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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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社会市场经济”：“我不喜欢这个词，尽管我在德国的朋友们（及最近在英国的朋友们）用这个词显然成功地使我所向往的那种社会秩序为更多人接受了。”｛29｝　　　　
　　　　１９７６年，哈耶克在回复伦敦《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用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时的死对头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话赞赏西德奉行的政策，“卡尔多勋爵曾这样形容这个国家，过去２７年间，人们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搞过国有化、外汇交易控制、投资控制，而这个国家如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公然宣称要搞‘市场经济’，而不管是法国还是英国或意大利早就在搞‘社会主义政策’了。这些说法显示，卡尔多勋爵对他自己一直建议政府实行的政策都有点不认识了，这实在让人有点惊奇。”｛30｝同一年，他在为《通往奴役之路》新版写的前言中写道：“瑞典今天的社会主义色彩比大不列颠还要淡，”｛31｝因为，尽管瑞典的福利国家比英国更全面，但其国有化的企业却要少。　　　　
　　　　在获得哈耶克赞赏的那个时期，西德政府的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曾达到４０％到５０％。哈耶克的信念是：政府做什么及如何做，要比税收和政府开支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重要得多。　　　　
　　　　在法国，朝圣山学社会员雅克·吕厄夫是戴高乐将军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主要顾问。朝圣山学社会员莱因哈德·卡密茨在战后的奥地利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后来当选为意大利总统的路易吉·埃伊诺迪则是朝圣山学社的创始会员。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1章　观念史（1）

　　　　哈耶克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弗赖堡发表的重要文章均收入《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一书。哈耶克一向能够成功地将他的文章重新以专着的形式出版，从《价格、利息与投资》（１９３９）到《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１９４８），从《科学的反革命》（１９５２）到《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１９６７）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观念史新论》（１９７８），都是如此。　　　　
　　　　在１９５５年写的一份供自己参考的备忘录中，哈耶克大致勾勒了未来可能投入写作的计划。哈耶克提到，他可能写两本论述自由秩序的书，一本就是已经出版的《自由宪章》，另一本则是论述自由文明的创造性力量的著作，这第二本着作所讨论的将是社会秩序如何在无人涉及的条件下形成和成长的问题。他也觉得，他的心理学研究《感觉秩序》与他的哲学研究之间有着非常坚实的联系。　　　　
　　　　他在赠给别人的一本《感觉秩序》中题过这样一段话：这本书是“想探讨秩序井然的体系中的一个部分是如何调整其行为以适应整体秩序之形成的”。他尤其推荐别人阅读该书最后一章《哲学推论》中的第五节“解释的限度”。在那一节中他提出，“人的大脑通过解释所能承担的任务有一个绝对的限度”，因为“分类机构所具有的结构，必然要比其所要分类的对象更为复杂”②。也就是说，精神必然要比精神将要解释的东西更高级。　　　　
　　　　在心理学研究中，哈耶克展示了一种彻底的康德主义存在观（本体论）；不过他却把自己的本体论追溯到伽利略那里。哈耶克相信，所有的意义都存在于人的精神中。除了人的精神所感知的东西外，不存在客观世界这样的东西。哈耶克拒绝“物理主义”（ｐｈｙｓｉｃａｌ）观念，反对将绝对的存在归结为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的客观世界；坚持这种物理主义观念，就意味着，“从形而上学意义上相信绝对的‘实在’和现象世界的恒定性，而这是不能得到证明的”。他是哲学上的怀疑论者，遵循的是休谟的传统。休谟也认为，除了个人感知到的东西外，是不存在什么实在的。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人们“永远不可能打通精神领域与物理领域之间的鸿沟”③。　　　　
　　　　在一篇论述远房外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哈耶克曾打算为他写一本传记———的文章中，哈耶克提到，当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于１９２１年下半年出版的时候，他是“最早读到该书”的人之一，而这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④。据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的研究，维特根斯坦对哈耶克的影响“深远，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感觉秩序》的风格和论述中……也体现在哈耶克思想体系的其它很多方面”⑤。《感觉秩序》每段都标数字的格式跟《逻辑哲学论》一样，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本身也在哈耶克的论述中有所反映。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探讨了语言的本质。他在该书的前言中说：“这本书的总体感觉可以用下面的话来概括：我们能够言说的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言说的东西，我们不能谈论的东西，我们只有悄悄地跳过去。因此，这本书的目标就是为思想……毋宁说是为思想的表达，划定一条界线……而只有在语言中，我们才能划出这条界线，处于这条界线的另一侧的东西，对我们而言，是毫无意义的。”⑥哈耶克则曾在《感觉秩序》中这样写道，“精神活动自己解释自己的观念，是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而从该词的字面含义看，也是毫无意义的”⑦，在这里，多少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是有界线的、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表达的思想的痕迹。　　　　
　　　　在１９７７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说（前面已经提到过），他的心理学思想的最后结论是，“精神过程是在物理世界的子系统中展开的物理过程的某种特殊秩序，它将我们称之为有机体的更大的子系统与整体联结起来，从而使有机体得以存活”。⑧在《感觉秩序》中，他提到了最初计划作为《理性的滥用与衰落》的章节、但后来收入《科学的反革命》一书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强调：“个体的独立活动会形成他们未预料到的某种秩序。”⑨　　　　
　　　　在哈耶克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思想中核心的观念是：个人或集体之行为秩序将会在人们的预料之外、在没有人刻意追求的情况下，通过利用任何个体都不可能完整掌握的知识，逐渐向有益于该个体或群体的方向演进。１９７７年，哈耶克在一篇论述他的心理学与经济思想间关联的文章中，对一位读者做出了答复，他说，在“这两个领域，我们都碰到了复杂现象，在这种现象中，都需要某种利用高度分散的知识的方法。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每个领域中，每个成员（大脑中的神经元或市场上的卖家、买家）被诱导以有益于整个系统的方式活动。每个成员被用来实现它自己根本就不知晓的要求”⑩。他的心理学与经济学思想大体上是对应的。　　　　
　　　　在１９５５年供自己备忘的一份笔记中，他勾勒了自己未来将要研究的课题，他说，他的心理学研究实际上要先于他对自由且物质上进步的社会的性质及其必要条件的哲学研究，因为他的哲学思想是以他对人的心理的研究为基础的，而他的心理学观点则强调知识的限度，强调对生命有利的感知模式（在社会中就是指制度）会保存下来。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对心理学的研究，哈耶克对社会中的制度演进产生了兴趣。　　　　
　　　　哈耶克写完《感觉秩序》后，本打算写一本论述“系统内部的系统”的书，既讨论关于一个系统我们能够言说的东西，也涉及在一个系统内我们才能言说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他的下列看法：一个进行分类的组织，是不可能对比它自己还要复杂的东西进行分类的———但他发现，“这项研究实在是太艰难了”。而且，“我尽管努力向别人讲解，但却无人能理解”我的意思｛12｝，包括波普在内。于是他就写了一篇《解释的程度》，这是他本来打算沿着上述思路进一步阐发自己思想的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在《解释的程度》中他提出，尽管“在无法进行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也确实能够做出精确的预测，但显然，我们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不可能超出我们预测我们的活动的结果的能力。因而，预测的限度也就是控制的限度”｛13｝。克里斯奇指出：“对社会主义必然要求实行的中央计划的效力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取决于你相信还是不相信……预测行为的后果的能力。”｛14｝知识的局限性就排除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可行性。　　　　
　　　　哈耶克晚年写的跟《解释的程度》相关的文章，被收入１９６７年出版的《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第一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论文是哈耶克试图概括自由理论的哲学基础的计划的延续，其基本概念就是非经设计的制度和社会规范的自发演进。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的筛选过程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样本，也是由社会的规则、法律、习俗、伦理规范和制度所构成的综合体的样本。在不同商品与服务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同样，各个社会也在就哪一个能实现最高的物质生产效率而展开竞争。最终，那个生产效率最高的社会，也即形成了最有利于生产活动的规则和制度的社会，将会占据上风。在《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第四篇《行为之规则体系演进的笔记》中，哈耶克说，“规则的自然选择过程，是以其所导致的群体的秩序之效率的高下为准而展开的”，他还引用了亚历山大·卡尔·桑德斯（继威廉·贝弗里奇之后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下面一段话，以支持他的这一论点：“那些遵行着对其成员最有益的习俗的群体，必将在与其周围群体的持续的斗争中占据上风。”｛15｝　　　　
　　　　


第五部　弗赖堡（1962…1974）第31章　观念史（2）

　　　　不少学者都赞扬过哈耶克对观念史的研究。除了乔治·斯蒂格勒之外，经济学史专家亨利·斯皮格尔在谈到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时说，它是如此的“博学，在当代，可能只有哈耶克和雅各布·维纳对观念史的研究与其几乎不相上下”｛16｝。熊彼特本人谈到哈耶克编辑的亨利·桑顿的《纸币》时说：“本书前面冠以哈耶克教授的一篇论文，其学识恐怕只有该书本身的魅力或可一较高下。如果读者跳过这篇文章不读，他不仅会错失很多宝贵的信息，也会丧失阅读本身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愉悦之感。”｛17｝经济学史专家本·塞利格曼曾说过，哈耶克是位“顶尖级的”经济思想史专家｛18｝。　　　　
　　　　哈耶克对观念史的研究贯穿整个学术生涯。早年在维也纳从事学术活动期间，他就在研究货币理论的同时研究过货币理论史。他在观念史研究领域初试身手的第一批成果是论述１６６３年到１８４８年间的货币政策和货币理论发展变化的四篇文章，《在应付１７、１８世纪英格兰的铸币政策的过程中金本位制的兴起》、《１８世纪法国首次发行纸币》、《１７９７－１８２１年间的贸易限制期间英国的金银大论战》、《１８２１…１８４８年间纸币学派与银行学派之间的争论》。｛19｝　　　　
　　　　尽管他自己后来并没有完成最早计划要写的那本论述货币的历史和理论的专着，但他将自己为此而记下的历史笔记给了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博士生，维拉·史密斯（后来随夫姓卢茨）。后来她利用这些材料写出了自己的学位论文，１９３６年发表，题为《中央银行出现的理据》。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她的论文的章节标题中看出哈耶克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轨迹———《中央银行在英格兰的发展》、《苏格兰的体系》、《中央银行在法国的发展》、《美国的银行业组织：分散化但没有自由》、《中央银行在德国的发展》、《论１８４８年以前英格兰和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法国和比利时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论德国的理论》、《１８４８年以后英格兰的理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创建之前的理论》、《重新审视支持设立中央银行的论据》。史密斯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说，创立中央银行的目的就是“建立对于货币发行的垄断，可能是部分的垄断，也可能是完全垄断”｛20｝。哈耶克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支持的货币制度，可以称之为自由货币制度———即货币的非国家化———的一个变种，他相信，结束政府对于货币供应的垄断，对于维护自由社会是至关重要的。　　　　
　　　　他早年讨论经济学家的论文则有１９２６年悼念他的老师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文章，先后给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的《人际关系规律的发展》（１９２９）、理查德·康替龙的《商业性质通论》（１９３１）、卡尔·门格尔的文集（１９３４）和亨利·桑顿的《对英格兰纸币的性质和效果的探讨》（１９３９）所写的前言。他也曾撰文探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晚年又曾写过关于米塞斯的几篇文章。他认为自己在《科学的反革命》———涉及到圣西门主义和孔德———中所进行的观念史研究，是他“在这个一直吸引着他的领域中所进行的最为雄心勃勃的研究项目”｛21｝。在这之后，他又写过关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精湛著作。他曾一度打算写一本论述大不列颠经济学家和辉格党人传统的专着。　　　　
　　　　他晚年研究过的政治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有大卫·休谟、伯纳德·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关于休谟，哈耶克曾说过，休谟“系统地阐述的法律和政治哲学理论，可能是惟一能被后人称为自由主义的体系。正是在休谟那里，我们能找到对这一学说的最完整的表述”｛22｝。在《自由宪章》中，哈耶克评论说，休谟“将是我们永恒的伙伴和睿智的向导”｛23｝。１９６３年在弗赖堡的一次演说中，哈耶克称休谟为“自由主义政治与法学理论中杰出的哲学家”｛24｝。在１９８０年为一次谈话准备的草稿中，哈耶克说休谟给了他最重要的启示，而在１９８２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说到“我伟大的精神偶像大卫·休谟”｛25｝。　　　　
　　　　哈耶克在自己的几本主要著作中引用休谟的次数最多，而休谟对他的吸引力来自几个方面。哈耶克曾解释说：“正是他对决定着最重要的法律制度的演进的环境的分析、他对为什么复杂的文明只能在某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下成长发育的理由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法学的最重要贡献。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将自己的经济学、法学和政治理论融为一炉。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社会理论家清楚地认识到了，人们遵守规则与由此而形成的秩序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休谟就是其中之一。”｛26｝　　　　
　　　　从伦理的角度看，哈耶克是个规则功利主义者｛27｝。尽管他强烈地反对行动功利主义（ａｃｔ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即立刻运用某种道德标准来评估行动），但他却支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伦理目标，而他认为，通过将规则普遍地适用于所有人即可达到这一目标。｛28｝他同意克里斯蒂安·贝伊说过的一段话：“在伦理学领域中，或许可以说休谟是达尔文的先驱。事实上，休谟提出了社会习俗中最适者生存的理论—而实现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就是最适者。”｛29｝　　　　
　　　　哈耶克曾这样评说休谟：　　　　
　　　　　　　　他　“准确地描述了‘职业分化’的好处（亚当·斯密则用曼德维尔最早使用的‘劳动分工’一词使这种观念广为流行）”｛30｝。哈耶克在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篇论述休谟的演讲的结尾是这样说的：休谟“从来没有反对过政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