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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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一支武装力量的报复，不论战争结局如何，直接处于德国人进军途中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这种后果是不存怀疑的。如果他们相反地屈服于德国的要求，那将等于听任德国占领比利时，而一个战胜了的德国，是很少有可能还会把撤退放在心上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将使比利时成为进攻法国的帮凶，成为自身中立的破坏者。不论选择哪条道路，他们都要被德国占领；但如屈服，还得丧尽荣誉。
“如果我们必然要被化为齑粉，”巴松皮埃尔这样记述着他们当时的情绪，“就让我们光荣地化为齑粉吧。”在1914年，说到“光荣”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可羞惭难堪的，“荣誉”是为人们所笃信的一个熟悉的概念。
范·德尔·埃尔斯特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向首相问道：“那么，阁下，我们有准备吗？”
“我们是有准备的，”德布罗凯维尔答道，“是的，”他重复了一遍，好象尽力要使自己相信似的，“不过有一件事除外，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得到重型大炮。”政府还只是在上一年才由墨守中立的国会勉强准予增加军事拨款，重型大炮是向德国克虏伯公司订购的，交货也就无怪乎要受拖延。
十二小时限期中的一小时已经过去。在其他同僚开始召集全体大臣准备于9时召开国务会议时，巴松皮埃尔和德盖菲埃便着手草拟复照。应该如何答复，他们是无须相互征询意见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将此事交由他们办理之后，便去王宫禀告国王。
国王阿尔贝感到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责任重大，因此对于外界的压力也就感觉非常敏锐。他并非生下来就注定日后南面为王的。他是国王利奥波德弟弟的次子，是在王宫偏僻的一角，在一个较平庸略胜一筹的瑞士教师的教诲下长大的。科堡家族的生活并非愉快。利奥波德的亲生子夭亡之后，1891年，他的侄子博杜安，也就是阿尔贝的哥哥，又相继去世，因此阿尔贝在十六岁时便成了王位继承人。老国王痛丧嫡嗣之后，又失去了他以父情相爱的博杜安，悲切之余，对于阿尔贝最初并未寄予厚望，只管他叫作“封了口的信封”。
可在这信封之内，却蕴藏着惊人的体力和智力，可以与他同时代的西奥多·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这两位伟人相媲美。而在其他方面，又与他们迥然不同。他沉默寡言，而他们则是性格外向；不过，他虽与罗斯福气质互异，却也有许多相同的爱好：他喜欢户外活动、体育锻炼、骑马爬山，爱好自然科学，关心保护自然环境，并酷爱书本。同罗斯福一样，他每天必读两本书，内容包罗万象——文学、军事科学、殖民理论、医学、犹太教义、航空学等等。他有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专由自己驾驶。他最最热衷的是登山运动，曾经隐姓化名觅遍欧洲诸峰。身为确定的嗣位人后，他又曾旅游非洲，实地研究殖民问题；作为国王，他又曾亲临现场，研究军队，考察博里纳日的煤矿和瓦隆人的“红色乡村”。他的一位大臣曾说，“国王每次开口，都好象要有所建树。”
1900年，他和维特尔斯巴赫的伊丽莎白结婚。新娘的父亲是位公爵，在慕尼黑一家医院以眼科为业。这对夫妇显然相亲相爱，他们生了三个孩子，家庭生活堪称楷模，与旧王朝那种有失体统的生活方式适成对照，这使阿尔贝即位之初便大得人心。1909年，他继承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登基为王，国人普遍感到如释重负，为之庆幸。新国王和新王后一如既往，不讲虚饰豪华。合意的人，他们盛情款待；中意的地方，他们就前往舒展猎奇探险之心。危险、礼仪、非议等等，他们始终漠视不计。他们这个帝王之家，生活豪放不羁的色彩远远胜过布尔乔亚的气派。
阿尔贝在军事学校做士官生时曾与后来任总参谋长的埃米尔·加莱同学。加莱是鞋匠的儿子，是全村人共同捐款送他上学的。他后来当过军事学院教官，不过当他再也不能同意比利时参谋部无视情况不同生搬硬套法国人的殊死进攻理论的时候，便辞职引退。加莱还曾脱离天主教会成为一名严格的福音派信徒。他悲观厌世，苛严刻板，忠贞耿直，对于自己的职业以及其他一切事物都一概严肃认真——据说他每天必读《圣经》，一向不苟言笑。国王听过他讲课，在演习中和他会过面，并对他的教诲印象深刻。他教导说：不顾客观情况为进攻而进攻是危险的；“只有在具有重大胜利的前景时”，军队才应求战；而且，“进攻必须具备优势手段”。虽然他还只是一名上尉，虽然他是个工人的儿子，虽然他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而皈依耶稣教的信徒，可是却被国王选任为私人军事顾问，这是个特地为他设立的职务。
根据比利时宪法，阿尔贝国王只有在战争爆发后才能成为总司令，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和加莱不能将自己的忧虑和战略主张强加于总参谋部。而总参谋部则是死死抱住1870年的先例不放，认为尽管当时法军若是进入比境就会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可是那时不论是普鲁士军队或是法国军队，都未有一兵一卒踏上过比利时领土。然而，阿尔贝国王和加莱认为，自那时以来，军队数量已有巨大增长，因此情况已逐年明显：如果这两个国家再度大举进军，必将涌向旧日征途，必将再度兵戎相见于旧日疆场。
利奥波德二世1904年与德皇会晤时，德皇曾向他最清楚不过地表明这一点，当时他曾为之吃惊不已。但他回国之后，这种震惊之感却逐渐消逝。因为，对于威廉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人，谁能信以为真？国王曾把此次会见情况告诉范·德尔·埃尔斯特，范·德尔·埃尔斯特也与国王同感。1910年德皇回访布鲁塞尔时，其表现确实使人疑虑顿释。他对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比利时根本没有什么可害怕德国的，“你们将不会有任何理由对德国不满……我完全理解你们国家的处境……我绝不会使它为难。”
总的说来，比利时人相信了他。他们对于自己的中立保证是认真从事的。比利时忽略了自己的军队、边防、工事，凡属意味着对那项保护性条约缺乏信心的事情，他们一概置之不办。社会主义才是风靡一时的论题。公众对于国外发生的情况无动于衷，国会则被经济问题所缠，结果是军队状况任其恶化，而与土耳其人的情况毫无二致。部队纪律松弛，懒散拖沓，军容不整，士气低沉，军礼不行，步调不一。
军官队伍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军队在人们思想上是多余的，甚至还有点荒唐可笑，既吸引不了才智之士，也吸引不了有才干、有抱负的青年。而那些确以行伍为业并由军事学校科班出身的人，则深受法国鼓吹冲动和殊死进攻那套学说的感染。他们得出的一条惊人的公式是：“要使我们不受忽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进攻。”
不论这种精神多么威武雄壮，这一公式则是与比利时的实际状况格格不入的，一个受中立义务约束而只能制订防御计划的参谋部竟然尊崇这种进攻理论，诚然是件咄咄怪事。中立禁止他们与任何其他国家协同制订计划，并规定他们必须把踏上其国土的第一步视作敌对行动，而不论这一行动是来自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于制订出一项协同作战计划。
比利时军队包括六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而它们所要应付的却是拟将越过比利时的三十四个德国师，同时装备不足，缺乏训练，军费微薄，所能提供的弹药有限，每人每周只能进行两次实弹射击，每次又只有一发子弹，因而射击技术低劣。1913年才实行义务兵役制，而其结果只是使部队更加不得人心。那年，国境之外已是战车隆隆，征兆不祥，国会才勉强将每年服役人数从一万三千人增至三万三千人，而且，批准安特卫普防御工事现代化的拨款时，是以此项开支必须通过缩短义务兵役期的办法去筹措为条件的。以前根本没有总参谋部，直到1910年，由于新国王的坚持才设立。
总参谋部由于成员意见分歧很大，成效有限。一派主张制订进攻计划，遇到战争威胁时将部队集结于边界前沿。另一派主张防御，将部队集结在内地纵深。而主要由阿尔贝国王和加莱上尉组成的第三派，则主张御敌于尽可能接近受威胁的边界，而又不危及通向安特卫普筑垒基地的交通线。
欧洲上空，乌云密布，比利时的参谋们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未能完成集结计划。由于他们不得指明谁是敌人，不同意见也就取得了妥协。一项折中计划总算获得通过，不过也仅仅是个大纲而已，铁路时刻表，补给兵站，部队宿营等等都没有作出安排。
1913年11月，阿尔贝国王同他伯父九年前一样，应邀访问柏林。德皇盛宴招待，宴席上摆满紫罗兰，宾客五十五人，其中有陆军大臣法尔肯海因将军，帝国海军大臣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总参谋长毛奇将军，以及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比利时大使拜恩斯男爵也出席，他注意到，国王在席间自始至终神态严峻异常。席散后，拜恩斯又在旁注意着他与毛奇交谈，只见国王一面听，一面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忧郁。国王临走时对拜恩斯说：“明天9时来见我。我必须和你谈谈。”
次日上午，国王和拜恩斯穿过勃兰登堡大门，经过一排排在柔和的晨雾披裹中闪闪耀目、英姿勃勃的霍亨索伦家族历代君王的白色大理石雕像，步行来到动物园。在这里，他们可以静静交谈，“不受打扰”。阿尔贝说，他第一次受到震动是在他来访不久举行的那次宫廷舞会上，当时德皇指着一位将军对他说，这个人就是受命“率师向巴黎进军”的人——那就是冯·克卢克。后来，也就是在上一天晚宴之前，德皇又把他带到一边个别交谈，对法国歇斯底里、滔滔不绝地发作了一通。德皇说，法国从没有停止过对他的挑衅，法国既然采取这种态度，与法国开战也就势不可免，而且已是迫在眉睫。法国报界对德国恶言中伤，“三年兵役法”是蓄谋的敌对行动，法国渴望复仇之心难以遏止，现已举国蠢动。阿尔贝试图劝他息怒，于是说道，他比较了解法国，他每年都访问法国，因而可以向德皇保证，他们不是好事侵略的人，他们真诚渴望和平。但是徒劳，德皇依然坚持战争不可避免。
晚宴之后，毛奇又捡起这个话题。对法国的战争即将爆发，“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彻底结束战争。战争到来的那一天，不可抗拒的激昂情绪定将弥漫整个德国，而这是陛下难以想象的。”德国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愤怒的条顿人是不可阻挡的；他们足迹所到之处，留下的标志将是一片废墟；他们必胜无疑。
谈话的内容使阿尔贝惴惴不安，而他们如此意外地吐露秘密，其动机何在，同样使他忧心忡忡，他不能不得出结论，他们意在恫吓比利时就范。德国人显然决心已定，他感到应该向法国发出警告。他指示拜恩斯如实一一转告法国驻柏林大使朱尔·康邦，并敦促大使以最有力的措词向普恩加来总统汇报。
他们后来知道，就在同一次宴会上，毛奇将军也对比利时武官梅洛特少校发泄了一通，语气更为激烈。梅洛特也听到他说，对法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要比你们想象的早得多”。毛奇对于外国使馆官员向来交谈不多，可是这次却是“开怀畅谈”。他说，德国不希望战争，但是总参谋部已经“万事皆备”。他说，“法国必须绝对停止对我们的挑衅和攻讦，否则我们就不得不以兵戎相见，而且越早越好，我们早已不耐烦长此保持戒备。”毛奇列举了一些法国挑衅的事例，除了“大事”之外，他还谈了德国飞行员在巴黎所受的冷遇，谈了德国驻法武官温特费尔德少校受到巴黎社交界的抵制；温特费尔德的母亲，阿尔文斯勒本伯爵夫人，对此曾颇有怨言。至于英国，他说，要知道，德国的海军可不是为了躲在海港里而建立的。它会出击，也有可能吃败仗，德国会损失舰只，但是英国将失去海上霸权，海上霸权将落到美国手中，美国将成为一场欧洲战争的唯一受益者。英国懂得这一点，将军如此说道，并且话锋一转得出结论，英国因此可能保持中立。
他的话还远没有完。他问梅洛特，如果一支外国大军入侵比利时国土，比利时将何以自处？梅洛特回答说，它将捍卫其中立。毛奇力图弄清比利时是将如德国人所想那样仅是抗议一下了事还是将奋起抗击，于是逼他说得明确一些。梅洛特答道，“不论哪个大国进犯我们的边界，我们都将全力抗击。”毛奇以平淡的口吻指出，光有良好的愿望不行，“你们还必须有一支能够履行中立责任的军队。”
回到布鲁塞尔后，阿尔贝国王立即索取了一份有关动员计划进展情况的报告。他发现毫无进展可言。根据在柏林听到的情况，他征得德布罗凯维尔的同意，准备以德国进犯这一假设为基础，制订一项作战方案。他任命他本人和加莱提名的一个叫作里克尔的能干的上校执行此项任务，预定4月份完成。但到4月份，仍未完成。在此期间，德布罗凯维尔已任命另一军官，塞利埃·德莫朗维尔将军为总参谋长，位于里克尔之上。到了7月份，还在审议四份不同的集结方案。
挫折并未改变国王的决心。紧接柏林归来之后，由加莱上尉草拟的一份备忘录就具体体现了他的方针政策。“我们决心向蓄意侵犯我们领土的任何大国宣战；决心竭尽全部力量和全部军事资源，在任何需要的地方，甚至越过疆界，进行战争；并且决心一直打下去，即使在进犯之敌败退之后，仍将继续打下去，直至实现全面和平。”
8月2日上午9时，阿尔贝国王于王宫主持国务会议，他在开幕词中说道：“不论后果如何，我们的回答必须是‘不’。我们的责任是捍卫我们的领土完整。对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不过，他也坚决要求每一位与会者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后果必将是严重的，可怕的；敌人必将是残酷无情的。首相德布罗凯维尔也警告一些动摇不定的人切莫相信德国保证在战后恢复比利时完整的诺言。“德国一旦战胜，”他说，“比利时不论持何种态度，都将被并入德意志帝国。”
一位年事已高、不平则鸣的大臣，最近还曾把德皇内弟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奉为上宾招待，此时对那位公爵的虚情假意怒不可遏，整个会议期间，他咕哝地骂个不停，犹如会议合唱声。在总参谋长塞利埃将军起身说明所采用的防御战略时，他的副参谋长里克尔上校低声喝道：“我们一定要狠揍他们的要害。”用他们一位同僚的话来说，他和总参谋长的关系是“绝无温良恭谦让可言”。当他发言时，他建议先发制人，在侵略者越过比利时边界之前就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打击他们。听者俱感诧异愕然。
午夜休会后，一个由首相、外交大臣和司法大臣组成的委员会重返外交部草拟复照。正当工作进行之际，一辆汽车驶进了黑暗的庭院，停在此时唯一灯火通明的一排窗口下面。听说是德国公使来访，几位大臣惊异不止。此时已是深夜1时30分，他来有何贵干？
赫尔·冯·贝洛夙夜奔波，说明他的政府越来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们那道最后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纸黑字，已是无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