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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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识”，包括“一致信仰个人自由的价值，对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态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条形式，最后，要一致反对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不管是来自右翼，还是源于左翼”⑥。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中说，他的目的不是“恳请让大家对一项明确的设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个试探性的建议，供大家批评”⑦。
在随后的三年中，设想中的这个学会的具体结构一直在变，但其基本目的没有变，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动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气之后，在各地旅行期间，结识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观点、但在当地环境中相当孤立的人士。所到之处，他几乎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他们跟我的观点完全相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人可以与他们交流”⑧。这让哈耶克产生了召开一次会议的念头。由于战时旅行受到限制，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经济动荡，多年来，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见面的机会非常有限；当然，由于技术进步，这种联系也没有以前那样重要了。
１９３８年４月，巴黎曾经举办过一次会议，讨论与会者所说的“自由主义的危机”⑨。这次聚会被称为“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讨论的重点是李普曼在１９３７年出版的一本书《美好社会》，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２３位学者与会。这次会议或许可以算是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的一次预演。会议结束的时候，计划成立一个“振兴自由主义国际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负责组织该机构在英国的分部。不过，１９３８年８月，成了这个国际性组织的计划泡汤了。
战争结束后，还有其它一些学术界的自由主义者要想搞某种国际性聚会，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结出了果实。他最初的想法是创建一个国际性学会，让德国学者重返自由主义思想主流，后来的目的变为维护古典自由主义本身。尽管如此，哈耶克觉得，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奥伊根参加朝圣山学社第一次会议、并成为会议的“明星”，也是这次会议的一大成就，因为这“多少有助于德国学者重返国际舞台”⑩。
当时，另一位学者也在非常积极地提议召开一次自由主义学者的会议，他就是奥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奥伊根一样，他也属于经济学中的弗赖堡学派成员，该学派对于西德战后走上自由市场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整个战争岁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生院？穴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ｖａ？雪，３０年代后期，米塞斯曾在那里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里发表过《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的演讲。跟哈耶克一样，勒普克也在战后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参加过沃尔特·李普曼讨论会的人士散发了一篇文章，呼吁召开一次自由主义者的国际性会议。勒普克提议，自由主义学者除了定期举行会议外，还应该出版一本自由主义学报———这件事后来在朝圣山学社中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而要实现他的计划，需要筹措一大笔钱。
据理查德·考奇特的记载，跟国际问题研究生院有关系的瑞士商人阿尔贝特·胡诺尔德博士邀请哈耶克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给苏黎世大学学生发表演讲，并宴请哈耶克与一群瑞士实业家和银行家，席间，哈耶克告诉他们，他计划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讨论并重新界定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让这样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个旅馆住上一个星期以讨论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经济上帮帮忙’。胡诺尔德和几位商人许诺从财政上支持这个计划，决定把原来准备给勒普克用来出版期刊的资金拨给哈耶克，因为他们发现，勒普克的计划成本太高了。１９４６年一年，哈耶克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试探，在胡诺尔德的财政和道义支持下，他决定于１９４７年春天在瑞士实现召开一次会议的梦想”｛11｝。
会议于４月１日到１０日在瑞士靠近韦维市？穴Ｖｅｖｅｙ？雪的朝圣山？鄢举行。哈耶克深信观念的力量，在会前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如果要使欧洲不再陷入“另一种奴役之中，就必须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识努力。我们必须对我们穷毕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会组织的重大原则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保持浓厚的兴趣———并予以深刻理解。我们必须挺身而出，训练一支为自由而战的军队。如果面对压倒性的公共舆论，我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导舆论，那么，我们的事业就决不是毫无成功希望的。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已经不能再浪费时间了”。他强调说，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必然是长期的努力，我们所关注的，不是当下的实际效果，而是追求一种信念，如果我们想避免威胁个人自由的危险再次降临，这种信念就必须重新占据优势”｛12｝。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还不团结起来，推进他们的愿望，人类就必然要坠入又一个千年黑暗中。“除非我们使自由社会的哲学基础再次成为一个被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除非我们能实现这一将挑战我们中间最聪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务，自由的前景确实会非常暗淡。但如果我们能够像自由主义在其鼎盛时期那样，相信观念的力量，则我们不会输掉这场战斗。”｛13｝
来自１０个国家的３９人参加了朝圣山会议———其中１７人来自美国，８人来自英国，４人来自瑞士，４人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１人参加。这份名单其实并没有完全反映出这群人的多样性，因为有几位与会者，比如米塞斯（他这时执教于纽约大学）、波普（在伦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欧。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士，后来有４人———占到与会者人数的１０％以上———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哈耶克、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莱斯。｛14｝
一篇纪念朝圣山学社成立５０周年的文章这样描绘朝圣山周围的景色：“凡是游览过朝圣山的人都会立刻被这里令人屏息的壮丽景色所陶醉。从广阔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内瓦湖和阿尔卑斯山脉的迪米迪山？穴Ｄｅｎｔｓ ｄｕ Ｍｉｄｉ，意为‘最高峰上的齿形山’？雪。湖的对岸就是法国的厄维昂勒斯－贝恩？穴Ｅｖｉａｎｌｅｓ－Ｂａｉｎ？雪，一个矿泉疗养地，以其瓶装水闻名于世。临近的一个度假胜地就是蒙特殊。有一条铁路从韦维经过山腰穿行到达朝圣山，这里是个宁静的半农业地区，不仅适合于沉思默想，也适合徒步旅行。”｛15｝
根据会议的议程，首先是哈耶克对这次会议的目的作了一份报告。在开幕致辞中他特别强调指出：“在我期盼已久的这个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对你们大家的强烈的感激之情却变得有点缓和了，一方面是因为，我竟然鲁莽地将这一切付诸实施了，对此我觉得非常惊讶，另一方面又因为，让你们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进行你们可能觉得过于荒唐的试验，由此带来的责任，也让我惊恐。指导我从事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认为将我们团结一致的信念———即自由主义，尽管这个词已经遭到太多歪曲，但仍然没有比这更好的词———要想获得复兴，我们就必须承担起一项艰巨的知识使命。”｛16｝跟平常一样，他强调的仍是知识人士。
第一次会议讨论的议题有《“自由”企业还是竞争秩序》、《现代历史编纂学与政治教育》、《德国的前景》、《欧洲联邦的问题与机遇》及《自由主义与基督教》。据后来担任朝圣山学社主席、并为朝圣山学社撰写历史的马克斯·哈特威尔说，哈耶克“觉得有必要解决自由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嫌隙”｛17｝。
弗里德曼被选入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执委会，参加这次会议是他第一次到欧洲的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所以与会者中有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法律家等等（不过哈耶克后来觉得，朝圣山学社中经济学家太多了）。他坚持，会议一般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他相信，向社会开放会妨碍观念的自由交流。这种政策导致《芝加哥论坛报》在会议开幕第三天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国秘密会谈筹划自由之战》。文章报道说：“在开幕式上，曾经就是否向外界公开的问题进行过辩论。经过一个小时的辩论后，会议决定谢绝媒体采访，并指定一个六人委员会起草一份声明，将其交给到处打探消息的记者。哈耶克博士谈到会议的时候非常谨慎，根本没有任何信息。至于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原因无人知晓。”｛18｝这篇文章错误地说，哈耶克曾担任过“丘吉尔的经济事务顾问”，一段的标题是《丘吉尔的顾问作出解释》———这是因为，艾德礼曾经提到过哈耶克，到现在，人们还记得那档子事。
阿伦·迪莱克特回忆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人物”。罗宾斯起草了《目标的声明》，在会议结束的时候被接纳为本学社的指导方针。弗里德曼回忆说：“在这次会议上，没有谁能比罗宾斯更好地和那些负责起草声明的人们中间的分歧了。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讨论这件事，并试图起草一份声明，后来此事莱昂内尔接手，结果很快就起草出了我们大家都认可的声明。”｛20｝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8章 朝圣山学社（2）
目标的声明
我们这些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它公共事务研究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危机展开了讨论。我们……就一系列目标达成了共识，特声明如下：
文明的诸核心价值正处于危险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广大地区，维系人的尊严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条件已荡然无存。在其它一些地方，这些基本条件也处于当前政策取向的威胁之下。专断权力的扩张正在日益严重地侵蚀着个人的和自愿性社群的核心地位。甚至连西方人最为珍视的财富，即思想和表达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条之扩散的威胁———这些教条在其处于少数地位时声称享有被社会宽容之特权———它们千方百计欲获取权力，以使自己可以压制和扼杀与自己观点不合的所有观点。
本学社成员认为，这些趋势是随着某种否认一切绝对的道德标准的历史观的发展及种种质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出现的。本学社成员还认为，这些发展趋势也是随着人们对私有财产权和竞争性市场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权力和广泛的创造精神，我们无法设想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学社不会进行宣传，不企图创造某种正统，不会结党，也不会与任何一个或多个政党结盟。其惟一目标是推进那些有志于加强自由社会之原则和实践、并研究市场导向之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及其优劣的志同道合的学者进行观念交流。｛21｝
第一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与会者同意，应该继续召开这样的会议。于是就创建了一个常设学会。应当强调的是，学社的目的并不仅仅提供思想上的交往，哈耶克曾说过，“我们更得彼此学习，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从不同方向努力推动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的”｛22｝。芝加哥大学的弗兰克·奈特曾经反对哈耶克将这个即将成立的学会命名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回忆到这件事，哈耶克说：“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跟奈特有关。当我决定召集朝圣山的这次会议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过我们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个永久性社团，我提出建议，可以用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人物的名字，将其称为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弗兰克·奈特最坚定地表示反对，‘你不能用两位天主教徒的名字来命名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团体！’而他最终彻底驳倒了我的想法，他认为这根本不可行。”｛23｝考奇特报道说：“只有很少几个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顿－托克维尔学会’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欢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来命名。”｛24｝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６日，学社正式成立，就简单地称为朝圣山学社。哈耶克担任主席，瓦尔特·奥伊根（西德人）、约翰·朱克斯（英国）｛25｝、弗兰克·奈特（美国）、Ｗ．Ｅ·拉帕尔德（瑞士）、雅克·吕厄夫（法国）任副主席。胡诺尔德是秘书，承担主要的行政管理、筹措资金、组织管理等工作。他后来与哈耶克及学社中的其它成员、尤其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发生了分歧。学社决定两年后举行第二次会议，后来在瑞士的塞利斯堡？穴Ｓｅｅｌｉｓｂｅｒｇ？雪举行。
尤其是在学社成立初期，英国的与会者中，大部分来自伦敦经济学院，而美国会员则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学有密切关系。在英国，来自曼彻斯特大学的会员人数也格外地多，而在美国，设在纽约的经济学教育基金会（ＦＥＥ）有四人参加了第一次会议。除了胡诺尔德的企业协会之外，美国的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它后来资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国大学中的教学岗位）和英国的国际自由主义交流网络？鄢也为这个刚刚成立的组织提供了资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圣山学社的创立视为一项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后来曾经以非常少见的自豪口吻说，“我觉得我有资格说，朝圣山学社的创建和第一次会议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会议和学社的创建标志着“欧洲自由主义运动的复兴。美国人给了我莫大的荣誉，认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个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则相信，知识分子开始真正严肃地致力于复兴个人自由、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自由观念的活动，始于朝圣山学社的创建”｛26｝，即１９４７年。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9章 心理学（1）
哈耶克的心理学论着是他的著作中最艰涩的部分，连他自己都承认这一点。早年对心理学的兴趣他从来都没有消减过。他在写完《通往奴役之路》后，决定回头再去“履行一项使命”①，但他不指望从中得到什么，而只想干他一度最喜欢的事，即阐述对理论心理学的看法。这时候的他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②，同时也挣了一笔钱。他希望集中精力搞上一段抽象的纯粹理论研究。
关于《感觉秩序》的研究在伦敦和芝加哥持续了五年。在这段时期，他的个人生活发生了转折，他离婚了，他又创建了朝圣山学社。比起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初期，他集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间相对减少了，部分原因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承担了更多行政管理和教学任务。
不管如何艰难，哈耶克认为，他的心理学研究是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研究。１９７８年，他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谈过一次话：
问：你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
答：我一直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知识贡献。那本书出版已经２５年了，而我是在五十多年前就有那些想法的。
问：你能不能概括一下大意。
答：我觉得，当我第一次形成那些想法时真正重要的、而我又不能弄清的问题是，阐述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