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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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的司令们并不赞同司令部的这种悲观主义。在接到实质上是拒绝再作任何作战打算的命令时，他们都吃了一惊。黑格的参谋长高夫将军一怒之下，把命令撕了。一直认为自己的形势“极好”，敌人“仅仅是小股小股的，而且还很有礼貌地保持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的史密斯…多林，把发给他的第三和第五师的这道命令撤销了。不过，他给第四师斯诺将军的电讯到达时，已为时太迟。斯诺在接到“亨利给斯诺鲍尔”的直接命令要他“把你的跛脚鸭子装起来快走”之后，已经遵办，并对士兵造成了“大泼冷水的作用”，弄得他们认为他们的处境已危险到极点，把替换的衣服和靴子都丢了。
英军在难以言状的尘土飞扬、酷热难当、沮丧和困乏之中继续退却。两个营疲倦不堪的残部拖着步子走过圣康坦市区，就停下来不走了。他们把武器堆在火车站上，人坐在车站广场上，拒绝再走。他们告诉布里奇斯少校（布里奇斯少校的骑兵队奉命负有在部队全面撤离该城以前堵住德军之责）说，他们的指挥官们为了不让圣康坦再遭炮击，已书面答应市长投降。布里奇斯不愿触犯既是他的熟人、级别又高于他的那些营长，他竭力想搞一个乐队来鼓舞那二、三百名乱躺在广场上萎靡不振的士兵。“为啥不能这样做呢？附近有一家玩具店可供应我和号手们一只蹩脚的笛子和一面鼓，于是我们就环绕着士兵们象死人一样躺在那里的喷泉四周齐步前进，吹奏着英国掷弹兵和提珀雷里＇注：提珀雷里（Tipperary），爱尔兰地名。——译者＇曲子，同时死命地打着鼓。”结果，那些士兵坐了起来，开始笑了，高兴起来了；接着就一个一个站了起来，列成队伍，“最后，我们在我们临时凑成的乐队的乐声中从容开拔，进入夜幕。这时，我们的乐队又增加了两只口琴”。
约翰·弗伦奇爵士并没有因短笛战鼓而高兴起来，他只看到自己的战区；他认为德皇“在怨恨交加之中，确已不顾其他战场虚弱的危险”，集中了庞大兵力来“消灭我们”。他要求基钦纳将第六师给他派来，基钦纳告诉他，第六师要等来自印度的部队到了英国接防之后，才能脱身。他认为这个拒绝“太令人失望和大为有害”。事实上，在蒙斯之惊后，基钦纳曾一度考虑过派第六师在比利时德军的翼侧登陆。费希尔和伊谢尔一直鼓吹的要让英国远征军在比利时独立行事而不做法国战线附属品的那个老主意，英国人是始终萦绕于怀的。这个主意如今小规模地试了一试，两个月后在安特卫普又试了一次，但都没有得逞。一支英军于8月27日和28日在奥斯坦德登陆，但不是第六师，而是三营英国海军陆战队。此来的企图是想引开克卢克部队。六千比利时兵加入了它们的行列。这六千人是在那慕尔沦陷时随法军撤退，用英国船从海路运到奥斯坦德的；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堪再战。这时候，法军的节节败退已把战线撤得远远的了，英军登陆吸引敌人的行动已失去意义，陆战队只好于8月31日重新上船回国。
在陆战队重新上船之前，约翰·弗伦奇爵士于8月28日撤走了他在亚眠的前进基地；因为，这地方已经受到冯·克卢克向西扫荡的大军的威胁。第二天，他又下令将英军的主要基地由勒阿弗尔后移到诺曼底半岛南面的圣纳泽尔。这一行动，跟抛弃军火的那道命令系出自同一精神，是盘据约翰·弗伦奇爵士心头唯一的迫切愿望——离开法国——的反映。对于离开法国，亨利·威尔逊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正象他的一位袍泽所描述的那样，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满面孔是他那种惯有的滑稽怪诞的神气；一边轻轻地拍手打着拍子，一边哼着，‘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我们永远到不了那儿了。’当他走过我身旁时，我说，‘哪儿呀，亨利？’他继续哼着，‘海上，海上，海上。’”
第二十章巴黎是前线
大马路上空荡荡，商店门窗紧闭；公共汽车、电车、小汽车、出租马车，不见踪影，但见羊群被驱赶着通过协和广场去东站运往前线。广场和街道的景象，一扫车水马龙的纷扰，显示出当初设计的清净本色。报纸大多已告停刊，报摊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份还在出版的单张报纸。各国旅客都已远走高飞，里茨饭店阒无一人，默里斯饭店已改为医院。在这8月里，巴黎有史以来第一次恢复了法兰西的风貌，而且悄无声息。阳光照耀，圆形广场＇注：圆形广场（RondPoint），位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译者＇处的喷泉闪闪发光，树木葱郁，静静的塞纳河象往日一样流逝。簇簇鲜艳的协约国国旗，把这座淡灰色的、人间最美的城市装点得格外绚丽。
在巴黎残老军人退休院的宽敞的屋子里，加利埃尼跟那些妨碍议事进行、遇事犹豫不决的官员们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他力争采取必要的果断措施，务使巴黎成为名副其实的“筑垒的兵营”。他设想的这个兵营，不是一个困守待围的特洛伊城，而是个作战基地。根据列日和那慕尔的经验，他深知巴黎顶不住敌军新型攻城重炮的轰击，不过，他的战略不是消极待围，而是主动出击——运用其尚未到手的部队——作战于环形防御工事之外。他研究了巴尔干战争和日俄战争，深信深而窄的壕沟，上面护以垒土圆木，两侧密布铁丝网和洞口宽广、洞底竖有尖桩的“狼阱”这样的系列工事，由训练有素、坚韧不拔、配备机枪的军队据守，定将坚不可摧。这就是他试图在炮兵阵地之间各个地段修筑的防御工事，不过他还没有取得扼守这些工事的军队。
每天，他都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有时一天两三次，声嘶力竭地要求给他增援三个现役兵团。他给霞飞打报告，或派专人前往，或向陆军部长和总统大声疾呼，一再提请他们注意：巴黎一无准备。几经敦促，到8月29日，总算迎来了一旅海军。当这支身穿白色制服、高奏尖音号笛的队伍在街上整队走过时，纵然加利埃尼并不为他们的出现感到高兴，而老百姓却为之欢欣鼓舞。
加利埃尼认为，当前任务有三：军事防卫、精神准备和军需给养。要完成其中无论哪项任务，都必须对民众开诚布公。他对巴黎人民的崇敬，深如他对政客的鄙视。他认为人民是可以指望在危难时刻不致头脑发昏，手足无措的。他认为普恩加来和维维亚尼不愿将事实真相让全国知道，怀疑他们在排演“哑剧”，愚弄人民。他竭力要求准予拆毁挡住炮台射向的建筑，但官方不愿惊动百姓而屡加阻挠。每破坏一处建筑，都必须由区长和工兵总监联合签署一纸公文，规定给业主的赔偿金额，这是一种既引起无限麻烦又拖延时日的手续。每作一项决定，总要陷入为一些人所进一步掀起的空洞无用的争论中去。这些人坚决主张，作为政府所在地，巴黎不能成为军事上必需保卫的“筑垒的兵营”。伊尔斯肖埃将军厌恶地说，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争论不休的大好园地”。他担心，那些主张巴黎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辩护士们，不久还会振振有词地证明，即便是军事长官这个职位也是非法的。他说，“拿不出明文规定，你就不能说服这些法学家。”
加利埃尼毕竟拿出一条明文规定。8月28日，军区扩大，巴黎及其两侧直到塞纳河一带的地区都被包括在内，巴黎市政府已置于军事长官管辖之下。当天上午10时，加利埃尼召集他的军事和民政的领导班子，开了一个防务会议，这次会议是站着开的，到10点15分就告结束。加利埃尼要求与会者不必讨论巴黎应否设防的问题，而只需确认一点：大敌当前，非建立一种“防御状态”的体制不可。提供此项法律根据的文件早已拟就并摆在桌上，加利埃尼请他们各自签上名字以后便随即宣布休会。这是他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也是最后的一次。
他毫不留情地执行修筑防御工事的任务；对那些持有异议或动摇不定的人，软弱无能或办事不力的人，他从不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或给以怜悯。象霞飞一样，他清除一切不称职的人员。上任第一天就撤了一名工兵部队的将军，两天以后又撤了一名将军。郊区的所有居民，“即便是最老迈无能的”，都被强迫拿起镐锹参加劳动。他下令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征集一万把铲镐，傍晚时分便全部送到。他同时还曾下令采购一万把长猎刀作为工具，军需官提出异议，说是难以办到，因为采购猎刀是不合法的。加利埃尼两眼通过夹鼻眼镜狠狠地盯着他答道：“那就越发有理由了。”于是，这些刀子也如数办齐不误。
8月29日，巴黎周围方圆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地区，南到默伦，北至达马尔坦和蓬图瓦兹，都划归加利埃尼管辖。炸毁这地区所有桥梁的各项工作均已准备就绪。对那些列为“艺术作品”或属于“民族遗产”的桥梁，则部署了专门岗哨，确保这些桥梁不到最后关头不得炸毁。所有通往市区的入口，即便是下水道，都设置了障碍。面包师傅、屠户和菜农都已经组织起来，牲口则被赶入市区，在布洛涅森林中放牧。为了加速调集弹药贮存，加利埃尼征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运输工具，包括巴黎的出租汽车，这些汽车不久就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命担任这块筑垒兵营的炮兵参谋的，是一位已属历史人物的前上尉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注：德雷福斯（AlfredDreyfus，1859…1935年），即法国政治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案”的被告。1899年法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宣告他无罪（校制者按：注释有误。1899年对德雷福斯仍维持有罪的原判，只是在舆论压力下以总统名义将其赦免。直到1906年，克列孟梭内阁重新审理了这一案件，才宣布德雷福斯无罪），1906年复职。——译者＇，他在五十五岁时重服现役，现在是少校。
前方，洛林地区的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在鲁普雷希特炮火猛攻之下仍在殊死战斗，坚守摩泽尔河防线。它们的阵脚已乱，防线凹凸不齐，有些地方甚至已被德军楔入突破。但由于德军两侧受到法军反攻的牵制，这些楔子未能扩展成为大的缺口。战斗在继续进行，鲁普雷希特的军队在试探法军阵地的最薄弱地段；而迪巴伊和德卡斯特尔诺，由于霞飞的要求向西抽调了部队，兵力削弱，不知自己还能坚守多久，也不知能否守住。在德军攻占的村子里，见之于比利时的事件又在重演。驻梅斯的德军总督张贴告示宣称，在南锡城外的诺梅尼村，“居民向我军开枪，因此已饬令将该村全部焚毁以示惩罚。诺梅尼村现已成为焦土”。
在德卡斯特尔诺左面，法军战线折向西方，吕夫的第三集团军，由于莫努里的几个师给调走了，已失去平衡，正在退向马斯河后面凡尔登的南方。紧靠它的第四集团军，为了表示这次撤退不是溃败而是出于“战略”需要，8月28日在阵地上止步不动。使德朗格尔将军恼火的是，又接到命令，要第四集团军在8月29日继续撤退。再往左，是法军战线最吃紧的地带，朗勒扎克将军正在调动他的第五集团军转向，为反攻圣康坦作好准备，这本非他所愿，而是出自霞飞的命令。在战线左端，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正在进入阵地。约翰·弗伦奇爵士明知第二天即将进行一场战斗，却把位于莫努里和朗勒扎克之间的英国远征军撤走。
远征军的这次撤退，差点儿为一次迫切需要的英法合作行动所阻。黑格通知朗勒扎克说，他的部队“已完全作好准备，随时可以出击。他希望与第五集团军取得直接联系，在它计划发动的圣康坦战斗中配合行动”。朗勒扎克的一名参谋立即赶去与黑格会晤，只见黑格宛如画中人物，站在一座小山上，一名勤务兵为他牵着马，一支旗杆矛竖立在他身旁，上面的白十字三角旗在迎风招展。黑格说，据他的空中侦察报告，敌军正在圣康坦西南移动，“它在前进中暴露了它的翼侧”。
“赶快回去将这个情况报告你们将军。……让他立即行动。我很愿意在这次进攻中与他协力合作。”这一慨然相助的诺言，使朗勒扎克“兴高采烈，心满意足”，感动得“讲起赞扬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好话来了”。为第二天早晨联合作战所作的部署已经同意，只待英军总司令的最后批准。凌晨2点，英军总司令部传下话来，说是约翰·弗伦奇爵士拒不同意，理由是远征军已“不胜疲惫，至少必须休息一天”，事实上，即使第二兵团确实有此需要，第一兵团却并非如此，它的司令自称可以配合，正在待命出击。朗勒扎克不禁勃然大怒。“这是背叛！”他大声嚷道，还加上了一位在场的人后来称之为“对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军队不堪入耳和不能宽恕的痛骂”。
尽管如此，到了第二天早晨，前有冯·比洛步步进逼，后有霞飞亲临督战，夹在中间的朗勒扎克再也没有别路可走，只得发动进攻。可是，冯·比洛从俘获的一名法国军官身上缴获的文件中，已得悉这次进攻，因此早已严阵以待，没有为法国人所乘。霞飞对朗勒扎克的情绪不大放心，一早来到现为朗勒扎克司令部所在地的拉昂，以他自己那种临危不惧、无限镇定的精神给予支持。拉昂修筑在一块高地上，俯瞰着广袤数十英里、绵延起伏犹如碧波海洋的一片田野。北面二十英里外，第五集团军朝着西北方向，以吉兹和圣康坦为目标，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阵式。在那矗立在拉昂城最高地点的教堂尖塔上，石刻的牛头——不是通常所见的那种雕成奇形怪状的滴水嘴——以迟钝呆涩的目光凝视着下面的景色。就在这些牛头雕像之下，端坐着霞飞，以同样肃穆安详的神情观察着朗勒扎克发号施令，指挥作战。他足足呆了三个小时，一言未发。对于朗勒扎克显示的“权威和方略”感到满意，于是放心离开这里前往驻地饭店好好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乘上那辆由他的赛车司机驾驶的汽车办下一项任务去了。
这一任务是去找约翰·弗伦奇爵士。霞飞疑心，此公双眼盯着海峡沿岸，“也许要撤出我方战线好长一段时间”。约翰爵士防守的那段战线，地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和正在集结的莫努里的第六集团军之间，是当前的要冲，但却非霞飞管辖所及。对待陆军元帅弗伦奇，他不能象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号施令，也不能坐在他背后默默监视，强他作战。不管怎样，他如能说服英国人固守原地就好了，他希望在亚眠…兰斯…凡尔登一线稳住埃纳河上的一段阵地，以便由此重新发动进攻。英军总司令部在前一天又后撤一步，而今约翰爵士已在贡比涅安营驻扎，那里离巴黎四十英里，对于疲惫的军队来说，约为三天路程。就在这天，正当紧靠它的法国第五集团军在吉兹奋战终日以解除敌军压力的时候，这支军队却按兵不动，安然歇息。英军是在前一天未经追击而自行撤退的。它经过八天酷热中的行军、掘壕和大大小小的交锋，现在终于站定下来。它的第二兵团在傍晚时分短途行军，越过了瓦兹河；第一兵团则在距朗勒扎克左翼只有五英里的圣戈班森林里享受了一整天的休息；而经过艰苦跋涉，连续战斗了十四天的朗勒扎克部队，虽然同样困乏，却还在继续奋战。
霞飞到达贡比涅后，恳切要求英军司令坚守阵地，直到可以重新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为止。他的说服工作看来是徒费唇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