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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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他的第一任妻子太薄情了。两人的嫌隙不断加深。罗宾斯退出了朝圣山学社。在１９５０年的一封信中，罗宾斯写道：“我觉得，他（哈耶克）的那种做法与我心目中对他的认识不符，也与我们二十多年来的交往中我所敬重的他的道德标准不符。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人已经死了，如果看到他的继任者，我就会觉得难以忍受的痛苦。”②直到赫拉·哈耶克去世后，两个人才开始寻求和解。１９６１年在哈耶克的儿子拉里的婚礼上，他们两人才重归于好了。
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决裂对于伦敦经济学院和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两位领导人物分道扬镳，哈耶克离开了英国。整个５０、６０年代，罗宾斯逐渐走上了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所反对的凯恩斯的中间路线，从而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消退了。不过，作为英国权势集团的栋梁，他对现实的影响力则大大提高了。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３年，罗宾斯出任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曾提出大幅度扩张高等教育体系，他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实权人物。而在５０、６０年代，哈耶克则被英国人遗忘了。这一时期，由阿瑟·塞尔登担任负责编辑事务的所长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是英国境内惟一一家继续宣传他和他的著作的机构。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惟一保留下来的是与波普的友谊，这部分是由于，哈耶克与前妻两人跟波普的友情，既没有与罗宾斯和伦敦经济学院其它人那样长，也没有那么深厚。波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并在哲学系任教。
波普对哈耶克在生活上提供给他的帮助深表感激。在伦敦经济学院纪念哈耶克的一次会议上，波普回忆了他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
我与弗里茨·哈耶克的毕生友情始于１９３５年９月或１０月份，当时，我在他在本学院的研究室门口认识了他。他只比我大３岁，我在维也纳就听人说起过他；但我们从来没有碰过面。他很年轻，但很有名，而我则是个籍籍无名的学校教师。当时在维也纳教授政治理论的汉斯·凯尔森教授替我写了封推荐信，凯尔森告诉我去找哈耶克，但又说，他跟哈耶克并没有见过面。
于是，平生头一次到伦敦后，我立刻去拜访哈耶克，我一点信心都没有。但哈耶克对我不光是友善而已。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曾对他说，一定要读我一年前在维也纳出版的那本书（《科学发现的逻辑》）。于是，我就给了他一本；他向我保证会立刻拜读，如果我下周回来，他就会读完。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非常认真……在这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主要讨论我的这本书，他请我在他的研讨课上宣读一篇文章。你们可以想象，这对我是莫大的激励。③
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的一封信中，波普写道，哈耶克“对我始终不渝的体贴照顾，不夸张地说，改变了我的一生”④。几天后他又写道，“没有谁会比我更感激哈耶克”⑤。波普在自传中说，他的朋友恩斯特·贡布里希“与哈耶克给了我最慷慨的帮助（自我认识他后，我一共只麻烦过他几次）”，为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找到了出版社，而这本书成为波普最著名的著作。波普继续赞美说：“对这本书，他们两人写下了最热情的书评。我觉得，这两人拯救了我的生活，我一直是这么想的。”⑥
波普能在战后保住高级讲师的职位，哈耶克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耶克把他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⑦一书题献给波普，波普则把他的《猜测与反驳》（１９６３）题献给哈耶克。
哈耶克则表示，他在思想上极大地受益于波普。在一次访谈中，哈耶克说：
引领我进入我现在几乎有点不大情愿称为哲学———我觉得科学方法这个说法更贴切———的领域的，是马赫的哲学。它曾主宰了维也纳的哲学讨论。它是维也纳小组的开端，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个小组，但跟其成员有密切关系……
让我改变看法的是社会科学家们，遵循奥托·诺伊拉特思想传统的科学专家们，他们对经济学的认识非常极端、非常幼稚，正是看到他们的表现，我才意识到，实证主义可能是误导性的……我曾以为，问题出在他太极端了，但我很快就认识到，并不是这么简单……
我摆脱它确实费了很长时间。我是在离开维也纳并到达伦敦后，才开始系统地考虑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的。我逐渐认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实证主义绝对会使人误入歧途。
我从伦敦回到维也纳跟我的朋友哈贝尔勒进行讨论的时候，我向他解释说，我已经得出结论，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马赫的实证主义可不是好东西。当时他对我说：“啊，有一本非常好的新书，是一个叫卡尔·波普的人写的，谈的就是科学研究的逻辑。”我对这本书非常满意，因为它确证了我已经形成的那种看法。
英国经济学史家、经济理论家泰伦斯·哈奇逊认识哈耶克和波普，熟悉他们的著作和思想，他曾深入地讨论过哈耶克的方法论观点的发展历程。哈奇逊把哈耶克的方法论思想区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期哈耶克”———持续到１９３６年，遵循的是维塞尔和米塞斯的观点；而第二阶段———“第二期哈耶克”则始于１９３７年，融会了波普的观点。
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哈耶克几乎完全遵循米塞斯－维塞尔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坚持认为，知识对人来说是内在的、给定的。经验发现可以用来证实理论，但并不能驳倒理论。经济学理论乃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基础的。理论先于经验观察。哈奇逊引用过哈耶克在《集体主义经济计划》中说过的话：“为解释社会现象，我们所需要掌握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乃是我们共同的经验的一部分，是我们思想的材料的一部分。在社会科学中，它是不需要争论即可掌握的复杂现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自然科学中，它们最多只能猜测出来。这些基本组成部分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复杂现象的某种规整性，正是它们，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的真正的经验因素。”⑨
哈奇逊说到，在１９３５年为《集体主义经济计划》所写的导论中，哈耶克在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上”“非常接近”维塞尔和米塞斯，即：“１．‘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基本事实’是不可证伪的、是驳斥不倒的；２．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和基本假设上的根本对立———维塞尔、米塞斯和哈耶克都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他们几乎同样乖戾地强调这种对立。”⑩维塞尔、米塞斯和第一期哈耶克都认为，由于经济学的知识是不证自明的，因而经济学有可能提出比物理学更精确的命题。
“第二期哈耶克”则信奉一种更具有波普色彩的观点。当然，重要的并不是观点的渊源，而在于观点本身。哈奇逊特别强调他“拒绝猜测思想之间互相影响的痕迹”｛11｝。哈耶克１９３７年写的《经济学与知识》就是打算解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米塞斯的先验主义。在《经济学与知识》一文中，哈耶克坚持一种更具有经验主义色彩的方法，尽管他仍然继续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哈耶克说，他从来没有信奉过米塞斯的先验方法。
人们对哈耶克和波普思想上的关系一直有所争论，起因部分在于，波普曾经声称，至少是在他自己进入晚年而哈耶克也去世之后声称，他对哈耶克的影响要比大家一般认为的、甚至比哈耶克自己所想象的大。在上面所引的他回忆他与哈耶克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的那篇纪念性讲话中，波普接着叙述说：“对于作为经济学家的哈耶克，我不想说什么。但对哈耶克的两部讨论自由社会的法律框架的巨著……《自由宪章》和《法、立法与自由》，我倒可以说上几句。我觉得，我对于他的兴趣转向这个方向发挥了那么一点点影响———因为我在我们的交谈中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要反对当时人们所说和批评的———尤其是米塞斯所批评的———保护主义或者说国家保护主义，就不能采取米塞斯的路线；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12｝也就是说，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５０年的主要贡献———即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乃是得益于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逐渐又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尽管与苏联的冷战取代了与德国和日本的热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美国的地位就迅速上升，它拥有核武器，占有无可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在大战刚结束那几年，占有整个世界的领土的将近一半。
战后，哈耶克到吉尔布拉塔（Ｇｉｌｂｒａｌｔａｒ）进行了六个星期的社会考察，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提交给政府。后来，英国政府又请他对塞浦路斯也进行了一番同样的研究，但他拒绝了。他积极参与了当时一个政治团体的活动，该团体名叫“争取南蒂罗尔正义”委员会，要求意大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将南蒂罗尔地区归还给奥地利。哈耶克一生都向大众媒体投稿，论述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哈耶克从前的学生玛尔约丽丝·格赖丝·哈钦森回忆说，１９４７到１９４８年间：
我有幸听了哈耶克的一门课，讲授“经济学史导论”。在讲课的时候，他喜欢踱来踱去，用一种闲谈的语调说话，既不刻意强调，也不卖弄学问。他的记忆力很好，又有深厚的人文背景，很多国家各个时期的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家和商人的观念，由他讲出来很吸引人。他讲课的教室总是坐得满满的，而他也总是能够毫不费力地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这门课分２０讲，在第一堂课上，哈耶克给我们开出了一份他觉得对我们有用的阅读书目，列入他的书目的作者有亚历山大·格雷，爱德温·坎南、詹姆斯·博纳、熊彼特、奥古斯特·翁肯、雅各布·维纳、查尔斯·吉德和查尔斯·瑞斯特。他也向我们推荐埃利克·罗尔的《经济学思想史》，尽管罗尔当时是位马克思主义者。哈耶克用了八堂多课讲授斯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哈耶克总是强调早期的学者们的重要性。不用说，我们这些正准备专攻经济学史的人都受到他的鼓励，努力研究经济学诞生之初的思想。｛13｝
格赖丝·哈钦森也回忆说，哈耶克“用一般的术语区分了经济学思想的两大来源，哲学的，与经验的或实践的。这门课主要追溯这两大思想流派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之间的关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最后以凯恩斯收尾”。关于哈耶克的性格，她说他“谦恭有礼但又超然离群”，他非常热心地帮助很多学生，包括她本人，使他们的学位论文得以出版。｛14｝
曾受教于哈耶克的亨利·托奇回忆说，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他听了哈耶克开设的《储蓄与投资》课，当时学院的“气氛是社会主义的，大部分学生都接受了工党政府的资助，而休伊·达尔顿后来成了内阁部长。我记得哈耶克教授在他那门课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些话，‘如果你们同意我的分析，那在考试时就这么回答，但你们一定要给出自己完整的论证，因为我的看法并不是最后的定论，如果你的论证不有力，就要丢分。’学生们大声叫好，这种事可不多见”。托奇也回忆说，１９４９年，哈耶克出席了罗宾斯的研究生研讨课，他的评论性发言“简短，直中要害，非常精彩”｛15｝。显然，哈耶克与罗宾斯的关系正在恶化。这时候的研讨课已经不复有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盛况了。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20章 波 普（2）
在战争后期，哈耶克和波普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尽管他们两人彼此还没有深入了解。波普请哈耶克帮忙，想出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则要获得伦敦经济学院的高级讲师职位。１９４３年年中到１９４５年初，波普差不多每两周给哈耶克写一封信。在战时通信中，他们从来没有彼此直呼名字。
１９４３年２月，波普写完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６月份，哈耶克写信给他说：“我对你提到的研究尤其感兴趣，因为你的研究似乎跟我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非常相近。”｛16｝１９４４年５月，波普收到了哈耶克寄的一本《通往奴役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是“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他写信给哈耶克说：“你在前言中形容这本书是‘我不能逃避的责任’，看到这段话，我觉得，推动你进行研究的力量跟推动我的那股力量完全是一样的。”｛17｝
据曾担任过八年波普的研究助手的杰里米·席尔默说，从《通往奴役之路》中，波普发现，哈耶克的一些观点跟他自己的观点“惊人地相同”，以至于波普特意“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手稿完成的日期加上去，以免别人以为他用了哈耶克的观点却不表示谢意”｛18｝。席尔默又写道：“波普认为，哈耶克的出发点似乎跟他完全不同……波普私下有点不安，不知道哈耶克的观点是否比他的观点更保守；因为———与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有所不同———哈耶克似乎没有显示出明显地保护弱者的关切，而哈耶克的著作也受到了保守人士的热烈欢迎。”｛19｝哈耶克提出为《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一篇前言，但波普在１９４５年写给他的朋友贡布里希的一封信中说，他谢绝了哈耶克这一好意，因为“我太珍视这本书了”，而让他写序会“给这本书和我本人贴上他的标签”。｛20｝
马拉奇·哈伊姆·哈考恩对波普的思想发展和哈耶克对他的影响的看法可能是最精当的。哈考恩强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维也纳城的思想氛围。他认为，波普是在一种思想上更为激进、具有更强烈的逻辑实证主义气氛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还在学校的时候，哈耶克就走上了古典自由主义之路，而波普当时则是个共产主义者。哈耶克是天主教徒，波普则是犹太后裔。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维也纳是个独一无二的地方。这是一个没有政治力量的城市，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惟一的问题是何时被置于希特勒的控制之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面对德国，奥地利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政治独立性。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后期一直到１９３８年，左翼和犹太公共知识分子争相离开维也纳。
波普就是在维也纳逻辑实证主义的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观念的，尽管波普本人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实际上，他觉得，他一直在反驳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哈考恩写道，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