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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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笔锋一转，约翰爵士在下一句话中立即推翻了自己的说法。他明确表示，经过十天战斗，他认为法国人已一蹶不振，他准备弃之不管，径自回国。他对法国人的信心，对他们是否有能力“将这场战役进行到圆满结束的信心，正在迅速消逝”，他接着又写道，“我把英军后撤到那么远，其真实原因即在于此。”尽管他们“竭力要求我军即便是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亦须固守前线”，但他根据基钦纳指令的“文字和精神”已“断然拒绝”，并且坚决要求保留必要时“退守我军基地”的独立行动。
这份报告于8月31日到达，基钦纳阅后不胜震惊，为之愕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拟撤离协约国的战线，使英国人与法国人分离的这种意图，看来就是要在紧急关头抛弃法国人，基钦纳认为，这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看来都是“灾难性的”。这样做会破坏协约国的精神，成为一个政策问题。于是，基钦纳要求首相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开会之前，他给约翰爵士发了一封措词委婉的电报，对他退至塞纳河后面的决定表示“感到意外”，并且巧妙地以提问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惊恐不安：“这样做，对于你和法军的关系，对于整个军事形势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军主动退却，会不会在法军战线上造成缺口？会不会挫伤他们的士气，从而使德军有机可乘？”最后，他提示说，经过柏林开出的三十二列军用火车，表明德国人正在从西线撤走军队。
基钦纳向内阁宣读了约翰爵士的信件，并作了说明。他说，向塞纳河后面撤退可能意味着战争的失败。顿时，整个内阁，就象阿斯奎斯先生惯有的含糊其辞的说法那样，“为之惶惶不安”。基钦纳受命通知约翰爵士，政府对他的打算退却感到不安，政府希望“你将尽力配合霞飞将军的作战计划”。他还补充说，政府考虑到法国人的自尊心，“对你的军队和你本人抱有一切应有的信心”。
当初，德军统帅部得知冯·普里特维茨将军企图退至维斯瓦河后面以后，立即解除了他的职务；而今约翰·弗伦奇爵士所拟放弃的不是一个省而是一个盟国，他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处理。追溯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军方在北爱尔兰问题上的争吵留下了创伤，对由谁接替总司令的问题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在当时情况下撤换总司令，会在公众中引起过分巨大的震动。不管怎样，慑于约翰爵士那种碰不得的神气，任何人——无论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与他周旋时总跟往常一样非常注意策略，而实际上对他已几乎不复有丝毫的信任。“霞飞跟他从来不是心连心的，”一年以后英国陆军军需兵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在给英王秘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真心诚意、老老实实地跟法国人协力合作过。他们认为他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因此对他并不信任。”这种情况对协约国的共同作战是不利的。至于基钦纳本人，自布尔战争以来，与约翰爵士的关系也从不是诚挚的，8月31日以后，也不再信任他了。可是，直到1915年12月，在约翰爵士本人图谋反对基钦纳，而其方式又正如伯肯黑德勋爵后来所说“不正派，爱挑剔，更谈不上忠诚两字”的情况下，英国政府才终于下决心把他黜免的。
就在基钦纳在伦敦焦急等待约翰爵士的回音时，霞飞在巴黎正致力于动员政府给予支持，设法叫英军留在前线。霞飞此时已知道朗勒扎克至少有半仗——在吉兹的半仗——是打胜了。据报告，德国警卫兵团和第十兵团已被“狠狠地揍了一顿”，比洛的军队也不追击。再加上德军撤向东线的消息，使他感到大为鼓舞。他对普恩加来说，或许政府可以不必迁移了；他现在感到，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重振旗鼓、奋起作战的情况下，可望阻遏德军前进。他写信给英军司令说，他已令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非在重大压力之下不得放弃阵地。但是，如果两军之间出现缺口，那就无法指望它们继续扼守，因此，他“恳切”要求陆军元帅弗伦奇不要撤退，“至少留下若干后卫部队，以免敌人清楚地看出是在撤退以及在第五集团军和第六集团军之间有着缺口”。
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答复，霞飞要求普恩加来以法国总统的身份施加影响。普恩加来给英国大使打了电话，大使又给英军总司令部打了电话，但是，所有这些电话联系以及联络官员的登门求见，都无结果。事后，约翰爵士把他当时的回答简括为一句话：“我拒绝了。”于是，霞飞那个一瞬间的，纵然是虚幻的希望，一下子全告破灭。
约翰爵士给本国政府的回音，是基钦纳所迫切等待的。那天深夜，复电一到，他便立即叫译电员逐字逐句地念给他听。电报说，他的主动退却，“无疑地”会使法军战线出现一个缺口，但是，“法国人目前的战略，实际上是在我左右两侧撤退，而且通常并不通知我方，同时又放弃采取进攻战的一切想法，……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一切后果自应由他们自己负责。……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我为了再次救援他们而不顾明摆着的灾难去冒险呢”。这种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的报告，正是在霞飞把与此相反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之后作出的，这就无怪乎在他的《1914年》一书问世后，他的同胞们除了用“谎言”这个词外竟然找不到一个体面的词儿来代替它，甚至连阿斯奎斯先生也有所感触地用了“对事实的嘲弄”这样的词句。即使考虑到约翰爵士性格上的种种局限性，但是，这位英军总司令，有着亨利·威尔逊这样精通法语而又熟悉包括霞飞本人在内的法国高级将领的人才作为参谋，竟然会把法国人描绘成失败主义者，真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
基钦纳在深夜1时看完电报之后，立即决定，眼前只有一件事可做，而且必须在破晓前行动。他必须亲自前往法国。作为最高级的陆军元帅，他是陆军之首；既然如此，他认为自己有权给约翰·弗伦奇爵士就军事问题发布命令；同时，以陆军大臣的身份，他也有权就政策问题作出指示。他急忙赶到唐宁街，同阿斯奎斯以及大臣们交换意见，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下令派一艘快速巡洋舰供他乘用，两小时内在多佛尔待命出发。基钦纳先发了一份电报，通知约翰爵士他即将前来。为了怕自己突然出现在司令部时会使这位总司令神经过敏，感到窘迫，所以还请他选择会晤地点。半夜2时，爱德华·格雷爵士从睡梦中被基钦纳的突然来临所惊醒，基钦纳走进他的卧室告诉他即将前往法国。2时30分，他从查林克罗斯乘专车出发，9月1日上午到达巴黎。
陆军元帅弗伦奇显得“情绪激动，气势汹汹，面红耳赤，怒形于色”，在阿奇博尔德·默里爵士陪同下，来到了他选定的会晤地点——英国大使馆。他选择这个地方，意在表示这次会谈并非军事性质，他坚决认为基钦纳只是军队的政治领导，其身份无非是一名文职的陆军大臣而已。见到基钦纳身穿军服，他不禁怒火难遏，认为这是故意用军阶压他。事实上，基钦纳自从在陆军部上任那天穿戴文官礼服礼帽以后，便已脱掉文官服装，改穿起陆军元帅的蓝色军便服了。约翰爵士却一心以为这是有意使他难堪。对他说来，衣着是首要的，他一向喜欢用服饰来增添威仪；这种作风，他的袍泽们都觉得乖谬反常。他那“卡其军装上佩戴着星章”以及“浑身挂满外国小玩意儿”的习惯，曾使英王乔治产生反感。亨利·威尔逊也常常这样议论他：“在澡盆子里他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穿上衣服，你就不放心他了；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会穿戴些什么。”
英国大使馆里的这场会谈有弗朗西斯·伯蒂爵士、维维亚尼、米勒兰以及代表霞飞的几位法国官员在场。当会谈发展到唇枪舌剑相持不下的时候，基钦纳只好请约翰爵士同他退入另室密谈。至于在那里究竟谈了些什么，约翰爵士在基钦纳死后发表的记述是不可信的，只有会谈的结果才是公认属实的。它体现在基钦纳给政府的一份电报之中。电报说，“弗伦奇的部队现在已部署在作战线上，英军将留在那里与法军配合行动，”这就是说，应该向巴黎东面，而不是向巴黎西面退却。基钦纳在他给约翰爵士的电文副本上写道，他确信这是他们两人达成的协议，但无论如何，“请把它视为一项指令”。至于所谓“在作战线上”，他说他的意思是指英军的部署应跟法军衔接一气。接着，他又重耍其圆滑的故伎，模棱两可地加了一句：“当然，你将根据情况，对他们所处的位置作出判断。”于是，这位总司令，丝毫没有得到抚慰，离去时比早先更加悻悻不平，四肢无力。
也就在这一天和前一天，克卢克所部，为了要赶在法军站稳脚跟之前予以围歼，兼程进军，越过了贡比涅，渡过了瓦兹河，迫使协约国军队节节后退。9月1日，该部在离巴黎三十英里的地方，与法国第六集团军的后卫部队以及英国远征军进行了交锋。就在这天，一具德国军官的尸体给法国人透露了一个极端重要的情报。
第二十一章冯·克卢克的转向
“一辆汽车开了过来，”阿尔贝·法布尔先生这样写道。他那幢座落在贡比涅北面十二英里的拉西尼的别墅在8月30日被德国人强占了。“车上走下一个趾高气扬、神态威严的军官。他独自傲然阔步地向前走去，伫立在别墅前面三五成群的军官们为他让路。此人身材魁梧，威风凛凛，脸上带有伤疤，胡须剃得精光，容貌严峻，目光可畏，右手拿着一支士兵用的步枪，左手按在一把左轮手枪的枪柄上。他频频环顾左右，用步枪的枪托敲击着地面，然后，以舞台上亮相的姿态站停下来。看样子谁也不敢走近他，他确实有一种令人竦然的气派。”法布尔先生敬畏地注视着这个出现在他面前的全副武装的人物，不由想起了入侵罗马的匈奴帝国国王阿提拉来，他打听到这位来客不是别人，正是“早已赫赫有名的冯·克卢克”。
冯·克卢克将军是史里芬计划中部署在“右翼末梢的人”，当时他正在考虑一个成败攸关的决策。他感到自己在8月30日已接近关键时刻。他右翼边缘的部队已击退莫努里的几支分队；这次胜利，他认为是决定性的。在中路，部队的追击虽未赶上英军，但是沿途发现英军仓皇撤退中丢弃的一堆堆上衣、靴子和弹药，使他更加深信对手确实已被击败。在他左方，是他在吉兹战役中为了支援比洛借调给他的一个师，据该师报告，法国人已被打得抱头鼠窜。克卢克于是狠下决心，不让他们有丝毫的喘息机会。
从有关朗勒扎克撤退方向的那些报告看来，法军战线向西延伸得并不象预料的那么远。克卢克认为，在巴黎北面就能席卷法军，毋须在巴黎西面和南面展开大面积的扫荡。这一改变，势需变更他的进军方向，必须从正南转向东南，这样做也有利于填补他与比洛之间的缺口。象别人一样，他在开始这场战役时，认为增援会从左翼源源而来。他此刻亟需增援部队前来接替他必须留在安特卫普前面的兵团，接替他驻在布鲁塞尔的那个旅，以及留守那条越拉越长的交通线的各支部队，至于需要它们来补充他在战斗中的伤亡损失，就更不用说了。可是，增援部队并未到来。毛奇至今没有从左翼派出一兵一卒。
毛奇顾虑重重。这位“忧郁的儒略·恺撒”，不以胜利之师的前进为喜，而以征途上的困难为忧，这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按计划，要求在第三十六天至第四十天之间战胜法国，而今已是第三十天了。尽管他的右翼各集团军司令不断报称法军和英军“已被打得一蹶不振”，并且对他们的退却用上了“溃败”、“逃窜”等字眼，毛奇仍感到忐忑不安。他注意到一种可疑的情况，那就是没有出现通常所见的溃逃或无组织撤退的迹象：俘虏为何如此之少？他的老上司史里芬经常说，“如果战场上的胜利未能取得突贯或合围敌军的战果，那么这一胜利也就算不了什么。敌人虽然被打退，他们仍会在别处出现，重新开始他们暂时放弃的抗击。战斗将继续下去。……”
尽管忧心忡忡，毛奇却没有去亲自调查研究，而是一直呆在统帅部里发愁，依靠派遣人员的汇报。“令人痛心的是，”他在8月29日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形势如此严重，德皇却漫不经心。他已陶醉于一种胜利的欢呼声中！这种情绪是我所深恶痛绝的。”
8月30日，当德军接近战役的高峰时，统帅部从科布伦次向前移到距法国国境十英里的卢森堡市。他们现在已进入了抱有敌意的国土，这种敌意纵然不是出于官方的态度，也是发自老百姓的真实感情。由于地理上接近法国以及思想感情方面的原因，这里成了协约国各种谣言的中心。人们窃窃私语，纷纷传说有八万名俄国人正在前来支援法国人和英国人。统帅部忙于综合有关在海峡沿岸某处登陆的种种迹象。确实曾有三千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在奥斯坦德登陆，这个消息传到卢森堡时已被渲染成一支具有威慑力量的俄国大军，使德国人的忧惧更其显得有凭有据。
毛奇深感不安，除了可能出现在他背后的俄国人的幽灵外，还担心德军战线上的几处缺口，特别是右翼各集团军之间的缺口。克卢克与比洛之间有一道宽达二十英里的缺口，比洛与豪森之间又另有一道二十英里宽的缺口，第三处缺口在豪森与符腾堡公爵之间，也有那么宽。毛奇不安地意识到，这些越来越薄弱的地区原应从左翼抽调力量予以填补，可是他已将左翼兵力全部投入摩泽尔河的战斗。一想到史里芬的主张，他不免感到内疚。史里芬坚决主张，正确的方针该是以最少的兵力在左翼保持守势，而将可供抽调的各个师全部派去支援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可是，突破法军堡垒战线的幻影仍然吸引着统帅部。毛奇举棋不定，便在8月30日派炮兵专家鲍尔少校亲自去鲁普雷希特的阵地视察。
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鲍尔发现“根本没有一致行动的计划”。他驱车来到各条前线时，司令们和军官们又都各执一词，看法互异。一些人认为敌军各师撤离阵地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胜利在即满怀信心。其余的人则抱怨土尔以南摩泽尔河沿岸一带“丛山密林，障碍重重”，而在那里展开的进攻又正陷于困境。他们认为，即使进攻获胜，也将受到来自土尔的翼侧攻击，供应线也将难以为继，因为所有公路和铁路都必须经过这个设防城市。因此，必须首先拿下土尔。在后方的第六集团军司令部里，鲁普雷希特亲王一度高涨的好战热情已冷却下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从事一项“艰巨而又不愉快的任务”。
在代表统帅部的鲍尔看来，法军从这条战线上撤走的消息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它意味着敌人正在把部队撤出去增援他们面对德军右翼的阵地。他回到统帅部后向毛奇汇报他所得出的结论时说：进攻南锡至土尔一线以及摩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