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3年第4期-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4个小时以后李、陶二人终于爬到了井上，一出来，顾不得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就双双昏迷了过去。而张建军已死是后来人们发现的，井上人根据他穿的袜子看出他是富源煤矿的技术员，因为常下井的人是不会穿那么厚的袜子的。　
　　张建军的死使外人难以知道事故发生前后的诸多真相。事发前他本是要从“作业面”走到煤台来打电话的，陶修奎告诉过我，在那阵黑风吹过来之前他曾看到张建军在煤台旁边正在打电话，到“下面”去他也是去处理什么反常情况的，那么在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之前，井下最深的地方究竟出现过什么“反常情况”？那种“情况”是事故的某种征兆吗？　
　　不深问不知道，深问了李正炎才告诉我，其实早在四五天前，井下的“作业面”就已经见了水，巷道的尽头已经出现了一个大水坑，因为那里遇到了水，人们就改道往上又开了一个巷道。　
　　“什么，井下早在四五天前就已经见了水？”　
　　“对，我还曾用钢钎往下戳，水立刻就窜了出来。”李正炎补充道。　
　　“这个情况矿上知道吗？”我皱着眉头问。　
　　李正炎说：“知道，派了技术员下来可能就是为了这个，技术员还在图纸上标明了位置。”　
　　这么说富源煤矿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事故征兆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如果按李正炎所说早在几天前井下就已经积了水，那么这很可能是富源煤矿与临矿在开采的过程中发生了联通，这个情况矿上既然知道，为什么没人重视？没人处理？富源煤矿所处矿位本身就在古人曾经采过煤的“古空区”，井下出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故信号？！　
　　2002年5月4日，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刚刚下了夜班的矿友还又一次地对李正炎说起井下又出了“矿汗”。“矿汗”，当然就是指“出水”。李正炎过去虽然也在别的临矿干过，但他没有事故概念，大部分矿工恐怕也和他一样根本不懂得井下出水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老虎沟”处于“古空区”。可是矿主以及相关的“矿上人”难道也不懂得“出水”代表着什么？没有产生过与“矿难”相联的什么担心吗？　
　　按正常的推理，一个结论可以这样得出作为假设，那就是矿主可能知道井下出了水，但是他们存有侥幸心理，估计不至于出什么大事。但是如果把他们的侥幸往坏的地方想一想就应了没有遇难的矿工人人都在说的那句话：“老板黑心，他们才不拿我们工人的性命当回事呢”，不然，井下出了“矿汗”他们为什么不提前采取措施，一定要“等待”事故发生？或许他们并不怕井下出事，井下出了事、死上个把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照常规处理，给上俩钱就了结了？　
　　我的采访不得不向纵深进入，因为我得知道矿山老板处理事故的“常规”是什么？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儿”……　
　　　
　　咄咄怪事　
　　　
　　离开“老虎沟”，沿“老虎”的脊背往外走，跨黄河、过铁桥，老虎“尾巴尖儿”的地方会出现一个三角叉道儿，这个“三角叉道儿”左右各有一块路牌，分别指明着这里与通往山西、陕西的公路相交。一块路牌标明从“老虎沟”出来往右可以到达山西的河津市，距离是24公里；另一块路牌则标明从“老虎沟”出来往左可以到达陕西的韩城，距离是22公里。两个地方和富源煤矿的物理距离都差不多，但是富源煤矿在发生特大透水、瓦斯爆炸事故后矿主做出了一个奇怪的选择：没有将善后处理工作自然地放到本省的河津，而是将矿工遗体、遇难者家属以及谈判、私了等一揽子善后处理的事项都放在了临省的陕西韩城。　
　　这么做老板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可以说在鲨鱼口，就在我采访了“富源矿难”惟一我能见到的目击者张启建的时候，我心里已经基本上可以猜出矿主玩的究竟是什么“猫腻儿”。　
　　5月3日夜里上夜班，张启建第二天上午8点下班，10点20分事故发生，10点半，张启建就看到了一股浓黑浓黑的烟从富源煤矿洞口冒出，接着浓烟变成了大火，火舌舔出洞口足有十五六米高，张启建知道井下可能出了不好的事情，而他的弟弟张启成此刻刚换了白班这会儿正在井下干活，因此特别着急。可是，一连三小时大火就在洞口那么烧着，没有人张罗处理，他也没见有什么人忙着打电话报警、救人。当时矿上虽有一名值班矿长在现场，但这名矿长和他一样就那么望着大火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作为，问他打电话了没有？他说：“打了”，叫了救火队没有，他说：“叫了”，然而，救火队直到下午五六点钟才姗姗来迟，打听一下救火队是从哪儿请来的，张启建得知是从陕西的韩城，韩城？为什么山西的煤矿出了事不请山西的人来救火而要请陕西人来帮忙？为什么救火队来得那么迟？　
　　站在洞口，张启建的心都要被大火烧焦了。三个小时，弟弟和井下的二十几名矿工处在怎样的生死危急中？三个小时，弟弟还能活着吗？　
　　然而以后的事情更让张启建气愤。首先，富源煤矿路边原来还有个小卖铺，小卖铺里有部公用电话，刚发生事故时还有人在那里打过电话，但是没过多久，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卖铺里的电话突然不能用了，说是坏了，成了死机。再以后张启建很快就被矿上的人赶出了山，送出了矿，到了地方才知道，他也来到了韩城。后几天一些陆陆续续知道了“矿难”的矿工家属也统统都被安置到了这里，而事故发生后其他目击者和矿上四五十名矿工早被矿主强迫四散，不走的矿上就说“谁不走就打谁”！张启建之所以没被赶走，因为他的弟弟还在井下，他的身份现在既是“目击者”，又是遇难矿工的亲属。　
　　韩城与“老虎沟”虽说只有一条黄河之隔，但属地不是同一个省。富源煤矿出事和韩城有什么关系？张启建心头疑团越来越大，慢慢地，他打听出韩城对“老虎沟”一带的煤矿并不陌生，大凡矿山出了事，矿主都习惯把活人安置到这里，把井下挖出来的死人、遇难矿工家属以及全部善后处理事宜都放到这里来解决，这么做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远离山西，远离事故矿山的行政隶属上级，隐瞒事故。　
　　有需求，就有服务，韩城有条街上的几十家小酒店因此生意兴隆，而由于常年的“习惯”，韩城竟渐渐形成了一个不挂牌儿、看不见门面的矿山事故善后处理中心，常年以来陕西河津一带一有事故出现，这个“矿山事故善后处理中心”就自然从地下浮出水面。在这个“中心”的操办下，有人可以帮助矿主接纳死难矿工的家属，阻止家属进入山西境内，阻止相关人了解“矿难”始末；有人可以帮助矿主出面和家属谈判、私了、火化尸体，摆平整个事件；有人还可以满足矿主提出的其他一切特殊“服务”，只要老板给钱！一句话任何一个与“矿难”有关的大事在这个“中心”的料理下都可以以金钱交换的方式“软着陆”，最终帮助矿主达到化特大事故于无形的目的。　
　　可怕，多么可怕的“中心”所在。　
　　难怪富源煤矿事故发生后姗姗来迟的救火队并不是运城或临汾的；难怪大火一连烧了好几个小时，山西方面连个人影儿也没有到场；难怪5月4日发生矿难，二十几名矿工埋在井下生死未卜外界竟一点不知道；难怪直到5月8日国家安检局通知了山西省，有关方面才上山，上山后已经见不到一个矿上的目击人员，打开柜门儿一份儿像样的材料都没有找到！　
　　还需要再列举更多的“难怪”吗？　
　　再多“难怪”有了韩城“矿山事故善后处理中心”都可以解决，而从结果上看，有了韩城“矿山事故善后处理中心”矿主就会在“矿难”发生之后成功地隐瞒真相，逃脱法律制裁，黄河对岸山西的一些小煤窑非法开工之风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蔓延，当地政府就可以在“不知者无罪”的自然保护下免除一切责任。　
　　包袱一层层揭开，所有事情已经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了。　
　　　
　　“私了”　
　　　
　　根据张启建分析：富源煤矿这次“矿难”要不是因为死人太多，要不是矿主给予遇难者家属的赔偿金太少，要不是有人忍无可忍不顾矿方的威胁大胆举报，这件事照“常规”也是会被隐瞒掉，外界根本不会知道山西还有个“老虎沟”，“老虎沟”有个富源煤矿，富源煤矿出了事故死了人，其中有些人至今还被埋在大山体内几百米的深处。　
　　现在我要让读者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富源矿难”在发生后矿方代表如何“黑箱操作”和遇难矿工家属进行的一场场“私了”的谈判了，他们以什么身份、用什么样的技巧，花上很少的钱就打发掉死者一家数口亲人，使死人无法开口说话，活人有口也张不开。　
　　通过走访我手里很早就得到了一份份富源煤矿矿方和遇难矿工家属签订的死亡补偿“协议书”。这些“协议书”都是用极其廉价的信纸手工写就的。“协议”上有甲方、乙方责任和义务人，下面的正文一般只有草草几句，大意是：谁谁谁在某年某月死于某某矿难，家属如果同意不见尸体，不带走骨灰，富源煤矿可以给予其家一次性抚恤金18000元。最下面则是双方的签字，甲方摁手印，红色。　
　　这就是死难矿工家属无论从湖北、河南、陕西哪一个村庄，哪一处深山皱褶前来奔丧，展转颠沛来到韩城后最终拿到手里，拿着又觉得烫手的一纸文书。　
　　对于遇难者家属他们往往会无奈地认为：出了事，自己的亲人已经死了，家人的心头从此撕开了一个永远难以愈合的伤口，剩下的最现实的事情还不就是看看矿主能给多少补偿金？人们拿着和矿方“私了”的一纸文书之所以感到“烫手”，事实是明摆在那里的：自己的亲人，无论儿子、丈夫、父亲一条条鲜活的人命，一张纸、一万八，就给换走了，如此“协议”让谁拿着会不“烫手”？特别是就在遇难者家属和矿上忍受屈辱签订着“死亡合同”的时候，他们的亲人还在井下埋着，日后遗体能否被打捞上来火化安葬还统统不知！　
　　2002年5月6日，富源煤矿出事的两天后，已经有家属知道消息找到了矿上，正如前文我所介绍的他们一开始全都被安置在了陕西韩城，而后，“富源矿难”被曝光渐渐惊动四野，矿方才迫于压力把这些家属接到了河津。　
　　在河津，我去的时候，6位遇难矿工家属已经和矿方签订了赔偿“协议”，有的拿了一二百张“大团结”回了家，有的，大约有五十多位没有走，他们不能忍受“一万八”的价格，他们要讨价还价，不仅要向黑心老板讨“经济价”，还要讨“良心价”。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是年轻的妇女，怀里不是抱着就是正奶着幼小的孩子已经没了亲爹还浑然不谙世事。　
　　应该，我确实应该有很多冲动来形容遇难矿工家属的处境、心境，但真要落笔时才发现说什么都形容不全他们每个人脸上的那一份特殊的表情，那表情一望而知深不见底，最突出的主题是沉重与无奈，这种“沉重与无奈”是人既已死再说什么也没有了用处的“大难无语”。　
　　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大娘辛枝梅，瘦骨嶙峋，从见到我的那一刻起就没停了流眼泪，到我一连采访完了五六个人，时间大约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她还那么一直站在旁边，我不懂得她那瘦小枯干的身体里哪来的那么多水分，两只眼睛分明就是两眼苦泉。“富源矿难”中她失去的是23岁的儿子，家里惟一的一个顶梁柱。儿子没了，以后日子可怎么过？老大娘的绝望如江河流淌，看来永无止息。最后，终于轮到她坐到摄像机前向我讲述了，可是我问她什么，她还是只会哭，一句整话也说不出来。　
　　金唯水，17岁，另一个遇难矿工的儿子，无论个头和长相都还没有长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但是他的父亲已经在这次矿难中丧生。出事后他根本没了主意，前来办“后事”家里一共来了8个人陪他。小伙子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说，向我讲述矿方代表如何威逼利诱逼他签下“协议书”时嘴里从头到尾都是浓重的陕西土话，让人听了费劲。采访中我问他能不能跟我说说具体签合同的过程，他说好，他要说。　
　　我问：“还记得最开始是谁和你谈的‘私了’条件的吗？”　
　　金唯水：“记得，跟我谈条件的是一个男人，姓‘李’，但不知道他是不是矿上的人，也可能不是，因为签字时我发现他在协议上签的是姓‘雷’。”　
　　“你们是怎么谈的？”　
　　“开始的时候他先给我看了三份‘协议书’，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搞来的，那三份‘协议书’都是已经签好了的，上面都写着赔偿一万八。来人就说，你看，我们和别人签的都是这个价，一万八，你也得一样。我一听太少了，说啥也接受不了，就没干。后来谈判谈了好几天，他终于妥协了，说：‘算了，看你年龄这么小，还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家里又这么困难，我们就破个例，多给你一些’。”　
　　“多给一些是多少？”我问。　
　　金唯水：“两万多，两万五。”　
　　“你答应了？”　
　　“没有，我说不行，要三万，后来他们给了两万八，实际现在我拿到手上的现金只有两万六，另外的两千他们说要等尸体拉出来以后才给。”金唯水和我说着他和矿方的“私了”结果并没有哭，语气更像是在学校和同学谈一件没有办好或不合理的什么事情。我想这孩子的痛苦要么已经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打懵了，要么只能留到日后他长大成人在艰难的岁月里才能够慢慢品尝。不过，在我们的交谈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在谈判中他曾经向来人要三万的赔偿金，这价码可不高，所以尽管我不忍心像以往我在采访中习惯地抓住被采访对象言语中的闪失就狡猾地置疑，但是听到他这么说，我还是忍不住用最缓和的语气向他提出了疑问：　
　　“为什么当时你开口就只要三万？如果这个价钱矿方代表同意了，难道你心里也认为三万块人民币已经可以抵偿你父亲的人命了吗？”　
　　我的问题不管怎么在语气上化了妆，还是显得对小金太心狠了，明显地这句话捅到了金唯水稚嫩心灵的痛处，他顾不上多想，也顾不上害怕，因为在父亲突然消失以后，他实在是太孤独，太委屈，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　
　　“谁说三万就可以换我一个活生生的父亲？三万块是我提的，但是那是我实在莫办法，你不知道那些谈判的人是咋样对待我，咋样哄我、骗我、吓唬我的。他们先说多给你一点是看你怪可怜，说别的家属都是一万八，签了合同就都走了。后来看我就是不答应，他们就威胁我说：你要是再不签协议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就剩你一家人，住店的钱和生活补助我们今后也不送了，就这两万八，今天要是要就点现金；要是不要，我们也再不会来！”　
　　金唯水的控诉出自一个17岁男孩儿的忍无可忍，没有人会怀疑他在说谎，事实上富源煤矿在出事后，有人立刻出面和遇难矿工家属进行了“私了”谈判，所有的谈判代表和与金唯水玩的把戏一样也都用这一套“战术”来对付所有的家属。谈判一开始他们都会告诉家属别的人都同意“一万八”了，你们也一样，知道你不会同意，第二步就端出专为一你家准备了的好心肠，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