
乾隆三十二年，前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亏空公帑，朝廷正欲查抄卢家，纪昀与卢见曾是姻亲，他事先寄密函通知，而函内无文字，仅封茶叶一包、盐一撮，外用浆糊封固。卢见曾于是明白其含义是“盐案查抄”，急忙做了准备。和涸鸢炖泶耸拢挥欣痰接退捅ǜ媪嘶实郏〉凼稚完酪虼吮磺彩陆锶曛谩！ �
乾隆帝要修《四库全书》，向全国征求人才。大学士刘统勋对纪昀的文才一直很欣赏，趁这个机会他首先推荐纪昀，乾隆帝欣然同意。纪昀又推荐了其他学者如周永年、戴震、余集等人，入馆做纂修官。
《四库全书》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每种书先由纂修官加以考订，然后根据内容写出提要，给以评述，放在卷首作为说明。纪昀和陆锡熊则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纪昀和陆锡熊的意见，还不是最后的决定，还要送皇帝审批决定。
皇帝审定，是从政治上把关，这对保存历史典籍极为不利。凡是与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都要删改或焚毁。如此重要的大事，只由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来做决定，必然产生严重恶果。
经乾隆帝审阅后决定收录的书籍，再交武英殿的缮书处抄写，同时，总纂官再进一步对入选的各篇提要逐一进行认真细致的修订。从作者的年代，籍贯，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要，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撰稿的基础上，或增删，或分合，反复予以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而各篇提要经过纪昀的笔削考核，一手删定后，无不灿然可观。在完成考核审定提要的工作后，纪昀最后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把各篇提要排纂成编，列成总目，成为《四库全书提要》，共二百余卷。
乾隆帝为了显示自己的英明，往往突击检查四库馆的工作。传说有一天，乾隆帝特意换了便装来到翰林院中，时值盛夏，纪昀等人工作时都将衣服除去，正在挥汗如雨地抄写，忽听有人说了一句： “圣驾来了！”众人急忙各自寻衣服穿上，只有纪昀因为眼睛近视，一时找不到衣服，仓皇之间，钻到御座之下躲避。乾隆帝看在眼里，遂故意坐在椅子上两个小时不去，也不说话，有意戏弄纪昀。纪晓岚因酷热难耐，伸出头来向外窥视，问： “老头子走了吗？”乾隆帝笑，诸人都笑。乾隆帝说： “纪昀无理，何得出此轻薄之语？有说则可，无说则杀！”纪晓岚说： “臣未穿衣。”乾隆帝允许他出来穿上衣服。纪晓岚匍匐于地说： “这是百姓称呼皇上的普通名词。听臣解释： 君称万岁，岂非老乎？君为元首，得非头乎？皇上为天子，此所谓子也。”乾隆帝说： “你自信口才敏捷，还敢强辩饰非，今有一成句曰‘此地有崇山竣岭，茂林修竹’，你能随口对来，恕你无罪。”纪晓岚应声对道： “若周之赤刀大训，天球河图。”乾隆帝大喜，起身对诸臣勉励一番，然后离去。
事后，他给妻子写信说： “哈哈！我险些又赴乌鲁木齐效力！……这都是由于目光近视素性畏热所致，古人云，慎言寡过，此话不假。”关于“老头子”的故事，还有多种，但是其他人不如纪昀名气大，所以流传不广。
乾隆帝对进呈的书籍经常抽阅查看，发现错误，立即严厉申斥一查到底，有关官员无一能逃其咎。缮录工作十分辛苦，校勘也不轻松，难免出差，校官经常为一字之讹而受到处罚。比之今日，出一本书，几乎不校，错字连篇的现象真是天壤之别。有一位叫蔡葛山的校官说： “我校勘《四库全书》，因为讹字而数次被夺去薪俸。不过，有一件事却深得校书之力，那就是从书中得到一个药方，竟然治好了孙子的病。”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收集资料确是大而全。
古人校书认真仔细，仍不免出错。错一个字，就罚去一个月的工资，可谓重罚，编书若都能采用这种办法，何至于错别字连篇而不堪卒读？其经验实在值得后人借鉴。
书中的“政治错误”，仍然存在。李清所撰的《诸史同异录》一书内，有对清世祖不敬之处，被乾隆帝审阅书籍时查出，大怒之下，命将总纂修、总校官们严加议处。在复校时又发现同一问题。这部书当初由纪晓岚办理，因此他受到皇帝的诘责，令他删改换篇，自行赔写。
乾隆帝修这部巨著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毁灭一切对清朝统治不利的文字。除了反抗异族统治的文字之外，一切反抗专制体制的文字也都在删削之列。汉族知识分子们对此是不可能完全赞同的，因此在编修中就会与皇帝配合不力。现在经过皇帝惩罚之后，他们便会把可能引起皇帝不快的文字删削干净了。但是，精明的皇帝总是要挑毛病的，纪晓岚有时故意把一些明显的“非政治错误”留着，让皇上去挑剔。因为无论横竖皇帝都是要挑出毛病来的，如果皇上挑不出毛病，事情也不妙。这个有文字狱癖的精明皇上就会往更深处挑毛病，可能使更多的书籍遭到删削或焚毁。可是有时候皇帝连明显的错误也没看出来，那个错误就不许再改正了，因为皇帝已经认可了。专制独裁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主观随意性，许多事情都是由皇帝的奇思妙想来决定的。皇帝常常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而故意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纪晓岚对此是很清楚的。幸亏此书是由纪晓岚做总纂，如果换一个积极奉行乾隆帝旨意的人去做总纂，可能会删去更多的内容，损失更大。封建帝王过于精明也是臣民的灾难，文化的灾难。
当《四库全书》完成之后，初次复校时，又发现了大量“错误”，乾隆帝再次命纪晓岚、陆锡熊二人赔写，并罚令他们分别带领人员前往热河、盛京校勘文津阁、文溯阁的书籍，以赎前罪。修这部《四库全书》，乾隆帝是下了功夫的，对臣工的督促也很严格。乾隆帝也常常显示出很公平，有错必罚，有功必奖，纪晓岚勤奋工作的杰出成绩，又多次受到乾隆帝的奖赏。
封建社会读书人最高的愿望就是能经由科举之路而入官场，光宗耀祖，然后做出一番事业，报效国家。纪晓岚自从入翰林院以后，并没有什么作为，他的才学和抱负得不到施展，却被发配新疆，只因为他的文才受到皇上的赏识，今日才得以大展身手，报答君恩了。为了编好这部皇皇巨著，他夙兴夜寐，呕心沥血。他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不是为做官而读书，整理国故，写读为生，于愿足矣。他自称从四岁开始未尝一日离笔砚。编书期间，乾隆帝特赏赐他端溪旧坑石砚和御书玉屏拓本，以示嘉奖。
修书绝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纪晓岚和全体四库馆臣不分寒暑，竭尽全力，认真校勘。由于此书籍卷帙过于浩繁，为了便于查阅，而编撰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乾隆帝认为这200卷提要仍然是不便阅读，又命纪晓岚、陆锡熊编辑《简明书目》一编20卷。纪晓岚的才学和勤勉治学态度受到乾隆帝的嘉奖。乾隆帝下谕褒奖说： “考订分排，具有条理，而撰述《提要》，粲然可观，则成于纪昀、陆锡熊之手。纪昀学问本优，校书亦极勤勉，甚属可嘉！着加恩授为翰林院侍读，以示奖励。”
即使是皇帝亲自审查，大臣们竭心尽力去做的事，也难免出错误。由此可见，任何一项工作，布置之后，如不认真检查或检查之后奖罚不明，都是办不好的。乾隆帝办事认真彻底，对《四库全书》高质量的完成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
纪晓岚一生没有写过什么论著，只有《阅微草堂笔记》一部，平时写的一些序记碑表之类的文章都随手而弃，不留底稿。他说： “自从编修《四库全书》以来，纵观古今著述，自知写不出更好的文章了，而那些自以为有所得的人，真是太不自量力了。”
纪晓岚这种谦虚诚实和认真严肃的态度，才是做真学问的态度。写不出来就不要硬写，制造过多的文化垃圾，也是造孽。古人一向把读书看得比著书更重要，古人强调，无论是做什么事，都要求把读书放在首位，明理是根本，著书乃是末艺，至于以写书发财，则更是等而下之的末俗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完成。纪晓岚等人花了整整十年时间完成此巨著，心情十分激动，最后再写一篇进表呈给皇上。纪晓岚奋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气呵成。这篇《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写得文采飞扬，词藻华丽，条分缕析，纤悉具备，同馆人士争相快睹，无不叹服。陆锡熊、吴稷堂二人又合撰一表，但比之纪昀所撰前表，相差甚远，终不惬意，最后还是以纪、陆二人的名义，把纪晓岚写的表进呈乾隆帝。乾隆帝读了此文也很满足，文章尚未看完，就对左右大臣说： “此表必纪昀所撰。”特命嘉奖。
《君臣道》第四卷纪晓岚与《四库全书》（三）
四部书以色分部： 经部用青色绢，史部用赤色绢、子部用白色绢，集部用灰黑色绢，装帧极精美，以楠木匣为函套，庋置宫中文华殿后的文渊阁中。全书共收入3460种书，计75854卷，装订成36275册。其中有一些书匣却只有封皮，里面全部是白纸，书被抽毁，仅存书名。全书先写四部，以后又续缮三部，以及翰林院副本共抄八部，分别藏于故宫文渊阁，热河文津阁，奉天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另外，翰林院保存副本。
四库馆集中了当时学术界各方面的专家。如著名考据学家、经学大师戴震就是由纪晓岚推荐的，乾隆帝也早闻其名，于是打破惯例把举人出身的戴震召入馆内，担任纂修官。戴震对清代的考据学影响极大，比如，他校的《水经注》，把历朝的《水经注》中“经”“注”不分的部分加以分辨，是考据学的典范之作，用了十年工夫才完成。后来，现代考据学家胡适为了标榜自己考据家的形象，也仿效戴震校订了一次《水经注》，也用了十年工夫。邵晋涵则长于史学；周永年精通诸子百家之学，简称子学；翁方纲研究经学和金石之学颇有成就。著名的古文桐城派领袖方苞也曾入馆修书，但是他不赞成死钻牛角尖的考据之学，与纪昀等人观点不和，不久便辞职还乡了。
但四库馆中也有一些不学无术之人，如任总裁官之一的和褪恰Ｇ〉廴盟渭颖嘧胧侨衔紊峡煽浚拖暗热怂淙徊徘榧眩紊喜豢煽俊Ｕ饷匆徊看笫椋噬鲜遣豢赡茉牟楹芏嗟模匦胍揽亢瞳｜这种人把关，发现有不利于本朝的文字，一律销毁。和康靡痪硎椋瓤从忻挥斜饰笸磕ㄖΓ型磕ǖ牟灰湮薇饰螅蛲Υ茫灾讣咨罨缓蟠耸橐膊荒芤＞驼庋咽占吹拇罅客际椋笤家话胫�71万卷书都因政治上有问题，而付之一炬。乾隆帝焚书也是以好大喜功的心态来进行的，多多益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秦始皇以来最大的一次焚书活动。乾隆帝不如秦始皇的地方是光焚书不存资料，秦始皇只焚民间之书，国家书库则保存资料，可惜都被项羽一把火烧光了。李光地认为，萧何应为此负责任，他没有保护图书。纪晓岚修书最大的功绩是尽量保护图书，不毁灭书籍。
焚书之事与文字狱是一致的，其祸害既深且巨。有人说，知识分子皇帝管理国家不行，大老粗皇帝管理国家就很出色。就清朝而论，康、雍、乾三朝皇帝都是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尤其这个乾隆皇帝学问更是大得很。知识分子皇帝管理国家真正不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搞起文字狱来特别下死功夫，往往令人发指。
《四库全书》编成了，其卷数为《永乐大典》的三倍半，收集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宝藏。但此事也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巨大浩劫。这样的书人们根本也读不到。纪晓岚撰写的《四库全书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就成为人们阅读此书的代替品。鲁迅曾为某人开列12种必读古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即其中之一。《四库全书》的纂修对清朝后期的学术界的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学科的完善起到了颇大的影响。
《君臣道》第四卷胡中藻之文字狱（一）
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