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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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到达贡比涅后，恳切要求英军司令坚守阵地，直到可以重新发动进攻的有利时机为止。他的说服工作看来是徒费唇舌。他“看得一清二楚”，默里在暗中拉扯这位陆军元帅的衣服，象是要阻止他听从劝说。其实这种力气是多花的，因为约翰·弗伦奇爵士本来就在接二连三地对霞飞说“不行，不行”。他坚称自己的军队遭受重创，不宜作战，必须有两天休整。霞飞不能象对待法军将领那样把他当场撤职，甚至不能象他在马尔对待朗勒扎克那样发一通脾气来达到目的。如果英国人从朗勒扎克和莫努里之间的那块地方撤走，这两支法军就无一能守住现有防线，执行第二号通令的一切希望就势必落空。霞飞离开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情很不好。”
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意图甚至比他向霞飞透露的还要严重。他毫不考虑战斗于失败边缘的盟军，命令交通监察罗布少将部署“经由巴黎东西两侧，朝正南方向，作明确的进一步的退却”。如此部署，甚至有违基钦纳指令的精神，不能由基钦纳的指令来为它负责。基钦纳的指令，表达他对亨利·威尔逊支持第十七号计划的深为不满，其用意所在，是约束过于肆无忌惮的约翰爵士，约束过于亲法的威尔逊，以免使英军在那种法国人所倡导的、有可能导致全军覆灭或束手就擒的殊死进攻的计划中遭受风险。指令的本意决没有要他们谨慎小心到如今那种临阵脱逃的地步。然而一害怕就会冷汗直冒，控制不了，弗伦奇爵士现在是惶惶不可终日，害怕丧失他的军队，害怕自己的声名随之付诸东流。
实际上，他的军队并不象他所借口的那样已被打得七零八落，不堪再战。根据远征军将士们自己所讲，他们毫无气馁怯战之意。第三师参谋部的弗雷德里克·莫里斯中校说，尽管精疲力尽，两脚酸痛，没有时间举炊进餐，但是，“一顿热饭，一宿休息，再洗上一个澡，对于恢复精力，立见神效；要使我军再次挥戈上阵……首先需要的就是这些”。第十一轻骑兵部队的欧内斯特·汉密尔顿上尉说，8月29日休息了一天以后，远征军“现在已经精神抖擞，随时可以掉头作战”。远征军副官长麦克里迪将军声称，“他们所需要的是休息和食品，有了这些，他们就愿意并且切望”向德国人一显身手。
尽管如此，约翰·弗伦奇爵士第二天给霞飞的最后正式通知却说什么“再等十天”英军也无法进入它在这条战线上的阵地。如果他是在伦敦城下与敌人决一死战时要求休息十天的话，他早就当不成司令了。事实是，约翰·弗伦奇爵士还继续当了一年半的总司令。
那天下午，他急不可待地要将自己的军队从靠近敌人的地区撤走，同时也迫切希望朗勒扎克也停止战斗，随同他一并撤退。这并不是出于对朗勒扎克的关怀，要掩护他的翼侧，而更多的是为了保全自己。为了取得一道叫第五集团军停止战斗向后撤退的命令，亨利·威尔逊打电话给法军总司令部。他发现霞飞还没有回来，便向贝特洛将军汇报情况，但后者不愿承担责任，而是安排他在晚上7时30分到兰斯的金狮饭店去找霞飞，因为到了吃饭的时候霞飞的行踪总是可以知道的。威尔逊找到霞飞后，进行了一番争辩，但是徒劳无益。霞飞的回答就是这么一句话：“朗勒扎克必须坚持到实现最后目标。”至于他心目中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却未作具体说明。威尔逊把这个消息带了回来，约翰爵士决定不再等待，随即下令远征军第二天继续撤退。
与此同时，朗勒扎克向圣康坦的进军正面临着困难。第十八兵团的一个团奉命攻取途中的一个村子，士兵们冒着冰雹般迅猛袭来的弹片前进。一名幸存的中士写道，炮弹“把道路炸得千疮百孔，把树枝削得大片横飞”。
“卧倒是愚蠢的；还是继续前进的好。……遍地都是倒下的人，有扑在地上的，有脸朝天的，都已一命呜呼。倒在苹果树下的那一个，整个面孔已被削掉，头部血肉模糊。在右方，战鼓擂起了冲锋令，接着是号角声响。蓝色的天空映衬出寒光闪烁的刺刀，我们的队伍在前进。鼓声咚咚，愈擂愈急。‘冲啊！’士兵们齐声呐喊着：‘冲啊！’这是个惊心动魄的时刻。我的头皮象触了电似的，头发根根直竖。战鼓在怒吼，炽热的风传来号角声声，士兵们呼喊着——如痴似狂！……突然间，我们给止住了。要突破敌人坚固的防御，夺取九百码外的一个村子，是荒唐的。命令下来了：‘卧倒，隐蔽！’”
对圣康坦的进攻已被击退，不出朗勒扎克所料，敌人的强大压力开始向他的右翼扑来。冯·比洛全力出击，不让法军朝他推进，以便克卢克和豪森的军队袭击其后方。比洛认为法军这次行动只是败军的垂死挣扎，因而“对战果满怀信心”。在一段战线上，法军被逐回瓦兹河的对岸，桥梁和小路一时挤塞不通，引起一片恐慌。此时的朗勒扎克，用一位对他最少好感的观察者的话说，显示了“最大的机智和敏慧”，他当机立断，下令放弃圣康坦的战斗，重新集结力量，挽救其右翼在吉兹的战局。
第一兵团司令弗朗歇·德斯佩雷奉命将第三兵团和第十兵团调集到他左右两侧。这位曾在印度支那的东京地区和摩洛哥受过烈日烤灼的个子矮小的将军，是个热心奋发、刚毅坚强，普恩加来称为“不知沮丧为何物的人”。军官们纵马往返前线，军乐又一次奏起快速明朗的《桑布尔河和马斯河进行曲》，就这样，德斯佩雷到下午5时30分便重新部署了战线。经过周密准备，炮兵部队首先开火，法军再次前进，大举进攻。吉兹桥上，敌人尸体纵横，堆砌成高高的人墙。在桥的那边，抵抗已见零乱；法国人可以觉察到，敌人的力量已在逐渐减弱。“德国人在逃跑了，”一个观察者写道，法国人“为这一新出现的、渴望已久的激动场面而精神振奋，欣喜若狂，形成一股蔚为壮观的浪涛，乘胜前进！”
这天终了时，一个曾经参加进攻圣康坦一役的中士，回到他当天早晨离开的那个村子，遇到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他说，这是了不起的一天。我们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敌人被赶回去了，我们是胜利者。上校被一枚炮弹击中，在被人抬走时咽了气。泰隆少校胸部受伤。吉尔贝蒂上尉身负重伤，恐怕活不成了。很多士兵，不死即伤。但是他重复说，这是美好的一天，因为全团将士可以在一个地方连睡两夜了。”
比洛的精锐部队警卫兵团的退却，它的友邻部队也都跟着后撤，因而给朗勒扎克赢得了一个战术上的胜利，虽然这未在圣康坦赢得而是在吉兹赢得的。可是他现在是孤军作战，一无掩蔽，面对着北方。在他左右两侧的第四集团军和英国远征军，本来都已比他先走了整整一天的路程，现在还在继续后撤，而每后撤一步，都进一步暴露了他的两侧。第五集团军若要保全下来，就必须立即停止战斗，赶上去同伙伴们会合。但是朗勒扎克无法取得霞飞的指示，因为他给总司令部打电话时，霞飞不在。
朗勒扎克向霞飞的副职贝兰将军请示：“第五集团军是否该留在吉兹…圣康坦地区，冒束手就擒的危险？”
“让你的军队束手就擒！这是什么意思？简直荒谬！”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奉总司令的明确命令来到这里的。……我不能擅自把部队撤回拉昂。得由总司令给我下退却令。”这一回，朗勒扎克可不愿象他在沙勒罗瓦那样代人受过了。
贝兰不肯承担责任，说是等霞飞一回来就向他汇报请示。霞飞终于回来了，尽管表面上依然从容不迫，信心十足，但是他的希望又一次遭到冲击，甚至比边境战役溃败时还要沉重，因为敌人现在已经如此深入到法国腹地。他也无从得知朗勒扎克的一仗已给比洛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一仗的战果当时还没有显示出来。他只是认识到第五集团军确实已被弃于危险的境地，英国远征军正在退出战斗，他“不再指望我们的盟军留在预期它留下的那条战线上了”。还在集结之中的第六集团军受到克卢克右翼两个兵团的猛攻；霞飞希望扼守的战线已经分崩离析；势必还会丢失更多的国土，也许一直要到马恩河，甚至到塞纳河。
正如后来一位负责调查工作的领导所说，这个时期是“整个法国史上最悲惨的”时期。但在这段时期，霞飞不象约翰·弗伦奇那样惊惶失措，毛奇那样动摇不定，黑格或鲁登道夫那样顿时气馁，也不象普里特维茨那样陷于悲观失望。他毫无表情，不露声色。如果说他的镇定沉着是由于缺乏想象力，那倒是法国的幸运。克劳塞维茨写道，普通人感到形势危殆和责任重大时往往意气消沉；倘若这种形势能“促使人迅速增强判断力，则此人必须具有不同寻常的伟大气魄”。当前的危急情势纵然未能使霞飞增强判断能力，可确实唤起了他的气魄或性格中的某种力量。在此四面被困、岌岌可危的时刻，他依然泰然自若，不动声色，保持着福煦在8月29日见到他后所称道的“惊人的沉着”，这种沉着使法军在亟需坚定信心的时刻保持了万众一心。就在这些日子里，一天，亚历山大上校从第五集团军执行任务回来，神情忧郁，他表示歉意地说，这是因为“我带来了坏消息”的缘故。
“怎么啦？”霞飞说，“难道你对法国丧失信心啦？去休息一下吧。你会看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8月29日夜晚10时，他令朗勒扎克撤退并炸毁他后面瓦兹河上的桥梁。达马德将军则奉命在亚眠炸毁索姆河上的桥梁，然后随同莫努里所部一并撤退。右翼的第四集团军奉命向兰斯撤退，德朗格尔将军曾要求让他的部队稍事休息，得到的回答是：能否休息取决于敌人。8月29日夜晚，霞飞采取的最后一项痛苦的措施是，下令做好将“希望已经粉碎、幻想已经破灭的这个司令部”撤离维特里勒弗朗索瓦的准备。法军总司令部将后撤至塞纳河东支流上的巴尔。霞飞不满地注意到，这个消息在参谋部传开时，加深了“普遍的紧张与不安”。
由于参谋部的失职，霞飞给第五集团军的命令直到翌日清晨才送达朗勒扎克，害得他白白担忧了一整夜。幸而冯·比洛没有再次出击，也没有在朗勒扎克撤退时跟踪追击。这一仗结果如何，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清楚。冯·比洛的看法似乎混乱得出奇，他一面向德军统帅部汇报说打了胜仗，同时又派一名上尉参谋去对冯·克卢克说，他的军队“给吉兹一仗搞得精疲力尽，已无力追击”。可是法国人——霞飞也好，朗勒扎克也好——都不了解这一情况，他们一心只想使第五集团军脱离接触，在德国人从它左侧进行包抄之前，使它脱离险境，从而跟法军其他部队会合。
其时，德军右翼日益迫近，显然构成对巴黎的威胁。霞飞打电报给加利埃尼，要他在巴黎东西两侧的马恩河和塞纳河的各座桥梁底下放置炸药，并分别派驻工兵排，确保炸毁桥梁的命令得以切实执行。莫努里的军队退却下来可以掩护巴黎，并就此作为加利埃尼所要的三个兵团。不过，在霞飞和总司令部看来，巴黎仍然是个“地理概念”而已。为巴黎而保卫巴黎，以及为此而将莫努里的部队拨归加利埃尼调遣并听从他的命令，并非霞飞的本意。在他眼里，巴黎的存亡安危，将取决于他打算进行的、由他亲自指挥并出动全部野战集团军的这一仗的胜负。然而，对于巴黎市内的人们说来，首都的命运对他们更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圣康坦和吉兹一仗的表面结果，加深了笼罩人们心头的愁云惨雾。就在这一战的上午，参议院副议长、北方的一名工业巨头图隆先生，“一阵旋风似地”冲进了普恩加来的办公室，叫嚷说政府“为总司令部所蒙骗”，我们的左翼已“被击退，德国人已到了拉费尔”。普恩加来把霞飞的坚决保证向他讲了一遍：左翼将坚守阵地，一俟第六集团军准备就绪，即将重新发动进攻；可是他内心深处却在担心图隆先生或许言之有理。来路不明的消息不断传来，表明激战正在进行。每小时他都接到互相矛盾的报告。傍晚时分，图隆先生又闯了进来，情绪之激动为前所未有。他刚和他的同僚，埃纳省的参议员塞利纳先生通过电话，这位参议员在圣康坦附近拥有一处房产，他曾在自己宅邸的屋顶上观看这场战斗。塞利纳先生看到法军朝前挺进，空中浓烟翻滚，炮弹呼啸横飞，接着他又看到德军增援部队来了，密密麻麻象灰蚂蚁似地蜂拥而上。他眼看到法军被杀退了。进攻未成，这一仗打输了。说到这里，图隆先生恸哭而去。
战役的第二阶段——吉兹一役——没有为这位高踞屋顶的参议员所目睹。政府方面对此甚至比总司令部更是不甚了了。看来似乎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霞飞为阻遏德军右翼所作的努力已告失败，巴黎已面临围困的危险，也许又要象它在四十年前那样靠吃老鼠为生。首都会不会沦陷？政府要不要撤离？自边境战役以来一直隐藏在部长们心头的这些问题，现在已公开而紧张地讨论开了。总司令部和总统之间的联络官佩内隆上校，第二天一清早就来到巴黎。他那通常是喜笑颜开的脸色这回可显得忧虑重重。他承认形势“非常严重”。身为陆军部长的米勒兰立即提议撤离，以免政府与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加利埃尼也被匆匆召来征询意见，他建议与霞飞电话联系。霞飞也承认情势不佳；第五集团军虽然奋力作战，但未能达到他的期望；英国人“一动也不动”；无法阻滞敌军前进，因而巴黎“受到严重威胁”。他建议政府撤离，以免因为它继续留在巴黎而吸引敌军进攻首都。霞飞很清楚，德国人的目标是法国军队，而不是政府，但是由于战场已接近巴黎，政府留在军区势必造成职权界限不清。一旦政府撤离，可以排除干扰的根源，从而使总司令部具有更大的权力。加利埃尼在电话中力图使霞飞相信：巴黎在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是作战力量的中枢，保卫巴黎是必要的；同时，他再次要求给他一支军队，不待兵临城下就主动出击敌军阵地。霞飞含糊其词地答应派遣给他三个兵团，不过兵员不足额，而且大都是由后备师组成的。他给加利埃尼的印象是，巴黎在他心目中是可以牺牲的，因此迄今不愿为它消耗自己的兵力。
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虽然“冷静沉着”如常，但却显得“心事重重，甚至垂头丧气”。他问加利埃尼：巴黎能守多久？政府是否应该撤离？加利埃尼的回答是，“巴黎无法坚守，你应尽快作好撤离的准备。”他想甩掉政府这个包袱的心情，并不亚于霞飞，因此对作出这样的建议毫不内疚。普恩加来请他过些时候再来向内阁阐明看法。在此期间，内阁召集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辩，这在十天以前法军发动进攻时，似乎是个不可想象的问题。
普恩加来、里博和两名社会党人盖德和桑巴，都主张留在巴黎，至少也要等这场即将来临的战斗见个分晓。他们认为，如果政府撤离，在精神方面会产生绝望甚至引起革命的后果。米勒兰力主撤离，他说，也许会有一股德国枪骑兵窜入巴黎南面，切断南去的铁路，政府不能冒此风险，象1870年那样被围困在首都之内。这次法国是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