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49-君臣道-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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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归咎于宰相也。”
康熙帝常常要求督抚大员用人行政之时“不必吹毛求疵，在地方务以安静为善”。有一次，康熙帝对新任职的进士们谆谆教诲道： “士子读书稽古，原本期望穷理致用，平日砥砺廉洁，敦修品行，皆为异日服官莅政之本。等到一登仕途，志在功名，未免专意求进，干营奔竞，丧其素怀者往往有之。你们多从田间来，才通仕籍，务要率其平素行履，不改初心。凡受内外职任，当益加勉励而行，情操自矢，恬静寡营，循分尽职，洁己爱民，以副朕造就人才之至意。”
使汉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在大清帝国起着推动历史的巨大作用，熊赐履的贡献是不能低估的。一个大国若要国泰民安，传统文化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汉儒文化虽然有许多荒谬之处，但是在明末那种世俗文化泛滥，而招致国家灭亡的悲剧之后，汉儒文化在异种称王的清朝又重新发挥了拯救世道人心和扭转社会风气的积极作用，这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康熙帝以宽仁著称，除了天资的成分，受益于帝师熊赐履的指导不少。就这一点来说，熊赐履对康乾盛世的贡献比其他汉臣都要大。这是人臣治国的大手笔，不是一般的智谋权略可以相提并论的。论智谋，熊赐履却不高明，在权力斗争中，表现得很拙劣，大大有损于他的清誉。
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犯了一个错误，因票拟出错，欲委过于人，改写草签，撕去嚼毁，失大臣体，被革职，迁居江宁（南京）。熊赐履虽然官拜大学士，但是家中竟然毫无积蓄，在江宁清凉台寓居时，清寒度日，与童仆一同锄地种菜。他自号“清凉老圃”，有时遇到青黄不接，往往“数米粒而炊，杂以野菜”。康熙帝南巡，接见他，赐御书匾。二十七年，起用为礼部尚书，仍值内廷，后调吏部。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因事下狱，御史趁机弹劾熊赐履，说他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帝置之不问，并赦免熊赐瓒。三十八年，授赐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以及《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书的总裁官。
康熙帝对熊赐履教授辅弼之功，一直感念不忘，常说： “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熊赐履退休之后，仍然食俸，留住京师以备顾问。熊赐履去世之后，康熙帝命礼部官员前往视丧并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号文端。又眷念其旧劳，擢用其子。
《君臣道》第一卷南书房师友（一）
南书房师友
清初，在中央衙署内，满汉关系十分紧张。汉官极受压抑，六部尚书，概为满员。顺治五年（1648年），始设六部汉尚书，但无实权，不过“相随画诺”而已。顺治皇帝亲政后，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不见汉臣。顺治帝虽有过尊儒的举动，但只不过是表面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要把“本朝家法”原封不动地搬进来。大学士陈名夏提出“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的进步主张竟被杀头，这很可以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的态度。早在后金时期，努尔哈赤就曾把其控制区内的汉族缙绅（士人）尽行捕杀，仅有少数人逃匿。这种仇视汉儒的政策，在皇太极时代略有改变，但清廷视汉官仍不过是高等奴隶，汉臣见了满臣必须下跪。甚至汉官也要学满语，学不会而遭打骂的事司空见惯。廷议时，满臣可坐，汉臣须跪，地位明显不同。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汉族儒臣再次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为了压抑汉人，削弱文臣在朝廷的地位，他们改变了顺治帝仿明朝政治和汉化的治国方针，将内阁和翰林院撤销，恢复皇太极时期的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等旧制，并降低了汉官品级；裁减汉人言官；减少了进士的录取额；官缺，汉族仅占四分之一，且并非重官要职。如此压抑汉臣，其目的无非是驯养汉臣的奴性心理，并防止满族政权的汉儒化。
顺治时期，大学士为正五品，低于六部尚书（正二品），但大学士多以尚书入阁，所以实际上仍享受正二品。大学士品级低，是防止大学士权力过大的意思。内阁没有明朝时期总制均衡的地位。康熙帝剪除鳌拜集团，御理政事之后，于翌年（九年）八月，承顺治十五年之制，“命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大学士兼殿阁衔，并兼尚书，学士兼侍郎。至此，清代内阁之制才稳定下来。
康熙帝修改尊满抑汉的政策，所倚重的两位满洲贵族，一位是协助他逮治鳌拜的索额图，还有一位是明珠。两人都是满洲正黄旗人，都与爱新觉罗氏结亲，二人共同辅佐康熙帝，成为康熙帝的两翼。而二人之间又存在着尖锐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满汉矛盾。康熙帝意识到，满洲的“祖宗家法”于满洲贵族王公大臣们有利，却限制了皇帝的权力，所以他赞成学习汉人的制度。汉臣们因为受到满臣的压抑，当然也反对满洲家法。索额图是满洲贵族的代表，而明珠却是主张汉化。康熙帝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权威，自然是倾向于汉化的。
明珠（1635~1708），字端范，姓纳喇氏（又译纳兰），满洲正黄旗人，出身于“海西四部”，极受康熙帝倚重。康熙三年（1664年），任内务府总管，五年授弘文院学士，六年任纂修清世祖实录副总裁，七年奉命视察长江、黄河、淮河水利工程，对治河有正确的建议，后历任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康熙帝御政之时年仅16岁，明珠则长康熙帝19岁。明珠审时度势，看到满汉矛盾的激化将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为此，他辅佐康熙帝力除陈习，洗刷积弊，基本抛弃了压抑汉官的政策，实现了清初治国方略的转变，开拓一朝新政，为清朝中期的盛世奠下了政治基础。这个根本的政策转变的本质就是尊满用汉、崇儒重教。
中国历史上，皇帝与地方诸侯的矛盾深刻时，往往导致国家动乱，吴三桂之乱更有民族矛盾的成分在内。叛乱之所以能够得到许多地方汉族军政官员的响应，与清朝初期的民族歧视政策有很大关系，而朝廷平定吴三桂之乱的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康熙帝在用人制度上抛弃了民族歧视政策，转为重用汉将。吴三桂之乱，明珠与王熙同掌兵部，起用“河西三（汉）将”赵良栋、张勇、王进宝等，提高绿营兵的地位。康熙帝同意绿营官兵自成一军，独立作战。正是由于汉人官兵地位提高，战争形势才开始好转。
明珠协佐康熙帝开经筵日讲，开博学鸿儒科，修纂《明史》，设南书房，起居注官增加汉员，内阁学士增设汉官等。总之，尽力争取汉族士大夫与清廷合作，调整统治阶层内部的满汉关系，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以加强政治稳定。此后，除了少数士大夫仍拒绝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外，大部分士人都承认了清政府的合法性，汉人入仕人数明显增加。
明珠亲自任经筵日讲官，他精通满汉两种文字，又具有较深的经学素养，值讲论经时，口若悬河，辩才无碍，这在满洲贵族之中是极少见的。明珠的相府一时成为汉族儒士诗酒文会之所。他的长子纳兰性德，作为康熙帝身边一等侍卫，颇受青睐。纳兰性德才华横溢，是当时的著名词人。他广交文坛名流，与汉族士大夫朱彝尊、姜宸英、顾贞观、严绳孙、陈维崧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所作的《纳兰词》在清代词坛独树一帜。明珠次子纳兰揆叙，少年时即受业于江南名士吴兆骞，读四书五经，成为著名的儒家学者，后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每于退朝之暇，仍手不释卷。三子纳兰揆方，于书无所不读，乃至于废寝忘食。吴兆骞流放宁古塔二十年，经纳兰性德、明珠援救入京，纳兰父子因此深受士人赞誉。
康熙帝东巡之后，纳兰性德受命考察雅克萨，染病回京，将边界形势奏明皇上，康熙帝决意用兵。当雅克萨战役捷报传来时，纳兰性德已死六日。士人无不痛惜，赠哀辞者却都是汉人，满族竟无一人。显然满人对明珠父子热爱汉儒文化很不以为然。
年轻的康熙帝在辅政大臣和议政王大臣的制约下，感觉颇不自在，而汉儒文化是主张皇帝乾纲独断、大权一揽的。这当然是康熙帝的理解，也是他欢喜接受的原因。需要强调的是，君权至高无上这一点，正是康熙帝选择汉儒文化最关键的考量因素，然而绝非原始儒学的本义。历史发展的进路就是如此的非理性，幸运的是清朝政治能由此而转为比较清明，不幸的是原始儒家的虚君观念与满洲家法的分权制都失落了。对于非理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似乎如果承认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就等于削弱了某些人此时正在“理性地”创造历史的作用和意义。
满洲大臣多为军事贵族，无不以立军功为荣，耻于读书。明珠辅助康熙帝裁汰大批满洲旧军事贵族，启用一批满洲新文职官员，又鼓励满人学习儒家经典，参加科举考试。满人渐渐以较为平和的态度对待汉大臣。满官普遍通晓汉语，满人学习儒学也渐渐成为风气。如饶余亲王阿巴泰的曾孙文昭辞爵位而读书，不久便成绩斐然，才名卓著。正白旗人阿什坦将《大学》、《中庸》诸书译成满文，其儒学基础十分深厚，被康熙帝称为“我朝大儒”。满族对儒学这一汉族文化精髓已普遍产生认同，儒臣的地位逐渐提高。可惜，吴三桂之乱时期，朝廷出于武备的考虑，为防止八旗子弟日益懦弱，又下令停止八旗子弟的科举考试。
国家的政治走上正轨，这一切都与明珠的作用分不开。明珠广泛结交汉官文士，特别是江南儒臣，如徐乾学、徐元文、高士奇、王鸿绪等博学硕儒。他与高士奇的关系颇有戏剧性，值得一叙。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家贫无资，肩扛破被旧褥徒步入京乡试。落第后在明珠看门人的家里教馆为生，卖文自给，并书写春联、扇面遍赠权贵悍仆，以求仕进。一日，明珠要写文字，找不到人代笔，正在犯愁，看门人推荐高士奇，明珠试他文笔，高士奇一挥而就，明珠大喜，荐用于内廷，授詹事府录事，得到康熙帝的赞赏。于是选入翰林院，入值南书房，参与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事。
高士奇才智敏捷，很得康熙帝赏识，当时南书房专用汉官，为他们提供了对朝政发表意见、单独进言的理想场所。现在连明珠都得反过来向高士奇讨消息了。高士奇每次回家，门外街巷九卿轿子塞满，明珠亦在。高士奇直入家门，好像不知道门外有客。等高士奇吃罢饭，先呼明珠入，谈话后，再呼其他人入见。
康熙帝曾说，朕所以厚待高士奇等人，是因为他们对朕治国治学有极大贡献。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书》本经，作时文，因为得到高士奇的帮助才开始知晓学习门径的。初见高士奇得古人诗文，一看就知道其时代，心中奇怪，现在朕也能如此了。高士奇虽无战功，但是他裨辅朕读书治学问功劳也很大。
康熙帝南巡时，高士奇陪伴而行。君臣游览金山寺，登高远望，极目千里，寺僧求皇上赐匾额。康熙帝欣然同意，正考虑未定，高士奇送上一纸，上书“江天一览”四字。康熙帝很满意，于是挥笔写就，赐与寺僧。游苏州，康熙帝见狮子林景致奇妙，连连说“真有趣”。赐匾额时，康熙帝提笔沉思，高士奇说： “皇上说‘真有趣’，何不就书‘真趣’二字？”康熙帝一听，正合心意，遂赐书“真趣”。游杭州灵隐寺，寺僧求赐额。康熙帝写“臁弊质保延曜滞沸创罅耍掳虢夭缓冒才牛诜改眩呤科嫜鹱澳ツ础霸屏帧倍郑滴醯哿煳蚱湟猓焯狻霸屏炙隆比郑哟肆橐掠殖莆屏炙隆？滴醯塾伟瘴骱痔乇鹎琢俑呤科娴募蚁缥飨阶⒋投睢爸翊啊保允炯谓薄�
《君臣道》第一卷南书房师友（二）
康熙帝出游仍不忘读书，晚上由高士奇伴读，君臣二人夜坐舟中，讨论古今兴废之迹，读《尚书》、《左传》，谈《周易》，赋诗，兴致很浓，常常谈至下半夜。康熙帝曾说： “帝王勤求治理，必稽古典学，以资启沃之功”，“学问之道，必无间断，方有裨益，以后寒暑不必辍讲”，“《大学》格物二字，包括无余”，“经书屡经讲读，朕心业已熟晓。《通鉴》一书，事关前代得失，甚有裨于治道”，“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批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康熙帝勤奋读书，但不盲目信书。凭常识，他会对书本提出质疑。如他曾说： “即如史书所载，项羽坑秦卒二十万。夫二十万卒岂有束手待毙之理乎？”又如，古人一向认为塞外蒙古迁徙无常，逐水草而居，似乎无一定居处，可以任意栖止。康熙帝指出： “不知塞外地虽空旷，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若有草无水，虽欲驻牧于此，其势断有所不能。是知毡庐毳幕，常有不定之居，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塞外情形不可臆度，必亲履其境然后能知之。”
平时，康熙帝常与南书房儒臣一起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同堂师友，私恩甚重，经常赐给他们笔墨砚台，字画诗集，乃至撤自御膳的食品，以示眷顾。康熙帝优渥词臣，是出于治国的需要。他说： “夫天道人道必待人而后兴。”古人所说的“天子”不仅仅是就权力的来源而言，这是现代人的理解，其实本义是皇帝须代表天意，就是要做好人的意思。不仅是做皇帝，做人也要符合天意。所谓“得最上一层道理”，也就是得最根本的道理。万物生长皆是天意，人的生长离不开社会组织，好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人的生长，有了好人才有好的社会组织。这就是天人之道，并非迷信。
南书房作为皇帝的宫廷御用顾问处，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机构。在康熙朝所起的作用却往往超过内阁和议政王会议。军国大事不再单纯由军事贵族——王爷、贝勒们决策，往往由儒臣在与皇上的讲学中以讨论的方式，更为理性地策划。国家兴盛不以迅猛喧嚣为能事，而是由尊儒崇教以稳健的姿态渐入盛世。
到了雍正时期，军机处成立，南书房就不再参与政治，而成为皇帝单纯读书撰文、吟诗作画、消闲遣兴的场所了。这正是封建时代，非程序化政治的典型表现。南书房与军机处的差别是很明显的，于治国的方式和作用而言，前者还是比较人性化和理性化的，后者则完全工具化和官僚化了。
康熙帝主张“满汉一家”，以前满汉大臣官员职位相同而品级有异，满高汉低，现在均予划一，权力分配日益平等。过去儒臣尽被排斥在决策圈之外，如今不少儒臣已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都依附于明珠，为明珠成为康熙朝的权臣奠定了基础。
南书房另一位重要的讲官是张英（1637~1708），字敦厚，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清初成例，以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入馆肄业三年后，再经过考试，按等第分别授职，称为“散馆”，成绩优良者，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为编修。康熙十二年七月，张英以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