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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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后来，德国那一方才有人反躬自问，这一天到底是谁做了笨蛋。奥地利外交大臣切尔宁伯爵后来终于发觉这一天正是“我们招致最大灾难的一天”；甚至德国王储在此后很久沮丧地承认这一天是“我们德国人在全世界心目中输掉第一个大回合的一天”。
那天上午8时刚过两分，第一阵土灰色的浪涛在离列日三十英里的格姆梅里希冲过了比利时边境。比利时宪兵从哨所里开了火。这支由德国主力部队派出来攻打列日的先遣部队，是由冯·埃姆米希将军率领的，计六个步兵旅和三个骑兵师，各步兵旅都配备了大炮和其他武器。该部日暮前就到达了马斯河畔的维塞，这座城市成了后来一系列废墟的首当其冲的一个。
直到入侵那一时刻，许多人依然认为德军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也会绕过比利时边界线。他们为何一定要增加两个敌人，把他们拉入战场与自己作对呢？没有人把德国人当作蠢人，所以出现在法国人头脑中的答案，也就理所当然是：德国给比利时的最后通牒不过是个花招而已。通牒的用意并不真想随即入侵，只不过企图“诱使我们首先进入比利时罢了”，——梅西米在一道命令中就是这么说的。他在这道命令中禁止法国部队，甚至“一个巡逻兵，一个骑兵”都不得越过边界线。
不知是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出于其他原因，格雷直到德国入侵时还没有发出英国的最后通牒。阿尔贝国王也没有向保证比利时中立的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军事援助。他也担心德国的最后通牒是个“大骗局”。如果他过早地招来法国人和英国人，那他们的出现就会把比利时身不由己地拖入战争，同时，在他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隐忧，担心这些邻居们一旦在比利时国土上立足下来，说不定就会不急于离开。只是在德军纵队向列日进军的脚步声打消了他的一切疑虑，使他不再有任何选择余地以后，他才于8月4日中午呼吁各保证国采取“协同一致”的军事行动。
在柏林，毛奇依然希望比利时人在为了面子起见开了几枪之后，或许仍会接受劝告，“达成谅解”。唯其如此，德国最后一份照会只是说“以兵戎相见”，暂时还避不宣战。当比利时大使拜恩斯在遭到入侵那天上午前来索取护照时，雅戈赶忙迎上前去问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似乎在等待着某种建议。他再次申明德国愿意尊重比利时的独立，并说，如果比利时能不毁坏铁路、桥梁和隧道，在列日不事防御抵抗而是让德军自由通过，德国愿意赔偿一切损失。拜恩斯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又跟在后面怀着希望地对他说：“或许我们仍有一些话可以谈谈。”
在布鲁塞尔，德国入侵开始后一小时，阿尔贝国王身穿军服，未作任何佩戴，骑马去国会开会。一辆敞篷马车上坐着王后和她的三个孩子，后面跟着两辆马车，国王独自一人在马背上殿后，这个小小的行列沿着皇家大道碎步小跑而来。一路上家家户户挂着国旗，拿着鲜花；街头巷尾满是兴奋激昂的人群；素不相识的人们相互握手，欢笑与呼号交杂一片，每个人的感情，正如有人后来回忆所说，“都被他和他同胞之间的共同的爱和共同的恨的纽带联结在一起。”一阵又一阵的欢呼声朝着国王而来，仿佛人们怀着共同的感情，试图向他表明，他是他们国家的象征，是他们坚持独立的意志的象征。甚至不知怎么竟忘了不该出场，也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们一起在国会窗口观看着这个小小行列的奥地利大使也在揩拭眼泪了。
在大厅里，在议员、来宾以及王后和朝臣就座之后，国王一个人走了进来，将帽子和手套庄重地放在讲台上，便开始演说，只是声音稍有颤抖。他回顾到创建独立的比利时的1830年的国会会议时问道：“先生们，你们是否矢志维护我们先辈留下的这份神圣礼物，使其不受侵犯？”议员们难以抑制自己，起立高呼“是的，是的，是的！”
美国大使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这个场面。他描写了他如何注视这位国王的十二岁的嗣位人在当时的情形：他身着一套水手服，两眼凝视着父王，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的演说；描写了他又如何好奇地想着：“这个男孩的脑子里现在在想什么呢？”惠特洛克先生似乎侥天之幸，对未来稍有微感，不禁暗自问道：“年长日久之后，他还会想起这个场面吗？又是怎样想起，何时想起，在什么情况下想起呢？”但这个身着水手服的男孩，在他登基做了利奥波德三世之后，在1940年却向德国的又一次侵略屈膝投降了。
演说结束后，街头巷尾激情高涨，如痴似狂。一向为人瞧不起的军队现在成了英雄。人们高呼：“打倒德国佬！处死杀人犯！比利时独立万岁！”国王离去之后，群众又欢呼求见陆军大臣。在政府中，陆军大臣不论由谁担任，因为职务关系，平时总是最最不得人心的一个人。德布罗凯维尔先生虽然是个温文尔雅、老于世故的人，但是当他出现在阳台上的时候，也为那天布鲁塞尔每个人同仇敌忾的激昂情绪所感动，不禁流下了眼泪。
同一天在巴黎，穿着红裤子和宽下摆、纽扣在两边的深蓝色上装的法国士兵，迈着整齐步伐穿过街道，引吭高歌着：
这是阿尔萨斯，这是洛林，
这是我们的阿尔萨斯，
啊，啊，啊，啊！
唱到最后一个“啊”字，歌声化成一片胜利的欢呼。失去了一只手臂，因而赢得更多欢呼声的独臂波将军，佩戴着1870年沙场老将的青黑绶带，骑马走在前列。骑兵团的士兵，身披闪光耀眼的护胸铁甲，头盔上垂下长长的黑色马尾辫，他们并不感到这有什么不合时宜。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装着飞机的大木条箱和平板拖车，车上放着细长的七五毫米口径的野战炮，这种大炮是法国的骄傲。人马辎重整天川流不息，穿过北站和东站的拱形大门。
车辆绝迹的林荫大道上，走过一队又一队的志愿兵，扛着旗帜和横幅，横幅上写着表示决心的口号：“卢森堡人决不做德国人！”“罗马尼亚忠于自己的拉丁族母亲！”“意大利的自由是法国人的鲜血换来的！”“西班牙和法国亲如姊妹！”“英国人愿为法兰西而战！”“希腊人热爱法兰西！”“巴黎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斯拉夫民族和法兰西站在一起！”“拉丁美洲人誓死捍卫拉丁美洲文化的母亲！”一条横幅上写着“阿尔萨斯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受到人群表示敬意的欢呼喝彩。
在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维维亚尼的面色死一般的苍白，看上去已是心力交瘁。但他演说时，仍能胜其力之所不能，热情洋溢，辩才雄健；这篇演说和这天每个人的作为一样，被誉为他一生事业中最伟大的一次演说。他的公事包里带着法俄条约的文本，但并没有人对这份条约提出质询。当他说到意大利已“以其拉丁民族的理智所独具的洞察力”宣布中立时，响起了如痴似狂的欢呼声。三国同盟中的这个第三个成员，在考验来临的时刻，果如所料，拔脚走开了。其理由是：奥地利进攻塞尔维亚，是一种侵略行为，从而解除了它对条约所负的义务。意大利的中立使法国无须在南部边界布防，也就等于增多了四个师即八万人的兵力。
普恩加来总统因公未能亲莅议会，在维维亚尼演说完毕之后，由人代读了他的演说词。宣读时，全体听众均离座肃立。他说，法国在全人类面前代表着自由、正义和理智，表示同情和善意的函电，已从“文明”世界（“文明”两字，他是有所指而特作此称的）的各个角落纷至沓来。他特意改动了法国传统的三个座右铭。＇注：法国传统的三个座右铭，即自由、平等、博爱。——译者＇就在宣读总统演说词的时候，霞飞将军“镇定自若、信心十足”地来到总统那里，向他辞行，奔赴前线。
当帝国国会议员们聚集一堂，准备去聆听德皇圣谕的时候，柏林正大雨滂沱。他们是先到国会大厦来和首相见面的。此时大厦窗下的人行道上，马蹄嗒嗒不绝，清晰可闻，一队队骑兵正轻捷地驰过水光闪耀的街道。大厦里面有间房间，饰有一幅大型绘画，画的是德皇威廉一世趾高气扬地骑马践踏一面法国国旗的不胜得意的场面：德皇和俾斯麦及陆军元帅毛奇一起在色当战场上昂首跃马，前面一名德国士兵在皇帝的马蹄下铺着一面法国国旗。各党派的领袖就在这间房间里同贝特曼会晤。贝特曼表示他很关切团结一致，他规劝议员们在作出决定时要做到“一致”。“我们一定会一致的，阁下。”自由党一个发言人恭顺地回答说。这个无所不知的埃茨贝格尔，不仅是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人，而且是首相的心腹亲信，人家都说他的耳朵能够通天。他这时候正奔走在他的同僚议员之间，要他们放心：“下星期一这个时候”，塞尔维亚人肯定已被打败，现在一切都很顺利。
议员们在大教堂做过仪式之后便集体列队进入皇宫。入口处戒备森严，绳栅隔道，这些人民代表经过四道检查证件之后，才终于在白厅坐下。德皇在几位将军陪同之下静悄悄地走了进来，登上御座。穿着龙骑兵制服的贝特曼从御用公文包里取出演说词呈给德皇，德皇离座起立，开始宣读。他头戴盔帽，一手按住剑柄，站在首相旁边显得身材矮小。他宣称：“我们拔剑出鞘，问心无愧，双手清白”，但对比利时问题却只字不提。他说，战争是由塞尔维亚在俄国支持之下挑起的。他历数了俄国的罪行，激起一片“可耻！”的嘘叫声。预先准备好的演说完了之后，他提高嗓门宣布：“从今日起，我不承认党派，只承认德国人！”然后要求各党派领袖，如果他们同意他的意见，就上前握他的手。在“狂热的激动”中，所有领袖都从命不误，与此同时，在场的其他人员爆发出一阵欣喜若狂的欢呼声。
3时正，国会议员又在国会大厦续会，先是聆听首相讲话，接着履行余下的职责，首先是投票通过战争拨款，然后是通过国会本身的休会。社会民主党同意使投票结果一致，并且紧张地商讨了是否要和其他议员一起向德皇表示“致敬”，他们为此花了身负国会议员职责的最后几个小时，最后决定改为向“德皇，人民和祖国”致敬，从而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贝特曼起立讲话时，每个人都忧虑地期待着，看他怎样谈比利时问题。一年以前，外交大臣雅戈在国会指导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曾保证德国决不侵犯比利时，当时的陆军大臣冯·黑林根将军也曾保证，如果发生战争，只要德国的敌人对比利时的中立尊重一天，德国最高统帅部也将尊重一天。8月4日这天，议员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军队已经在早晨入侵比利时。他们只知道那份最后通牒，至于比利时的答复，则一无所知。政府从没有发表这个答复，它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比利时已经默许，它的武力抵抗因而是非法的。
“我们的军队，”贝特曼通知屏气凝神的听众说，“已经占领卢森堡，并且或许”——这个“或许”已是事过境迁八小时了——“已经在比利时境内。”（一阵巨大骚动）确实，法国曾向比利时保证尊重它的中立，但是“我们知道，法国是时刻准备入侵比利时的”，所以“我们不能等待”。他又少不了地说道，这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需要是不懂得法律的”。
这时候他总算把他的听众，不论是瞧不起他的右派还是不信任他的左派，都俘虏过来了。但他下一句话却引起了一阵喧哗。他说：“我们对比利时的侵犯是违背国际法的，但是我们现在正在犯的——我公开这么说——过错，在我们的军事目标一经达到之后，我们是会弥补的。”蒂尔皮茨海军上将认为这是有史以来一个德国政治家最严重的失言；自由党的一位领袖康拉德·豪斯曼，则认为这是通篇演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入侵行为既已有人公开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他和他的左派同僚议员也就觉得自己身上的罪愆被洗刷干净了，于是不禁对首相致敬，高呼“非常正确！”这一天贝特曼虽然已有不少令人难忘的至理名言，可他还要补充一句，好使他青史留名；他最后一句惊人妙语说道：不论是谁，若是也象德国人这样受到如此严重的威胁，他所考虑的也只能是如何“杀出一条血路”。
一笔五十亿马克的战争拨款获得一致通过，尔后是国会表决通过本身休会四个月，或是说，在普遍所预料的战争所需时间一直休会。贝特曼在宣布结束议程时满怀信心说道：“不论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1914年8月4日将永远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话博得了英勇斗士们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时，英国终于作出了多少人在焦虑久待的明确答复。英国政府在上午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发出最后通牒。不过这份通牒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国作出它对比利时的要求“不予执行”的保证，并要求对此“立即回答”，但他并未附加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将作如何制裁，所以这份照会从技术上说并不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一直等到获悉德军已经入侵比利时之后才发出第二份照会，宣布英国感到有义务“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和坚持遵守德国与我们同样是签字国的条约”。照会要求午夜之前必须作出“满意的答复”，不然英国大使就将索取护照。
为什么上一夜在国会明确表示同意格雷演说之后，没有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只能以政府的犹豫不决加以解释。除了德国人俯首听命，从他们那天上午蓄意而无可挽回地越过的那条边界撤退回来之外，不知英国政府在指望什么样的“满意答复”，为什么英国竟又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期待出现什么奇迹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这些问题都是难以解释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几小时可关系重大。
在柏林，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在和首相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时，向首相递交了最后通牒。他发现贝特曼“非常激动”。据贝特曼本人说，“促使英国参战的并不是比利时问题，可却伪善地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诚使我热血沸腾。”贝特曼盛怒之下，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英国竟对一个“联姻的国家”宣战，这种作为简直“不可思议”，这“等于在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命与两个来犯的人搏斗时，从他背后猛击一下”。他说，英国要对“这一致命的严重步骤”可能产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负责，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一个词儿——‘中立’——仅仅是为了一张废纸……”
戈申当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后来竟响彻全球。不过他后来还是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一份汇报之中。他当时的答对是：如果鉴于战略原因，借道比利时事关德国生死存亡，那么履行庄严盟约说来也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首相阁下是如此激动，得悉我们的行动之后是如此怒形于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进一步争论。
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乘着一辆《柏林日报》的送报车正穿过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