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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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终蚨ㄕ媸翘负稳菀住Ｒ钊眨�8月1日早晨8时，霞飞来到圣多米尼克大街陆军部向梅西米乞援，“一反其镇定的常态，言辞哀婉动人”，恳求梅西米迫使政府应允动员。他指出最迟不得晚于4时，这样命令就可以送往邮政总局，及时用电报发往全国各地而于午夜开始动员。上午g时，他和梅西米一起来到内阁，提出他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是再耽误总动员，那每耽搁二十四小时就等于失去十五到二十公里的国土，他作为总司令，将拒绝承担这个责任。他走了，把问题留给了内阁。普恩加来主张行动起来；维维亚尼代表着反战的传统，仍然希望时间会提供一个解决办法。11时，他到外交部去会见冯·舍恩，后者迫不及待地已经提早两小时到达外交部，听取法国对德国上一天所提法国在俄德战争中是否保持中立问题的答复。“我的问题未免过于天真，”这位怏怏不乐的大使说，“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已有一个同盟条约。”
“不消说得，”维维亚尼应声说道，便搬出了他和普恩加来事先商量好的答复，“法国将按它的利益行事。”冯·舍恩刚走，伊斯伏尔斯基就奔了进来，带来了德国给俄国最后通牒的消息。维维亚尼回到内阁，内阁终于同意动员。命令签署好后交给梅西米，但是维维亚尼仍然希望在剩下的几小时内能出现扭转局势的变化，执意要梅西米将命令放在口袋里等到3时30分再掏出来。同时，他又重申了撤兵十公里的命令。当晚，梅西米亲自打电话给各兵团司令，“奉共和国总统令，各部队、巡逻队、侦察队、各种分遣小队，都不得向东越过规定的国界。违者一律军法论处。”此外，出于关怀，还特地给福煦将军率领的第二十兵团下了一道禁令，因据可靠报告，有人看见该兵团的一个重骑兵中队曾跟德国一个枪骑兵中队处于“剑拔弩张”状态。
3时30分，霞飞部下的埃贝内将军由两名军官陪同按约来到陆军部领取动员令。梅西米默不作声，把动员令递给了他们。“我们四个人都意识到，这张小小的纸头将产生何等巨大、何等不可估量的后果，因而我们的心弦都绷得紧紧的。”梅西米和三位军官一一握手，他们举手敬礼，走出陆军部，将命令送往邮局。
4时，第一张布告出现在巴黎的墙头（在协和广场和皇家路的转角，至今还被保存在玻璃框里）。在阿默农维尔，这个座落在布洛涅森林里的上流社会的宴游之所，茶舞突然停止，经理走上前，招呼乐队停止演奏，并向大家宣布：“动员令已经颁布，午夜开始动员。奏《马赛曲》。”市内街上，车辆已经绝迹，都给陆军部征集去了。一队队的后备役军人，带着包裹和送别的花束前往东站，市民们沿途挥手欢呼。一群人在协和广场停了下来，把他们的花束放在披着黑纱的斯特拉斯堡雕像脚下。人群一片啜泣，高呼“阿尔萨斯万岁！”，并且拉下了从1870年以来一直披在它身上的丧装。在所有的饭店，乐队都高奏着法、俄、英的国歌。“想不到演奏这些曲子的全是匈牙利人，”有人发过这样的议论。演奏这些国歌，仿佛是在表示一种希望，但这弄得人群中的英国人很不自在，然而最不自在的莫过于肤色红润、身躯肥硕的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蒂爵士了。他身穿灰色礼服，头戴灰色高顶礼帽，撑着一把绿色遮阳伞，走进法国外交部。弗朗西斯爵士感到“恶心而且可耻”。他命令使馆把大门关上，据他在日记中写道，“虽然今天是‘英国万岁’，也许明天便是‘英国背信弃义’。”
在伦敦，在一间充塞着沉闷空气的房间里，身材矮小、留有白胡子的康邦先生正在跟爱德华·格雷爵士相对而谈。格雷告诉他，必须等待局势出现某种“新的发展”，因为俄、奥、德三国的争执所涉及的问题与英国“无关”。康邦在他无懈可击的口才和彬彬有礼的庄重仪态中也微露了一点怒火。英国是否“要等到法国的领土受到侵犯之后才出面干预？”他问道，并且示意对方，要是那样，它的援助就不免“失之过晚”。
格雷尽管守口如瓶，鼻如鹰爪，内心里却同样忧焚。他热切相信，出于英国的自身利益，也需要援助法国；事实上，他已拿定主意，如果英国不予援助，他便辞职；他相信未来的事变发展会迫使英国表态。但是，目前他既无法以官方地位对康邦作何表示，而又没有那么高明的本事非正式地表明自己的看法。他的态度，在英国公众看来是令人宽慰的，他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坚强有力、沉默寡言的形象；而在他的外国同僚看来则是“冷酷无情”。他力所能及的只是直言道出人人心中的一句话，“比利时的中立也许会成为一个因素。”格雷——并且不仅是他——所要等待局势发展的正是这个因素。
英国的困境源出一种人物性格的分裂对立，这在内阁之中和政党之间都是显而易见的。布尔战争遗留下来的裂痕造成了内阁中的派别，以阿斯奎斯、格雷、霍尔丹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自由党的帝国派和除此以外的人所代表的“反对英帝国政策派”。格莱斯顿的后辈，跟他们已故的领袖一样，对于在国外的纠葛都疑虑重重，他们认为，给被压迫民族提供援助乃是外交事务中唯一的正业，要不然，外交事务就会被视为对于改革、对于自由贸易、对于国内管理，以及对于上院否决权的恼人的干扰。他们倾向于把法国视为颓废、轻佻的蚱蜢，他们本来也乐于把德国看作勤劳而值得尊敬的蚂蚁，可惜德皇和泛日耳曼军国主义者趾高气扬，咆哮如雷，不免给这种看法浇了冷水。他们本来是绝不会站在法国一边支援一场战争的，不过比利时插了进来，一个“小小的”国家，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要求英国给它保护，这才可能使情况有所变化。
另一方面，内阁里的格雷派则是和保守党同持一个基本前提：英国的国家利益和维护法国的生存是紧紧连在一起的。格雷有一句语似平淡但内容精彩的话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倘德国主宰了大陆，那我们就会和别的国家一样不舒服，因为我们势必会被孤立起来。”这个史诗般的句子包含了英国的全部政策，据此也就可以看出，假如英国果真受到挑战，它就非打不可，以防出现那个“不舒服”的结局。但是如果格雷口吐真言，则又势必引起内阁和全国的分裂，从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就使任何从事战争的努力都要遭到致命打击。
在欧洲唯独英国不实行义务兵役制。战时，它得依靠自愿应募。如果在战争问题上有一批人退出政府，那就意味着退出政府的那批人将领导成立一个反战组织，募兵工作就会因此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如果法国的首要目标是要与英国结盟进行战争，那末英国参战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联合一致的政府。
这便是问题的试金石。内阁会议上，反对干预的那一派力量雄厚。他们的领袖莫利勋爵是格莱斯顿的老朋友和传记作家，他相信可以指望有“八九个人可能赞同我们”，反对丘吉尔以“超凡的精力”和格雷以“狂热的直率态度”所公然为之奋斗的解决办法。从内阁的讨论来看，莫利觉得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比利时的中立“比起我们在德法争斗中的中立来是处于第二位的”。在格雷，同样清楚的是，只有比利时的中立遭到破坏才会使主和派相信德国的威胁，相信需要进行战争以保卫国家的利益。
8月1日，内阁里和议会里的裂痕已现，并且在扩大中。那天，十八个内阁阁员中，有十二个人声明他们反对英国保证在战争中给予法国支持。下午，在下院会客厅里自由党议员决策委员会以十九票对四票（虽然有许多人弃权）通过一项动议：“不论比利时或其他地方发生什么事情”，英国都应保持中立。那个星期的《笨拙》周刊发表了一首《表达一个普通的英国爱国者意见的诗》：
凭什么我要奉行你们的打仗路线，
就为了一桩与我无关的事件？……
到时候我将被征召作战，
全欧洲烽火遍地，
卷进了一场别人的战争，
为的是要履行两家协约的规定。
普通爱国者在当时的爱尔兰危机中，已经泄尽他那份正常的激情和愤怒。“克拉兵变”便是英国的卡约夫人事件。国内管理法案的影响所及，北爱尔兰要以武装叛乱相威胁，反对让爱尔兰实行自治，而驻扎在克拉的英军则拒绝向北爱尔兰亲英分子开火。克拉的驻军司令高夫将军和他部下的军官全体辞职，总参谋长约翰·弗伦奇爵士接着辞职，继霍尔丹之后任陆军大臣的约翰·西利上校也接着辞职。陆军情绪激愤，全国鼎沸，国家陷于分裂状态，国王和各党领袖举行了御前会议，但也无济于事。劳合…乔治不祥地谈到这是“斯图亚特王朝以来我们国家发生的最严重的事件”，“内战”和“叛乱”这些字眼也被用上了，还有一家德国军火公司满怀希望地想把四万支步枪和一百万发子弹运进北爱尔兰。在此期间，陆军大臣的职务继任无人，而由首相阿斯奎斯兼代，他既无时间，更无兴致过问及此。
可是，阿斯奎斯却有一位特别活跃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闻到远方战争的火药味，就象《旧约·约伯记》里的那匹战马，不因刀剑退回，而是“一听角声就不能站立，角每发声，他说，呵哈”。英国大臣中，只有他对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成竹在胸，并能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7月26日，也就是奥地利拒不接受塞尔维亚复照内容的那天，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下定决心的前十天，他发布了一道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命令。
7月26日，英国舰队正在完成一场动员和作战演习。这次演习，参加的舰艇一律按战时定员配足，但与当前的危机无关。各中队定于翌晨7时解散，有些将去公海进行各种训练项目，有些将返回港口基地，把部分人员遣回训练学校，有些将进坞修理。7月26日，星期天，据海军大臣日后的回忆，是个“大好日子”。他获悉来自奥地利的消息后，便拿定主意，决心“使海军的形势不落后于外交的形势，所以大舰队必须在德国人能够知道我们是否参战前，因而如有可能的话，也必须在我们自己作出决定之前，保持在它的战位上”。（引号内的斜体字＇设为加重＇是原文如此。）他与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巴登堡的路易斯亲王磋商后，便命令舰队不得解散。
接着，他把采取的措施告诉了格雷。经格雷同意后，他向报界发布了海军部的命令，希望这个消息会对柏林和维也纳产生“一种清醒剂的作用”。
单把舰队集结起来是不够的，还必须使之处于“战位”，这两个字丘吉尔都是用大写字母写的。舰队的首要职责，根据海军上将马汉（他是海战理论方面的克劳塞维茨）的规定，是保持“舰队的存在”。在战时，英国岛国赖以生存的舰队，必须确立和保持对海上贸易航线的控制权；必须保护不列颠诸岛不受侵略；必须保护海峡和法国海岸，以履行英法协约；必须集中足够的实力，在德国舰队讨战时能每战必胜；而尤为重要的，则是必须防范自身不致受到其潜在威胁力量尚未为人所知的新式武器——鱼雷——的袭击。海军部缠绕于怀的，是生怕突然发动一场不宣而战的鱼雷攻击。
7月28日，丘吉尔下令舰队开赴远在北方位于北海浓雾弥漫的奥克尼群岛尖端的斯卡帕弗洛的作战基地。29日，舰队驶出波特兰港，夜幕降临时，长达十八英里的战舰行列便已向北驶过多佛尔海峡。此行与其说是为了寻求战功的光荣，还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审慎的安全。海军大臣写道，“无论如何，突如其来的鱼雷袭击已成为一场恶梦，一去不复返了。”
舰队的临战准备布置完毕，丘吉尔便将他的旺盛的精力和巨变临头的直觉转到为国家做好准备。7月29日，他说服阿斯奎斯授予拍发报警电报的权限，这是预先安排好由陆军部和海军部发出宣布进入预警阶段的信号。英国没有德国的面临战争危险的公告或法国的戒严令可以作为制订戒严法的根据，因此这一预警阶段便被说成是“天才的发明……在时间已经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时……可以让陆军大臣无须通过内阁而径自采取一定的措施”。
生龙活虎的丘吉尔深感时机紧迫，他认为自由党非要散伙不可，于是便去找他昔日曾经投身过的保守党接触。联合政府根本不合首相的胃口，首相一心只想维持政府的团结一致。谁都不会认为七十六岁高龄的莫利勋爵能在战时政府留任。政府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不是莫利，而是精力更为充沛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这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所展露的才能，以及他对选民具有影响的缘故。劳合…乔治精明干练，雄心勃勃，又有威尔士人令人着迷的口才，他倾向主和派，但是也可以一脚跨向任何一边。他的盛誉新近遭到几次挫折。他看出一个人已成为和他争夺党魁的新对手，那就是莫利勋爵所说的“海军部的那个杰出的雇佣兵队长”；他的一些同僚认为，“出一张和平牌”来对付丘吉尔也许会在政治上得到好处。劳合…乔治完全是个难以捉摸的危险人物。
阿斯奎斯无意领导一个分裂的国家投入战争，他以煎熬难忍的耐心继续等待，以便让事态的发展使主和派认识错误。他在7月31日的日记中，以丝毫不动感情的笔调写道，当前的问题是“我们要投身其中还是袖手旁观。当然，人人都渴望袖手旁观”。在7月31日内阁会议上，格雷的态度倒并不这么消极，而近乎开门见山。他说，德国的政策“是跟拿破仑一样凶恶的欧洲侵略者的政策”（拿破仑的名字在英国只有一个意思），他告诉内阁作出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是支持协约国，还是保持中立，不容再事拖延了。他说，倘内阁选择中立，他绝不是执行这种政策的人。弦外之音是以去就相争，其影响几乎跟明言直说一样。
一个在场的人写道，“内阁好象发出了一声浩叹”，好长一阵子，举座“鸦雀无声”。大臣们面面相觑，顿感他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现在已成问题。他们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就休会了。
那个星期五，正值8月份银行假日和周末的前夕，证券交易所在金融恐慌风潮中于午前10时宣告停市；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战的消息首先在纽约掀起了这场风潮，全欧洲的交易所也都相继关闭。伦敦城人心惶惶，预示着末日将临，外汇暴跌。劳合…乔治说，银行家和商人一想到战争就“大惊失色”，战争将“使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信贷体系陷于崩溃”。英格兰银行总裁于星期六晋见劳合…乔治，告诉他整个伦敦城“全都反对我国插手”战争。
就在这个星期五，保守党的领袖人物全都从他们的乡间别墅召回到伦敦会商这一危机。亨利·威尔逊，一会儿冲到这个人面前，一会儿冲到那个人面前，又是申述理由，又是劝告，又是大发议论，说明如果犹豫不决的自由党在这当口退缩不前将会使英国蒙受怎样的耻辱。威尔逊此刻正是英法军事会谈的心脏、灵魂、精神、脊梁和支柱。两国总参谋部给它们的联合计划商定了一个委婉的用词，称之为“会谈”。霍尔丹首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词。这一措词，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谢尔勋爵所摒弃，但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