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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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声未响之前，便已设想好了美国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随着事态的演变，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冲击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心于是越来越大，甚至在美国终于卷进了这场战争漩涡之后，也从未死心。
对威尔逊来说，严守中立与孤立主义是对立的。他要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目的是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少发挥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国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国在这场争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赢得这种荣誉。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责成他的同胞们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阐明中立的最终目的是使美国能“提出和平的忠言”和“起到公正调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讲话中所说那样，他希望在欧洲冲突中，行使“道义上的仲裁”职责。他想“为人类服务”，想运用新世界的道义力量把旧世界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并运用“正义和仁慈的准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人类的旗帜下”，通过调停使和平得以实现。
及至8月底，英国海军已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权，它跟美国在禁运品方面的争执，不论是如何认真，如何旷日持久，又往往如何尖酸，但还一直是幕后的争执。对威尔逊来说，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争端，虽然在问题的争执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认为他可能继麦迪逊＇注：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年），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他任内，对英宣战，爆发了美英战争（1812…1814年）。——译者＇之后，成为第二个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他绝不希望把争吵推到1812年那样的结局。总之，对协约国贸易的飞跃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停滞的损失，从而缓和了势必执行国家原则的逼人之势。只要美国商品有人买进，美国便在8月20日枢密院令的肇始过程中逐渐地趋于沉默了。
自那时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国舰队所控制，美国的贸易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协约国。美国和中欧强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一百万美元，而在同时期内美国和协约国的贸易额，则从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上升到三十亿美元。为了满足协约国的需要，美国的厂商生产了它们所需的商品。为了使协约国能偿付美国供应的商品，还为它们安排了信贷。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战后的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们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的基础，哪里就有经济关系的发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经济的利益。美国对英法两国的贸易一直大于对德奥两国的贸易，封锁的作用只是扩大了原有条件而不是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条件。贸易不仅随着国旗走，而且还随着人心所向走。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说：“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在他看来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谈了，也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写去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信。虽然佩奇完全站在协约国一边的直率讲话，使威尔逊产生反感，乃至抛弃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但是就在威尔逊本人的思想深处，也不能象他要求别人那样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尔逊，吊唁威尔逊夫人的逝世。威尔逊对格雷是钦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丧偶而对他尤感亲切，所以在复函中写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觉得共同的原则和目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国政府中，威尔逊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
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缔造者的雄心壮志，总是力图抑制这些。威尔逊奋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说服手段，促使交战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威尔逊的努力有赖于他的严守中立，而这种中立态度是得到强有力的爱尔兰人思潮或所谓反乔治第三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学的胡戈·明斯特尔贝格＇注：胡戈·明斯特尔贝格（HugoMünsterberg，1863…1916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92年，他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从此终身任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在美国，他可能是德国政策的最明显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协约国及其朋友们的猛烈谴责；另一方面，对亲德分子来说，他几乎成了一尊偶像。——译者＇教授，下至米尔沃基城的酒吧间等大叫大嚷的亲德团体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连威尔逊也为之无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因素，决定着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协约国最大的本钱——但它不是英国的舰队，而是德国的愚蠢。
8月4日战争爆发时，这位美国总统在给朋友的信中，对于远隔重洋的冲突只表示了“全然谴责”，而根本不想在交战国之间区分是非。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写下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卢万的毁灭心情沉重……他对德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所作所为的谴责甚至较我为甚，他竟允许他的反感广及全体德国人民，而不仅限于德国领导人。……他表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如果德国获胜，那就会改变我们的文化进程，使美国成为一个军人国家”。几天以后，斯普林…赖斯报道说，威尔逊曾向他“神情非常严肃地”指出：“如果德国的事业在目前的斗争中获得成功，美国就势必要放弃它现在的理想而尽其全力于防务，这将意味着美国现行政体的结束。”
威尔逊总统虽持有这些观点，然而他还是坚持到最后，直到中立政策犹如一艘在熊熊烈焰中燃烧的战舰，而他便是站在一片火海的甲板上的那个卡扎比昂卡＇注：卡扎比昂卡（LouisdeCasabianca，1762…1798年），是法舰“东方”号的舰长。在阿布基尔对英一战中，舰只受到致命伤，他先安排水手等全部下船脱险，自己留在舰上将舰炸沉。他的年仅十岁的儿子拒绝离舰，随父一并殉国。——译者＇。但这是在法律基础上的中立，而不是感觉上的中立。他决不会把协约国胜利的前景视为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威胁，而德国胜利的前景，特别是比利时的遭遇澄清了这个问题后，就不可能有别的看法了。威尔逊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更感到中立政策关系至大，如果连他都因德国的行为而离开中立政策，那普通的美国人就更不用说了。美国人因火烧卢万所激起的情绪抑制了英国那套封锁办法所引起的愤懑。英国对禁运品每搜查一次，没收一次，或在禁运物品表上增添一个项目，都会激起美国一阵新的愤怒，而德国的一次恐怖行动便轻而易举地把注意力转移开了。正当蓝辛对枢密院令的强烈指责即将酿成一场大论战的当儿，德国的齐伯林飞艇于8月25日轰炸了安特卫普居民区，杀伤了平民，王宫也险遭命中，比利时王后及其子女刚好迁到那里。结果蓝辛发觉他正在构思的是一篇反对“为害人类的这种暴行”的抗议，而不是一篇反对“继续航行”的抗议了。
在一个痛感前景不妙的时刻，据威尔逊的姻亲阿克森博士回忆，约在8月12日威尔逊夫人的葬礼举行后不久的一天，威尔逊曾向他吐露，“我担心在公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会使我们无法置身于战争之外”。然而成为决定因素的并不是公海上发生的事情，而是公海上没有发生事情。福尔摩斯要警官格雷戈里注意“狗在夜间发生的怪事”，不知所以的警官答道：“狗在夜间没有干什么。”
福尔摩斯说，“那就是怪事。”
德国海军就是夜间的那只狗。它没有作战，被“存在舰队”的理论和德国会在陆上早日胜利的信念锁住而没有让它去冒险执行海军的职责——保持本国海上贸易航路的畅通。虽然德国的工业依靠进口原料，德国的农业依靠进口饲料，而德国海军并不企图保护这些供应的源源而来。8月份仅有的一次海战也是出于无心，其作用也只不过证实了德皇不愿让他的“宠儿”去冒险。
这是8月28日在赫耳果兰湾的战役。英吉利海峡舰队的潜水艇和驱逐舰队，在战列巡洋舰的支持下，驶入了赫耳果兰湾德国海军的基地，其用意是想通过突然袭击来转移德国人对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注意力。德国猝不及防，只下令出动几艘轻巡洋舰应战，也没有较重型的战舰支援。这几艘轻巡洋舰，用蒂尔皮茨的话说，“以初次上阵时的全部热忱”，在一片迷雾和混乱中猛冲猛杀。在持续了一整天难解难分、东奔西逐、各自为战的一连串的战斗中，英国舰队陷入了分不清敌我的混战，只是叨天之幸才从丘吉尔委婉其辞称之为“难堪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德国人未能下令出动整个舰队应战，所以在战舰的数量和火力上都是以寡敌众。这天是英国人占了便宜。德国三艘轻巡洋舰，“科隆”号，“美因茨”号和“阿里亚德纳”号以及一艘驱逐舰被打得粉身碎骨，沉入海底，另有三艘受到重创，一千余名人员，包括一名海军上将和一名海军准将，在炮火下丧命或落水溺毙，另有二百余人，包括海军大元帅的儿子沃尔夫·蒂尔皮茨，被从海上救起后成为俘虏。英国战舰无损失，伤亡约七十五人。
如此巨创，使德皇丧胆，死心塌地不敢再跟英国较量了，于是下令不得再冒险行事，“务使军舰免遭损失”，德国北海舰队司令的主动权也就此进一步受到限制，事先如无德皇陛下批准，不得进行重大调动。
此后，当英国海军在德国周围筑起封锁围墙时，德国海军只是消极看着。竭力想摆脱束缚他手脚的锁链的不幸的蒂尔皮茨，在9月中旬写道：“我们可以取胜的最好战机是在宣战后的头两、三个星期。”他预料“随着时间的消逝，我们胜利的机会将是更少而不是更多”。那是英国舰队“发挥了‘存在的舰队’的全部作用：对中立国在日益增加非同一般的压力，完全摧毁了德国的海运贸易，实行了最彻底的封锁”。
德国海军最后在不得不同它所听任形成的局面较量的时候，采取了水下活动的政策，在迟迟方作突破封锁的努力中使用了潜艇。在水面舰艇见缺的情况下大量出现的潜艇，终于在公海上造成了威尔逊在8月份战争头几天所曾瞥见的可怕情景。
第十九章撤退
边境战役之后，德军右翼和中路的五个集团军象一把挥舞着的镰刀，从比利时割到法国。这支德国侵略军，拥有百万人马，先头部队一路上杀人放火，于8月24日进入法境。至于洛林战线，并没有被突破，德军左翼由鲁普雷希特亲王率领的两个集团军在那里继续与顽强抵抗的德卡斯特尔诺和迪巴伊的军队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斗。
德军的右翼沿着法国北部那些漫长的白色公路，左右杀开了一条七十五英里宽的地带，在浩浩荡荡地向巴黎进军；走在最右面的是克卢克集团军，它企图包围协约国的战线。霞飞的当务之急是使所部停止退却，同时，把力量转移到左翼，使那里具有足够的兵力可以制止敌军的包抄活动，并“能重新展开攻势”，而后者是法军总司令部惨遭失败之后的主导思想。边境战役溃败，霞飞既没有拿出时间来研究法军所受的官方所谓的这个“挫折”，也没有根据可能出现的情况重新考虑作战方略，而竟在败北后不出二十四小时于8月25日颁布了一道新通令，即这次战争中的第二号通令。通令提出要在德军右翼进军的路上新建一个第六集团军，兵员将从未被突破的洛林战线调集，用火车运往英军左方的亚眠，在那里同英国远征军和法军第四、第五两集团军组成一支日后重新展开攻势的大军；在组织第六集团军的同时，正在退却之中的三支法国集团军应尽力设法保持一条连续的战线，由后卫部队进行“短促而猛烈的反击，阻挡或者至少阻滞敌人前进”。正如第二号通令所述，霞飞希望第六集团军在9月2日——色当纪念日——之前进入阵地，并做好参加重新展开攻势的准备。
9月2日，也是正在迫近的德军所瞩目的一天。德军希望届时能完成史里芬计划的目标：在巴黎前面一举围歼法军主力。在未来的十二天里，德法双方心中都有着又一个色当战役的念头和影子。这十二天是世界历史摇摆于两种进程之间的十二天，是德军胜利在望，可以在埃纳河与马恩河之间染指胜利果实的十二天。
在这些日子里，法军各团耳际响彻的是“边退边战，边退边战”的三令五申。它们必须挡住敌人的追击，争取时间，以便重整队伍，重建一条坚强的战线。这给战斗带来了进攻战中从未见有的紧迫感。这需要后卫战，尽管这样的后卫战几乎是飞蛾扑火，而德国军队之不能让法军赢得时间重新组织力量，也有同样的紧迫感。
在撤退中，这些法军打出了水平，并采用了在危难中吃一堑长一智得来的应急技能，而这在比利时的最初几场战役中是少见的。它们不再是在外国土地上神秘的丛林中进行范围广大而目的模糊的进攻战了。它们已经回到本国国土在为保卫祖国而战；它们经过的是它们所熟悉的土地，见到的是它们本国居民，那些田野、谷仓，那些村庄小道，无一不是它们自己的。它们现在的战斗同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保卫摩泽尔河和大库隆的战斗是一样的。它们在进攻中虽告失败，但它们还没有溃不成军；它们的战线虽被突破，但还没有崩溃。左翼，在德军主力前进的路上，从沙勒罗瓦和桑布尔河的惨败中脱逃出来的第五集团军，在撤退中还在努力将溃败的兵力重新聚集起来。在中路，第三、第四集团军背马斯河为阵，仍在色当到凡尔登一线上殊死作战，抗击德军中路的两支军队，使敌人的围歼不能得逞，并象王储怏然承认的那样，“恢复了它们的行动自由”。尽管德军人多势众，后卫战终难阻止它们的挺进，但法军虽退犹战，虽节节败退，但能守则守，能拖则拖。
朗格尔将军的第四集团军的一营狙击兵渡过马斯河后，奉命于黄昏时分坚守某地一座未经炸毁的桥梁。他们度过了“痛苦而又恐惧”的一夜，眼看着对岸冯·豪森军的撒克逊士兵“就在我们眼皮底下杀人放火。到了早晨，村上火焰四起。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在街上奔跑，敌兵在后面追击，还不时听到枪声……远处，可以看到川流不息的骑兵，好象在寻找我们的阵地；在平原的更远处，出现了黑压压的人群在前进”。这些人渐渐迫近了；不一会，顺着蜿蜒的大道，一营德国步兵排成五路纵队“昂首阔步地朝着我们开来。大道的那头，直到目力所及之处，只见密密麻麻的部队——有骑着马的军官作前导的步兵纵队，有炮车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