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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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确定了“不承担义务”的措词。这一措词，曾引起坎贝尔…班纳曼的忧虑不安，曾为伊谢尔勋爵所摒弃，但为格雷在1912年致康邦的信中所采用，如今仍然代表着官方立场，虽然它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它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克劳塞维茨说得好，如果战争是国家政策的延续，那末，军事计划也同样如此。英法联合计划是花了九年时间才把全部细节拟订完毕的，它不是逢场作戏，也不是幻想的驰骋，也不是把军事方面的聪明才智用之于一场纸上谈兵以免他们去惹是生非。这些军事计划如不是政策的继续，那就什么都不是。它和法俄之间的安排或德奥之间的安排丝毫没有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它在最后还有明知不符事实而仍按习惯采用的法律上的假设，说什么英国无须因此“承担义务”，采取行动。不喜欢这个政策的政府大臣和议员，只是闭上两眼，自行催眠，而对这样的假设深信不疑。
康邦先生在与格雷进行了精神上颇感痛苦的会见之后，再去拜访反对党领袖时，连外交辞令也弃置不顾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双方共同拟定的。我们两国的总参谋部都曾进行过磋商。你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全部计划和准备工作。请看我们的舰队！由于我们和你们所作的安排，我们的整个舰队都在地中海，因而我们的海岸对敌人敞开着。你们把我们搞得门户洞开！”他告诉他们，如果英国袖手旁观，法国是永远不会原谅它的，他最后满含悲愤，厉声责问，“那么荣誉呢？难道英国认为这就是荣誉吗？”
在不同的眼睛里，荣誉有着不同的外衣。格雷知道，必须使荣誉穿上一件比利时的外衣，才能说服主和派考虑它。就在同一天下午，他给法德两国政府分别去电，要求它们正式保证，“在比利时的中立地位未受到其他强国破坏时”，它们准备尊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在7月31日深夜接到电报一小时内，就回电表示同意；德国则未作答。
第二天，8月1日，内阁讨论了这个问题。劳合…乔治用手指在地图上划了一条他认为德国人会经过比利时的进军路线，这条路线正好穿过靠近法国的比利时的一个小角落，是直达巴黎的一条最短的直线；他说，这不过是对中立的“小小的破坏”。丘吉尔要求授权他进行舰队动员，就是说，征召海军的后备力量，内阁在经过一番“激烈交锋”后拒绝了。格雷要求授权他履行对法国海军承诺的义务，莫利勋爵、约翰·伯恩斯、约翰·西蒙爵士和刘易斯·哈考特便要求辞职。内阁外边，谣传四起，都在议论德皇与俄国沙皇之间最后一分钟的较量和德国的最后通牒。格雷走出房间去和利希诺夫斯基通电话——他的话被后者误解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最后还引起了毛奇将军一场虚惊。他还会见了康邦，告诉他“此时此刻法国必须独自作出决定，不要指望我们眼下所无法提供的援助”。格雷回内阁会议室去了，康邦则是脸色发白，浑身哆嗦，瘫倒在他的老朋友常务次官阿瑟·尼科尔森爵士的办公室的椅子上。“他们要抛下我们不管了，”他说。一位《泰晤士报》编辑问他作何打算，他回答说，“我要等着瞧，‘光荣’这个词是不是一定会从英语词典里删去。”
内阁里谁也不想破釜沉舟，虽然有辞职的传闻，却还没有人正式提出。阿斯奎斯继续稳坐不动，绝少开口，等待局势的发展，好让这种电报往来频繁、如痴似狂的日子快告结束。那天夜间，毛奇拒绝东进，费尔德曼中尉的连队占领了卢森堡名叫三贞女的地方，梅西米在电话中重申了后撤十公里的命令；海军大臣在海军部殷勤款待反对党的朋友们，其中有未来的比弗布鲁克和伯肯黑德两位勋爵。他们吃罢了晚饭便打桥牌，消磨焦急等待的时光。就在打牌的当儿，一员信使送来一只红色公文递送箱——恰巧还是最大号的。丘吉尔从衣袋里取出一把钥匙，打开箱子，里面只是一纸公文，上面只是一行字：“德国已向俄国宣战。”他告诉了在座的人，便换下晚餐礼服，“径自走出去，就象是去处理习以为常的事务一样”。
丘吉尔穿过禁卫骑兵营的院子，来到唐宁街，从花园门进去，上楼见到格雷、现已出任大法官的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鲁勋爵都在首相这儿。他告诉他们，“不管内阁如何决定，必须立即进行舰队动员。”阿斯奎斯一言不发，但是丘吉尔认为他似乎“十分满意”。格雷陪同丘吉尔出来时对他说，“我刚才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对康邦讲了，我们决不允许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者这是丘吉尔在与格雷交谈中感到难于捉摸他说话的要领的情况下，对他的话的理解。这话意味着现在舰队已承担义务了。到底格雷是怎么说的，他是已经作了保证，还是如学者们后来所肯定的那样准备明天作出保证，其实都无关系，不论何者属实，也不过是对丘吉尔已作的决定加以肯定而已。丘吉尔回到海军部后，便“立即发出了动员令”。
丘吉尔的命令，格雷要信守同法国的海军协议的保证，这两者都是与内阁的多数意见背道而驰的。到第二天，内阁势须批准这些行动，否则就得解散，然而格雷仍期待到那时比利时会出现某种“发展”。他跟法国人一样，认为德国会作出这样一个“发展”的。
第八章布鲁塞尔：德国的最后通牒
德国驻布鲁塞尔公使赫尔·冯·贝洛…扎莱斯克的保险箱里锁着一封由特别信使于7月29日从柏林送来的密封信件，随附的命令责成：“未奉此处电令，不得拆阅。”8月2日，星期天，电令到达，指示他立即拆封，将封内照会于当晚8时递交比利时政府，并注意务使对方“感到有关此事的全部指示均系今天首次向你下达”。他务必要求比利时人在十二小时内作出答复，然后“尽速”电告柏林，同时立即用汽车将答复送达正在亚琛联盟旅馆内的冯·埃姆米希将军。亚琛，亦名埃克斯拉夏佩尔，是德国离比利时东大门列日最近的一个城市。
赫尔·冯·贝洛是个独身汉，身材高大挺拔，蓄着黑黑的八字胡子，一只碧玉烟嘴时刻不离手，1914年初开始担任驻比利时公使之职。他的办公桌上有只银烟缸，烟缸上有个子弹洞眼。每逢来访德国使馆的客人问及这个洞眼的来历时，他总是放声大笑，告诉客人说：“我是一只不祥之鸟。我派驻土耳其，土耳其闹了场革命；我到中国，又碰上义和团。这个洞眼就是他们的一颗子弹从窗外飞来打穿的。”然后就是落落大方，姿态雅致地把香烟慢悠悠地送到唇边，再补上一句：“不过现在，我是悠哉游哉了。布鲁塞尔真是一派升平啊。”
自从那封密封信到达以后，他就不再悠哉游哉了。8月1日中午，比利时外交部次官巴松皮埃尔男爵来访，告诉他晚报准备刊登法国给格雷的复信，在这封复信里法国保证尊重比利时中立。巴松皮埃尔婉转表示，鉴于德国尚未作出类似答复，赫尔·冯·贝洛或许愿意发表一项声明。但是他未经柏林授权这样做，所以也就只能借助外交手腕来回避。他仰靠椅背，两眼盯住天花板，透过缭绕的烟雾，把巴松皮埃尔刚刚对他说的话留声机似地逐字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一面站起来，一面宽慰他的客人说：“比利时对于德国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就此结束了这次会见。
第二天上午，当达维尼翁先生——这位比利时外交大臣是在清晨6时被德国入侵卢森堡的消息从睡梦中惊醒的——召他进行解释的时候，赫尔·冯·贝洛又对他照样地宽慰了一通。返回使馆之后，为了安抚哗然的新闻界，他使用了一个后来被广泛引用的绝妙譬喻。他说：“你邻居的屋顶可能失火，但你自己的房子将安全无恙。”
不少比利时人，不论是官方人士或是其他方面的人士，都倾向于相信他的话。有些是出于亲德情绪，有些是出于一厢情愿的想法，有些则是因为对比利时中立的国际保证的真诚可靠，天真地笃信不疑。比利时的独立经有关国家保证已经有七十五年之久，他们由此享受了有史以来持续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自从恺撒攻打比尔盖人＇注：罗马帝国时期凯尔特民族的一部分，聚居在莱茵河下游西南部。——译者＇以来，比利时这块土地就一向是穷兵黩武者的必经之地。勃艮地勇士查尔斯＇注：勃艮地勇士查尔斯（CharlestheBoldofBurgundy，1433…1477年），勃艮地大公，曾想联合勃艮地、卢森堡、荷兰，自立为王，后遭法兰西皇帝路易十一挫败。——译者＇和法兰西的路易十一这两个不共戴天的宿敌曾在这里一决雌雄；西班牙的铁蹄曾在这里蹂躏过低地三国；英国名将马尔巴勒＇注：马尔巴勒（Marlborough，1650…1722年），英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人，原名约翰·丘吉尔，因于1702年对法作战有功，授马尔巴勒公爵衔，后曾于1709年于马尔普拉凯再次大败法军。——译者＇曾在这里同法国进行了马尔普拉凯的“浴血战”；拿破仑曾在这里的滑铁卢迎战威灵顿；这里的人民曾多次揭竿而起，反抗一个又一个统治者——勃艮地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哈布斯堡王朝以及荷兰人——直至1830年最后推翻奥林奇王朝，拥戴维多利亚女王的母舅，即萨克斯…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大公为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从此，比利时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并致力解决佛兰芒人同瓦龙人，天主教徒同新教徒的兄弟阋墙，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以及法语和佛兰芒语并用的争论。他们强烈希望邻国能让这种安乐境况长此下去，不受干扰。
如今，国王、首相和总参谋长虽然都已不再与众苟同，沉迷于这种想法，但是中立的义务和对于中立的信念却使他们裹足不前，未能制订计划，抵御外来进犯。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依然难以相信，保证他们中立的国家之一竟会果真入侵。得知德国7月31日发布面临战争危险公告之后，他们立即下令于午夜开始动员军队。当天夜间和第二天，警察挨家挨户拉响门铃，传达命令，男人们或从床上爬起，或是离开工作岗位，打好背包，告别亲人，走向营地。比利时一向恪守中立，直到此时此刻并没有确定任何作战方案，所以动员并无某一具体敌国为其目标，也不是向某一具体方向挥戈，所谓动员，只是征召入伍而已，并无任何部署可言。比利时和它的保证国一样，负有维护中立的义务，因此未见公开入侵行动之前，不能采取公开行动。
8月1日晚，德国对格雷的要求默不作答已满二十四小时，阿尔贝国王决定以个人名义向德皇作最后一次呼吁。他和他的妻子——一位巴伐利亚公爵的女儿，德国血统的伊丽莎白王后——共同商讨拟就了文稿，并由她逐句译成德文。她与国王字斟句酌，推敲了每个词的含义。他们在信中承认，一些“政治上的障碍”可能有碍发表一项公开声明，但是希望“亲缘和友谊的纽带”肯定会使德皇向阿尔贝国王作出个人的私下保证，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是亲缘关系也没有能打动德皇，使他作出回答。这里所说的亲缘关系，源出阿尔贝国王的母亲，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玛丽公主；这个家族是普鲁士皇室的一支信仰天主教的远族。
相反，送来的却是在贝洛的保险箱里等了四天的那道最后通牒；送来的时间是8月2日晚上7时。外交部的一名侍役推开次官的房门，探进头来，以激动的声调轻轻地报告说：“德国公使刚刚来了，去见达维尼翁大臣了！”十五分钟后，贝洛驱车驶返法律大街，只见他双手拎着帽子，满额汗珠，一口接一口地抽烟，那急促的动作活象一只机动玩具。一等他那“趾高气扬的身影”离开了外交部，两位次官便立即奔到大臣的房间。他们发现，往日总是镇定乐观的达维尼翁先生此时看上去面无人色。“坏消息，坏消息，”他一面说，一面把刚刚收到的德国照会递给他们。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一面念着，一面慢慢翻译；巴松皮埃尔坐在大臣办公桌旁，一面记录，一面推敲着每一个模棱含混的用词，确定其正确的译法。而达维尼翁先生和常任次官范·德尔·埃尔斯特男爵则坐在火炉两边的座椅上谛听着。以往不论遇到什么问题，达维尼翁先生最后一句口头禅总是：“我相信，最后总会万事如意。”范·德尔·埃尔斯特因为对德国人怀有一片尊崇之情，所以过去一直宽慰政府，说德国军备不断增长旨在东进，唯此而已，对比利时绝非不祥之兆。
翻译工作刚刚完成，身任首相兼陆军大臣的德布罗凯维尔男爵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肤色黧黑，修饰考究，是位绅士气派十足的大人先生，两撇坚挺有力的黑八字胡子，加上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更为他的神态增添了几分坚毅。在向他宣读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室内每个人对每个字都聚精会神地听着，一如这份通牒作者拟稿时的全神贯注。德国人拟就这份最后通牒，确实颇费一番心力，可能当时就已意料到，它必是本世纪的关键性文件之一。
这份最后通牒，在7月26日，也就是在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前两天，奥地利和俄国开始动员的前四天，德奥两国拒绝爱德华·格雷爵士提出的关于召开五强会议的建议的同一天，已由毛奇将军亲笔拟就了底稿。毛奇将底稿送交外交部后，经由外交部次官齐默尔曼和政务秘书施图姆修改，复经外交部大臣雅戈和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润色订正，最后才将定稿密封，于29日送达布鲁塞尔。德国人为此不遗余力，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份文件的重视。
照会一开始说，德国收到“可靠情报”，法军拟将沿着吉韦至那慕尔一线推进，所以“法国拟欲通过比利时国境进犯德国的意图已不容置疑”。（因为比利时人并未发现法军向那慕尔移动的任何迹象，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种移动，所以这一指控未能对比利时发生作用。）照会继而又称，不能指望比利时军队可以阻止法军推进，因此根据“自卫之需”，有必要“先发制人，以阻止这种敌对性的进攻”。如果比利时人把德国进入比利时国土的行为视为“针对它本身的一种敌对行动”，德国将“深感遗憾”。不过，如果比利时能够保持“善意的中立”，则德国将保证“一俟缔结和约当即撤出其领土”，保证赔偿德军所造成的一切损失，并“在和约缔结时，保证王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原稿中，这一句还接着说：“并保证以最大的善意支持比利时可能向法国提出的任何赔偿要求”。不过在最后一刻，贝洛按指示删去了这个贿赂。
照会最后说，如果比利时反对德国通过其领土，则将被视作敌国，今后与它的关系则将听由“枪炮决定”。照会要求比利时十二小时之内必须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
据巴松皮埃尔后来的回忆，照会念完之后，接着是“一阵长达数分钟之久的忧郁的沉默”，室内每个人都在思考国家面临的抉择。比利时疆域狭小，独立不久，唯其如此，确保独立的决心益发坚决。至于决定捍卫独立的后果如何，室内每个人是无须明言的。他们的国家将受攻击，他们的家园将遭毁灭，他们的人民将遭遇十倍于他们的一支武装力量的报复，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直接处于德国人进军途中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后果是不存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