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炮火-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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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自知有一条短处：他未受过参谋业务这门深奥学问的训练。7月里的一个大热天，圣多米尼克街的陆军部里，各处房门洞开，官员们瞥见门外波将军拉住霞飞军服上的一粒纽子。“听我的话，亲爱的朋友，”他说，“我们会把德卡斯特尔诺给你。他对参谋工作无所不知，万事不用你操心。”
德卡斯特尔诺是从圣西尔士官学校到陆军大学的正途出身，他跟达尔塔尼昂＇注：达尔塔尼昂（charlesdeBaatz，seigneurd'Artagnan，约1611…1673年），路易十四的火枪手队的军官，因大仲马所写的《三个火枪手》的小说以他为主角而出名。——译者＇一样，也是加斯科尼人，据说那一带地方是火热心肠又兼冰冷头脑的智勇双全的人物辈出之处。他的家族与一位侯爵有瓜葛，他自己则跟耶稣会教士相往来，并且还笃信天主教教义，身体力行，以至在战争期间为他赢来了穿马靴的托钵僧的雅号，这一切都使他受累不浅。他在总参谋部里却是一个老手。霞飞倒本想选任福煦的，但是他知道梅西米对福煦抱有原因不明的偏见。因此他便一本故习，倾听了波将军的进言而不吭一声，并当即采纳了。
霞飞提出要德卡斯特尔诺出任他的副手。“哎呀！”梅西米抱怨说，“你会掀起左翼各党的一场风暴，还要给你自己结下一批政敌。”总统同意了，总理也同意了。总理对此是“面有难色”的，不过还是同意了，两起任命便同时通过。一位袍泽，为了个人目的而勾心斗角，向霞飞提出警告，说德卡斯特尔诺会撵他下台。“把我撵走！德卡斯特尔诺绝不会，”霞飞如此作答，心中毫不介意。“我要用他六个月；然后派他去当兵团司令。”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认为德卡斯特尔诺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材，因而战争爆发后他就任他为集团军司令，而不是一个兵团司令。
霞飞有着无比的自信心，第二年的一件事情表明了这一点，他的副官亚历山大少校问他，据他看来战争的爆发是否指日可待。
“我认为这不成问题，”霞飞回答说。“我一向是这样看的。战争是要来的。我要指挥作战，我要取得胜利。不论干什么，我都克竟其成，就象我在苏丹那样。这一次也会如此。”
“要是那样，你就会有一支元帅杖了。”副官说，同时，对此前景有些肃然起敬。
“对！”霞飞承认前景确是如此，措词简洁，语气沉着。
总参谋部托庇于这位巍然屹立、不怕风吹浪打的人物，从1911年以后便全力修订《野战条例》，用新条例的精神重新训练部队，并制订新的作战计划，以取代现已陈旧过时的第十六号计划。参谋人员奉为导师的福煦已离开陆军大学，晋级升迁，在野战部队任职，现在坐镇南锡。如他所说，南锡，这段1870年的国境线，“宛如划在我国胸膛上的一道刀疤”。他统率第二十兵团守卫着这一带国界，不久，他就使该兵团名声大著。不过，他也给总参谋部留下一批“门徒”，法国陆军是如此称呼派系的，这批人便构成了霞飞的左右亲信；他还留下一份战略方案，这份方案也成了第十七号计划的轮廓。计划于1913年4月制订完成，未经讨论，也未经征求意见，最高军事会议便于5月份把它和新的《野战条例》一并通过。接下来的八个月便是用来在这个计划的基础上改编陆军，用来准备与动员、运输、补给，以及部署集结地区和时间表有关的全部指示和命令。到1914年2月，这计划便已安排就绪，可以按不同情况分别下达给组成法国全部陆军的五个集团军的司令，每个集团军的司令拿到的只是和他本人有关的部分。
计划的主旨，如福煦所说，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美因兹到达柏林”，也就是说，必须经由南锡东北一百三十英里的美因兹渡过莱茵河。这一目标只不过是个设想。第十七号计划跟史里芬计划不同，它没有一个见之于文字的总目标，也没有一个作战时间表。它不是一个作战计划，而是一个兵力部署计划，指示每一个集团军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哪几条进攻路线，但是并没有提出确定的目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个对德国的进攻作出反应，实行迅速回击的计划。德国的进攻路线法国人是无法事先确知的，所以它不能不如霞飞所说那样，是个“后发制人，相机行事”的应变计划。它的意图是坚定不移的：进攻。除此以外，一切安排都是机动灵活的。
有一份简单的、只有五句话的总指示，列为机密文件，这是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各位将军所仅能共同见到的，并且是不得相互议论的文件。事实上，指示本身也没有多少可供议论之处。它跟《野战条例》一样，开头是一句铿锵有力鼓舞人心的话：“在任何情况下，总司令都要求我全军将士奋勇前进，齐心协力，对德军发动攻击。”总指示的其余部分，仅说明法国的行动由两方面的重大攻势组成，即由对梅斯至提翁维尔一线德军筑垒地区的左侧和右侧的攻势组成。右翼，即梅斯以南地带的攻势，要直接向东进击，越过旧日的洛林边界，同时在阿尔萨斯发动助攻，以便使法军右翼立足莱茵河畔。梅斯左面的攻势，也就是其北面的攻势，或向北进攻，或在敌人侵犯中立国领土的情况下，向东北方进攻，穿越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但这一行动“只能由总司令发出命令”方可实施。其总的意图，虽然未见载明，显然是要向莱茵河挺进，同时把进犯的德军右翼从后方予以切断，使之孤立。
为此目的，第十七号计划把法国的五个集团军部署在从阿尔萨斯旧省的贝尔福直到伊尔松一带的国境线上，法比边界的三分之一是在这道防线内。比利时国境线的其余三分之二，从伊尔松到海边一段，则不予设防。米歇尔将军原来的计划是要在这一地带捍卫法兰西。这份计划，霞飞是在接米歇尔任之后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发现的。它把法军的重心集结在整个防线的外左翼，而霞飞在这里却没有布下一兵一卒。这纯粹是一份防御计划；它根本不想夺取主动；霞飞细心研究之后，认定这份计划是“愚不可及”。
法国总参谋部虽然收到所属第二处——又称军事情报处——搜集的许多情况，表明德国人要用强大的兵力实行右翼包围，但是该部仍然深信否定如此用兵的论据要比证实如此用兵的证据有力得多。他们对于德军行将横扫佛兰德的情报未予置信，虽然早在1904年就有过一个德国总参谋部的军官将史里芬计划的初期样本泄漏给他们。说起这番经过，还很有点戏剧味道。此人和一个法国情报军官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和尼斯秘密会面三次，他出现的时候头部完全用绷带包扎起来，只露出一撮灰色的髭须、一双犀利的眼睛。他索取了一笔相当大的代价才交出的文件表明，德国人计划取道列日、那慕尔和沙勒罗瓦一线穿过比利时的国土，经由瓦兹河流域的吉兹、努瓦荣和贡比涅一线侵入法国。这条路线果真便是1914年作战时的入侵路线，文件完全真实可靠。当时的法国总参谋长庞德扎克将军认为这份情报“完全符合主张必须采取大规模包围战的德国战略的当前趋势”，但是他的许多袍泽都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相信德国能动员足够的兵力来策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行动，他们疑心这份情报是一个疑兵之计，为的是把法军从他们要真正进攻的地区调开。由于种种无法确定的因素使法国的计划工作受到阻碍，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比利时。法国人的头脑是讲究逻辑的，在他们看来，如果德国人侵犯比利时，向安特卫普发动进攻，那就显然要把英国卷进来反对他们。德国人有可能会自找麻烦吗？或者，他们宁愿让比利时不受侵犯，而重新采用老毛奇的计划，在动作迟缓的俄国人完成他们的动员之前首先进攻俄国，这是不是“完全不可能”呢？
对于德国战略，有着若干种假设，为了要使第十七号计划与其中一种假设相吻合，霞飞和德卡斯特尔诺都认为，最为接近真实的一种假设便是敌军向洛林高原大举进犯。他们预计敌人会侵犯比利时的马斯河以东一角。他们估计敌人在无须动员后备役兵员的情况下可以投入西线的兵力为二十六个兵团。以这一点兵力而要把战线延伸到马斯河的彼岸去，德卡斯特尔诺断定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同样看法，”霞飞表示赞同。
大名鼎鼎的社会党领袖让·饶勒斯却另有见解。他领导了反对三年兵役法的斗争，他在演讲中和在他的《新军队》一书中都坚信未来的战争将是一场动员每一个公民参加的投入大批部队的战争，他坚信德国人正在准备的便是这样一场战争。他还认为二十五岁到三十三岁的后备役人员在体力上正处于顶峰状态，他们比起没有家庭负担的年纪小些的人更肯打仗，他还说法兰西若不把全体后备役人员送上前线，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在赞同第十七号计划的那帮人之外，仍然有一些军事评论家为防御战略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格鲁阿尔上校在他1913年出版的《可能的战争》一书中写道：“我们首先要集中注意的是德国发动借道比利时的攻势。我方的战役发动之后，必然的后果将会如何？就我们的预见所及而言，可以毫不迟疑地说，如果我们在开始时即取攻势则我们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法国做好准备，对德军的右翼迅予回击，“我方当可稳操胜券。”
第二处在1913年搜集到的大量情报，充分证实了德方将使用后备役兵员充当作战部队，这就使法国总参谋部对于这一重大因素不能再予忽视。毛奇为1913年的德国大演习写的一篇述评落入了法国人手中，这份文件表明后备役兵员将被如此使用。比利时驻柏林武官梅洛特少校注意到德国人在1913年异乎寻常地征召了大量后备役兵员，并据此断言他们将为每个现役兵团征编一个后备兵团，少校为此写了报告。但是制定第十七号计划的那些人还是不肯听信。虽有证据表明他们仍以采取守势为宜，但是，他们对此一概置予不顾，因为他们的全副心思和全部希望，如同他们的训练和战略一样，都是定在打进攻战上。他们深信德国人动用后备部队只是为了守卫交通线和“战场中处于守势的几个方面”，以及充当守军和占领军。他们断然决定，不防守法比边界，他们坚决认为如果德国人把他们的右翼延伸到佛兰德，他们中路的兵力就会异常单薄，用德卡斯特尔诺的话说，法国人就可以“把他们拦腰切断”。德军如果在右翼投入大量兵力，法国对德军的中路和左翼就会具有优势兵力，并会因此得益。德卡斯特尔诺的名言，“对我方越是有利！”就是这个意思。
那天，当勒巴将军离开圣多米尼克街时，他对陪同他前去的里尔市的议会代表说，“我的袖子上是两颗星，而他有三颗。我怎能和他辩呢？”
第四章“只需英国大兵一人……”
英国和法国的联合军事计划是1905年诞生的，那一年俄国在遥远的战场上败于日本人之手，它在军事上的积弱无能已公诸天下，欧洲因之失去平衡。所有各国政府都在同一瞬间突然意识到，不论哪一国政府，如果有心要趁此时机开启战端，法国势必要在一无盟国的情况下单独作战。德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时机检验一番。1905年俄国兵败盛京之后只过了三个星期，德皇即于3月31日御驾亲临丹吉尔，举世为之轰动，此行不啻是给法国下了一纸战书。在法国人看来，这等于说德国在窥测时机，以便“往事重演”，而且它是会找到时机的，即使现在尚非其时，为时当也不远。“我跟大家一样，是那天上午9时来到巴黎的，”夏尔·佩居伊如此写道。他是诗人、编辑、神秘论者、反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者、反天主教会的天主教徒，他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法兰西的心声。“我跟大家一样，在11时30分知道了就在那两小时中间，我个人的一生，我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已开始了一个新时期。”
就他自己的生平而言，佩居伊的这些话确是言之不虚。1914年8月，他以四十又一之年志愿从军，而于9月7日在马恩河战役阵亡。
英国也同样对丹吉尔的挑战作出反应。它的军事体制当时正由伊谢尔勋爵主持的委员会进行全面刷新。这个委员会除他本人外，还有那位生性暴躁的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他已经接二连三地大发雷霆，对海军进行整顿；此外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乔治·克拉克爵士，因对帝国战略见解新颖而著名。“伊谢尔三巨头”建立了一个帝国国防委员会，其职责是主管有关军事政策，伊谢尔担任常务委员，克拉克任秘书，并给陆军新设了一个总参谋部。正当德皇提心吊胆地骑着一匹白色悍马在丹吉尔的大街上走过的时候，英国总参谋部正在地图上研究一场假想性的模拟战争，它设想德军借道比利时在马恩河以西和以北进行大幅度的翼侧行动。这一图上战术作业，向作战处长格里尔森将军和他的副手罗伯逊将军表明，如果英军不能“迅速到达战场并具有充分实力”的话，就难有堵截德国人的机会。
那时候，英国人所考虑的是独自在比利时作战。保守党首相贝尔福当即吩咐给他搞出一份报告，说明德国一旦入侵比利时，英方至少要多少时间才能动员起四个师的兵力并在比利时登陆。但就在此次摩洛哥危机声中，格里尔森和罗伯逊两位将军还在大陆上沿法比边界观察地形之时，贝尔福的政府便告倒台了。
各方面人士都极度神经紧张，担心德国会利用俄国正经历着一场大难的时机，而在当年夏天挑起战端。这时英法两国还未订出一份共同作战计划。英国的局面因为大选而动荡不定，各部大臣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奔走竞选，法国人只得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们驻伦敦的武官于盖少校接触了一位积极主动而求成心切的中间人雷平顿上校。上校是《泰晤士报》的军事记者，他经伊谢尔和克拉克首肯之后，便开始谈判。雷平顿上校在递给法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问道：“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条原则：除非在德国首先侵犯了比利时领土而迫不得已时，法国将不会侵犯比利时领土？”
“当然是这样，”法国人答复说。
“法国方面是否知道，”上校问道，“任何侵犯比利时中立的行动都要自动地招致我方参战以捍卫我们的条约义务？”上校此问，既意在警告，又是为了预先表明态度。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一届英国政府自行承担责任要对某一事件“自动地”采取行动，但是这位上校却置一切约束于不顾，任性驰骋，远远越出了雷池。
“法国一向是这样看的，”对方深感愕然地答复说，“但是从未得到一个正式的保证。”
上校在作了一些诱导性的提问之后，便证实法国并不认为英国在比利时独力作战是上策，他还相信统一指挥——法国负陆上指挥之责，英国负海上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