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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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冯·贝洛夙夜奔波，说明他的政府越来越感不安，急欲知道他们那道最后通牒效果如何；那道通牒，白纸黑字，已是无可挽回，它对比利时民族自尊心的影响也已无可挽回。几年来，德国人一直彼此相互告慰：比利时不会反抗。但是现在事到临头，他们开始深为焦虑不安，虽然这种不安为时已晚。比利时气壮山河、响彻云霄的一个“不”字，定将有如雷鸣，震荡全球，对其他中立国家的影响势将不利于德国。但是德国最担忧的倒不在于中立国家的态度，而是比利时的武装抵抗将会耽误它的时间表。如果比利时军队决心抵抗，而不是“拱手让路”，德国就必须从进军巴黎所需要的兵士中留下若干师来。比军破坏铁路和桥梁，就可以切断德军的进军路线和给养供应，从而造成极大的麻烦。
德国政府苦思再三之后，不得不遣赫尔·冯·贝洛深夜造访，进一步指控法国罪行，企图借此影响比利时对最后通牒的答复。贝洛对接见他的范·德尔·埃尔斯特说，法国飞机投了炸弹，法国巡逻队越过了边界。
“这些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范·德尔·埃尔斯特问道。
回答是：“在德国。”
“既然如此，我看不出这些消息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德国公使赶忙解释说，法国对国际法缺乏尊重，因此可以逆料它会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种别出心裁的逻辑推理并未奏效。范·德尔·埃尔斯特出门送客，请走了客人。
半夜2时30分，国务会议在王宫复会，通过大臣们提交的对德复照。复照申言，比利时政府倘若接受德国建议，它“将牺牲其民族尊严，背叛其对欧洲的义务”。政府宣布，它“坚决以其权力范围以内的一切手段抵抗对其权利的每一进犯”。
在未加任何改动通过复照以后，会议对国王坚持的主张进行了辩论。国王坚持认为，在德军实际进入比利时之前，不应向保证其中立的国家发出求援呼吁。尽管争执激烈，他的主张还是通过了。凌晨4时，会议结束。最后离开的一位大臣转过身来，只见国王手持复照副本，背对房间，凝望窗外，曙光已经开始照亮天空。
在柏林，8月2日深夜也在进行着一个会议。在首相官邸，贝特曼…霍尔韦格、冯·毛奇将军和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象上一夜讨论对俄宣战问题一样，在商讨对法国的宣战书。蒂尔皮茨“一遍又一遍”地埋怨说，他不懂为什么非得搞这些宣战书不可；他说，这些东西总带有“侵略味道”，“没有这些玩意儿”，军队照样可以进攻。可是贝特曼…霍尔韦格指出，对法宣战是必要的，因为德军要借道比利时。蒂尔皮茨则是重复着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发自伦敦的警告：进犯比利时势必要把英国卷进来；他建议暂缓入侵比利时。毛奇感到这对他的时间表又增加了一个威胁，为此很感担忧，于是立即宣称这是“不可能的”，运输机器“绝不容许受到阻挠”。
他说他本人也不认为一纸宣战书具有什么价值。当天日间法国的敌对行动已使战争成为事实。他指的是所谓法国轰炸纽伦堡地区的报道，德国报纸曾整天散发号外，大肆宣传，弄得柏林居民惶惶不安，老是抬头张望天空。其实根本没有轰炸。可是现在，根据德国人的逻辑，鉴于这种意想中的轰炸，宣战已被认为势所必需。
蒂尔皮茨仍旧不以为然。他说，全世界都不会有任何怀疑，法国人“按理说至少是个侵略者”；但是，德国政治家们却过于粗心大意，没有阐明这一点，以致本来是件“纯属应急措施”的入侵比利时行动，竟会毫无道理地给蒙上“野蛮的暴力行动的不祥色彩”。
在布鲁塞尔，国务会议于8月3日清晨4时散会之后，达维尼翁回到外交部，指示政务秘书德盖菲埃男爵向德国公使递交复照。上午7时正，正是十二小时限期的最后一刻，德盖菲埃按响了德国使馆的门铃，将复照递交给了赫尔·冯·贝洛。回家途中，他听到报童的叫卖声，晨报宣布了最后通牒的全文和比利时的答复。他听到人们阅读这些新闻，听到激动地聚集在一起的人群发出刺耳的惊叹声。比利时无所畏惧的一声“不！”振奋了人心。许多人认为，这一来，德国可要绕过他们的国土而不致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德国人是危险的，但还不是疯子”，人们如此相互告慰。
甚至在王宫，在内阁各部，也仍然抱着一线希望；认为很难想象德国人竟会明知错误，还要自绝于人，蓄意发动战争。但到8月3日晚，当收到德皇对阿尔贝国王两天前发出的个人呼吁姗姗来迟的答复时，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消失。德皇的复电不过是再次试图劝诱比利时不战而降。德皇复电说道，“正由于怀着对比利时的最友好的愿望”，他才提出了他的严肃的要求。“正如所提条件已经阐明的那样，能否维持我们以前和目前的关系，依然取决于陛下。”
“他把我当作什么啦？”阿尔贝国王大声叫道。自从危机开始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失却控制，流露出他的愤慨。就任最高统帅之后，他立即下令炸毁列日附近马斯河上的桥梁，以及与卢森堡交界处的铁路隧道和桥梁。他依然未向英、法两国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和结盟。比利时的中立是欧洲列强一项差不多可说是成功的集体行动。在公开入侵行动实际发生之前，阿尔贝国王还不能使自己为比利时的中立签署死亡证书。
第九章“叶落之前凯旋归来”
8月2日，星期天，这天下午，德国的最后通牒在布鲁塞尔递交之前几小时，格雷要求英国内阁授权履行英国海军保卫海峡一边法国海岸的诺言。但是英国政府最为头痛的时刻，莫过于要它作出斩钉截铁的具体决定。整个下午，内阁局促不安，举棋不定，不愿毅然承担义务。
在法国，尽管有些人衷心盼望能够避免这场战争，但是战争既已临头，他们也就把它作为民族劫数接受下来。过去曾有种种说法，认为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已经败坏了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并且预料，一旦发生战争，这种影响将会带来亡国之祸。而今，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几乎出于肃敬的报道，法国人民“民族忠义”勃发，而又“全无骚动不安情事”。在比利时，则出现了一位历史上罕见的英雄，这位心地纯正的国王使比利时声誉大振，使它在这或降或战必居其一的关头，不出三小时就作出了决定，尽管明知其后果可能就是灭亡。
英国没有阿尔贝，也没有阿尔萨斯，虽然武器齐备，但却斗志缺如。过去十年间，它已为如今临头的这场战争作了研究和准备；1905年以来，它还搞了一套名为“兵书”的体系，一扫英国人历来苟且从事的旧习。战争时要发的命令全已准备就绪，只待签署；信封已经写好；通告和声明或已印就或已排版；国王每次离开伦敦，凡需他立即签署的文件，均随带在身。办法可谓条理分明，但英国人的思想却苟且如故。
德国舰队如在海峡出现，对于英国的直接挑衅将不亚于当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因此，星期天这天的内阁会议终于勉强同意了格雷的要求。格雷当天下午向康邦递交了一份书面保证，声称：“如果德国舰队进入海峡或是通过北海对法国海岸或海上运输采取敌对行动，英国舰队将全力给予保护。”不过格雷又加上一句，该项保证“并不约束我们必须与德国作战，除非德国舰队采取上述行动。”他还一言道出了内阁的内心恐惧，他说，因为英国不能确保本国海岸，“所以不可能安全地派遣武装部队出国”。
康邦先生问，这是否意味着英国将永远不采取这一行动。格雷答道，他是“仅就当前情况”而言的。康邦建议派遣两个师，以收“道义上的效果”。格雷说，派遣这样小的一支部队或者甚至派遣四个师，“都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危险，而效果又将是微乎其微”。他继而还说，在次日通知议会之前，英国海军承担的义务千万不得公开。
康邦既感失望而犹抱着希望，以“绝密”电报向本国政府报告了这一保证，电报于当晚8时30分到达巴黎。虽然这不过是个没有效力的承诺，远非法国所望，但他依然相信这会导致全面参战，因为，如他后来所说，无论哪个国家，都不会“半半拉拉”地打仗。
但是，这项海军方面的保证，是强内阁之所难作出的。这使阿斯奎斯一向竭力防止其分裂的内阁终于分崩瓦解。莫利勋爵和约翰·伯恩斯两位大臣辞职；权势显赫的劳合…乔治依然“态度不明”。莫利认为，内阁的瓦解，“那天下午已完全在预料之中”。阿斯奎斯不得不承认，“我们处在决裂的边缘”。
惯于未雨绸缪的丘吉尔，自行担当起密使角色，准备将他以前所属的保守党引入一个联合政府。内阁一散会，他就赶忙去见前首相，保守党的贝尔福，这位贝尔福和该党其他领袖一样，认为英国应该将导致三国协约的政策贯彻始终，纵然结果辛酸，也是理所当然。丘吉尔对他说，如果宣战，他预计自由党内阁的一半成员将会辞职。贝尔福回答说，他的党准备参加一个联合政府，不过，即使到了那个地步，他预料退出政府的那些自由党人领导的反战运动仍会造成国家的分裂。
这时候，英国对于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尚无所闻。丘吉尔和贝尔福，霍尔丹和格雷，这些人思想深处所考虑的是，如果法国覆灭，则有德国称霸欧洲之虞。但是，必须援助法国这一政策是关起门来搞的，从未公之于众，没有充分得到举国上下的认可。自由党政府的大多数成员都不接受这一政策。在这个问题上，不论是政府内部还是全国人民，都不可能意见一致地去参加战争。这次危机，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只不过是德法之间历史纠纷的又一插曲，与英国毫不相干，纵然不是大多数人，至少也有很多人如此认为。要使这个危机在公众心目中成为切肤之痛，只有待到比利时遭到入侵之时。因为中立的比利时是英国政策的产儿，在那里，入侵之寇的每一步都将是对英国设计和签字的条约的践踏。于是格雷决定于次日上午要求内阁将这种入侵视作正式的宣战理由。
那天晚上，他和霍尔丹共进晚餐的时候，外交部一名信差送来一个公文递送箱，里面有一份电报。据霍尔丹说，电报的内容是嘱请注意“德国即将入侵比利时”。那是份什么性质的电报，是谁发来的，都不得而知，不过格雷肯定其言可信。他将电报递给霍尔丹，问他有何想法。霍尔丹回答：“立即动员。”
他们立即离开餐桌，驱车唐宁街。他们到达之时，首相正在接待客人，他们于是将他请到一间幽静的房间，给他看了电报，要求他批准动员。阿斯奎斯首肯同意。霍尔丹自荐暂时重返陆军部任职，以资应急，因为首相第二天势必繁忙，无暇顾及陆军大臣职务。阿斯奎斯也表示同意，而且求之不得，因为早就有人敦促他委派陆军元帅、喀土穆勋爵基钦纳补缺，而他每想到这位独断独行的人，心头就感不安。
第二天星期一是公假日，天气晴朗，是个和丽的夏日。上半天，大批度假人群并没有去海滨，而是被危机所吸引，蜂拥到首都伦敦。中午时分，白厅门前人群拥塞，车辆难以通行；熙攘之声，内阁会议室内清晰可闻。室内几乎连续不断地在开会，大臣们正在力图拿定主意，决定是否要为比利时问题开战。
陆军部那边，霍尔丹已经发出动员的电令，召集后备役士兵和本土军。11时，内阁得到消息，比利时已经决定将其六个师投入战斗，抗击德意志帝国。半小时后，他们又收到保守党领袖们在获悉德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之前所拟就的一份声明。声明指出，对法国和俄国的援助如果犹豫不决，就会“使联合王国的信誉和安全化为泡影”。俄国成为盟国，对大多数自由党大臣来说已是难于接受。现在又有约翰·西蒙爵士和比彻姆勋爵两位大臣辞职，不过比利时的事态则决定了中枢人物劳合…乔治的留守。
8月3日下午3时，格雷预定要就这次危机向议会宣布政府的首次正式公开声明。整个英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引领以待。格雷的使命是要使国家投入战争，而且要朝野一致，举国团结。他必须得到向以和平主义为其传统的本党的支持。他必须向世界上历史最久而又最讲实际的议会说明，为什么英国并非由于承担义务而要援助法国。他必须说明比利时是缘由而又不隐瞒法国才是根本缘由；他必须唤起英国的荣誉感，同时又要直言不讳地指出英国的利益才是决定性因素；他必须面对的场所乃是一个就外交问题进行辩论的传统已发扬了三百年之久的场所，而他既无伯克的才气又无皮特的威力，既无坎宁的练达又无巴麦尊自信的勇气，既无格莱斯顿的辩才又无迪斯累里的机敏，可却必须证明在他掌管下的英国外交政策是正确的，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他必须使同代人心悦诚服，必须无愧于前人，同时又必须为后人所理解。
他没有时间准备讲稿。临到最后一小时，正当构思几个要点的时候，有人通报德国大使来访。利希诺夫斯基焦虑不安地走了进来，打听内阁决定如何，格雷将对议会说些什么。是宣战吗？格雷回答说，不是宣战，而是“说明条件”。利希诺夫斯基问道：“比利时的中立是否条件之一？”他“恳请”格雷不要将此提作条件。他对德国总参谋部的计划毫不知情，但他并不认为计划之中要“严重”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虽然德国军队有可能越过比利时领土的一个小角。利希诺夫斯基这时用了人在无可奈何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说：“既已如此，那也无可挽回了。”
他们是站在门口谈的，各自心急如焚，格雷急于离开，争取最后几分钟的清静，准备一下他的演说，利希诺夫斯基则是竭力想要推迟公布这一挑战的时间。他们终于分手，从此再也没有作过官方会晤。
下院开会时，议员无一缺席。自从1893年格莱斯顿提出国内管理法案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为了容纳全体议员，过道上安排了加座。外交使团席上除德、奥大使缺席留有两个空位外，座无虚席。上院客人挤满了旁听席，长期主张义务兵役制而不见采用的陆军元帅罗伯茨勋爵也在其中。会场一片紧张的沉寂，没有人走动，没有人传递纸条，也没有人在座位上俯身探头窃窃私语。可是就在此刻，突然卡嗒声响，议院牧师从议长身边后退的时候在通道上加座的椅子上绊了一脚。全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内阁大臣席上，阿斯奎斯温文尔雅的脸上毫无表情，劳合…乔治蓬头散发，面无血色，象是突然老了几年。他们两人之间，坐着一身轻便夏装的格雷。
显得“苍白憔悴、心力衰竭”的格雷，此时站立起来。他虽任下院议员已经二十九年，跻身大臣席上也已八载之久，可大体说来，他指导外交政策的方针，议员知之甚少，而国人则是知之更少。这位外交大臣，不论向他提出什么问题，都很难使他落入圈套，作出明确或肯定的回答。若是换了一个冒冒失失的政治家，这种闪烁其词的作风是会引起责难的，可是对他，却无人疑忌相视。他毫无世界主义倾向，而是坚守英国本色；他乡土气息如此之浓，一言一行又如此谨慎，因而无人认为他会惹是生非，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