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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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有些演讲是有偿的。１９８１年，他在维萨国际（信用卡）年会上发表题为《未来的价值单位》的讲话，维萨在跟他联系时，要求他讲讲跟私人机构发行货币有关的问题，他为此获得了１。５万美元的报酬，外加报销他自己和海伦娜两人的旅行和游玩费用。
在参加１９８１年委内瑞拉举行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论坛时，他提出了下面的看法：他已经看到“自由主义在年轻人中间复兴；不是大多数人所说的那种自由主义，那根本就是社会主义，而是自由至上主义”｛11｝。他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那种社会的前景，确实变得更为乐观了。在１９８５年为一本书写的前言中，哈耶克写道：“一直到７０年代初期，我还觉得，不会有谁愿意聆听为自由主义辩护的观点。但在最近这五年甚至十年，我看到了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料到过的变化。”｛12｝委内瑞拉一位记者曾就拉美“极权主义”政权的问题采访他，哈耶克回答说：“不要把极权主义与专制主义混为一谈。我不觉得拉美有什么极权主义政府。惟一的极权主义政府是在前总统萨尔瓦德·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现在的智利已经进了一大步。整个世界都将把智利的崛起看成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之一。”｛13｝
１９８０年，他给伦敦《泰晤士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以《解救德黑兰的人质》为题发表，这封信体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他写道：“真正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克制。在我看来，假如美国政府立刻就发出一个最后通牒，向伊朗政府表明，除非在４８小时之内，使馆每个工作人员都被毫发无损地交还给美国政府的代表，否则，炸弹就将降落在伊朗政府的头上，并且会越来越多；如果果真如此，那么，和平的国际关系的前景和人们在外国的安全会有保障得多。”｛14｝
１９８３年，在福克兰（即阿根廷人所说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期间，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在阿根廷遭到批评，在这封信中，他写道：“人们或许应当提醒阿根廷，没有任何国际法规则禁止英国对自己已经行使了１５０年管辖权的岛屿诉诸一次武力，以击退由于另一个国家仅仅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而发动的一次好战行动。”｛15｝他本来希望这封信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但最后几乎没有多大反响，让他觉得失望。
１９８３年初，哈耶克曾评论过里根经济学和里根的国防政策：
问：世界经济已经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中，而我们实行的是本来以为能够克服这种衰退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模式。你如何看待里根的市场经济模式？
答：这位美国总统走的是一条完全正确的路线。那么，美国的进展为什么如此缓慢呢？我对那个通过降低税率而增加税收的著名理论深表怀疑；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疑你能做到这一点，但数量因素是很难把握的。里根曾宣布，他能够通过降低税率而实现预算平衡，我怀疑，你们据此而形成的期望可能从一开始就过于乐观了。
问：过高的军费开支难道不是一个影响因素？
答：我确信，里根拒绝削减军费开支的做法是正确的。整个世界的和平有赖于美国保持强大的力量。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已经处于苏联人可以恐吓我们、令我们完全屈服的境地。我们西方必须保持在跟苏联一样强大的水平。我不相信哪个俄国人会愚蠢到发动核战争的地步。但如果苏联有一天有能力用他们的军事优势来恐吓我们，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毫不手软。｛16｝
哈耶克极为关注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赤字问题。在一封写给《泰晤士报》的读者来信中，哈耶克写道：“先生，如果你用大写字母写下下面的基本事实，那你就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美国政府把世界上一大半储蓄借来维持自己目前的开支，那么，世界其它地方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就会变得短缺、昂贵。”｛17｝给报纸写信，建议他们用大写字母印刷他的话，对于哈耶克这并不是第一次。１９７８年，他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读者来信中写道：“你们能否在每期报纸的头版用大写字母印上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可真是一件善事。”尽管他在剪报资料簿上注明，他的信只发表了一次，而且还是用小字号。｛18｝
１９８３年，《经济学家》杂志邀请哈耶克在凯恩斯百岁冥诞之际对他予以批评。哈耶克关于这位剑桥老友的评论，发表在该杂志６月１１日那一期上。他写道：“尽管我要说，凯恩斯也许是我一生中所碰到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家，我也曾渐渐地认识到他在一般思想领域的卓越之处，但让他暴得大名的那些科学研究成果，却是完全错误的。”｛19｝在较早的一次报纸专访中，他的评价似乎要温和一些，当时记者问他，“你的经济学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之间是否存在一些共通之处？”哈耶克回答说：“没有。我觉得，凯恩斯基本上也是个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是个经济自由主义者。但附加了很多保留和限定。他从来都不够彻底。从私交说，我们是朋友，但在经济学上很少有意见相同的时候。”｛20｝
１９８０年１２月，哈耶克作为谒见新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１２位信奉天主教的诺贝尔奖得主中的一员，与教皇谈话，讨论他们的研究课题，探讨天主教教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让教皇也来关注诺贝尔奖得主们依据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认为当代人所应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21｝。哈耶克就这次谒见发表过一个声明，他说，他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们对于人类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在于，提醒人们警惕“惟科学主义的谬误对人的价值的逐渐侵蚀。告诉我们的同胞们，科学技术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要归功于约束我们的欲望的那些道德规范，而这些道德规范从来不是我们为满足自己已知的享乐欲望而刻意设计出来的；使得人的行为有可能形成秩序的，乃是行为之扩展，它是人的心智所不能全部理解的，把这一点告诉人类，在我看来，乃是今日之科学家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道德义务，而人类曾对这些科学家给予了特殊的优遇”｛22｝。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8章 祖 父（2）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大红大紫的时候，哈耶克的境遇也比任何时候都要好。报纸专栏作家亨利·艾伦在１９８２年的一篇人物评介文章中说，你希望一位“８３岁的维也纳保守主义经济学家是什么样，哈耶克就是什么样。高个子，衣服皱皱巴巴。领带上有一枚珍珠别针。马甲上挂着表链，尽管带着一只电子手表。他的口音经常把德语的Ｚ和英语的Ｏ搞混”｛23｝。
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里尼在１９８５年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中描述过哈耶克过８６岁生日时的情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住宅位于黑森林中的弗赖堡市景色优美的平原上，他的书房墙上挂着５０年前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时收到的两幅充满深情的漫画。第一张画上的他站着，轻松愉快，题词是“为什么这个人像个巨人一样横跨在这个世界之上，而我却这么琐屑……”第二幅画上，他摇摇欲坠，肩上扛着整个保守党内阁。他指着这两幅画咯咯地笑着，不过一般都是暗笑，并且立刻就加上一句，“当然，我并不真的是撒切尔夫人的顾问。”
他是个个子较高、满有风度的人，甚至有点太瘦了，一只耳朵也聋了。“这倒有一个好处，”他指指助听器俏皮地说，“我现在可以自己决定是不是听别人唠叨。”
？穴谈到诺贝尔奖？雪“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同意给经济学家设立什么诺贝尔奖—当然，到他们给我发奖为止。”他大笑起来。“当然，这非常有助于我成名：人们突然都愿意听你说话了。”他饶有兴味地说个不听，一个趣闻接着一个趣闻，常常拿自己开玩笑，而很少拿别人开玩笑。｛24｝
晚年的哈耶克最爱开一个玩笑，说马克思是右耳聋了，而他自己却是左耳聋了。
晚年他吸起鼻烟来。他曾跟人说过这么一段话：
问：我忍不住还是要说到鼻烟的事。你说在伦敦有一家鼻烟商店。
答：是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鼻烟。它是个很古老的店铺，弗里堡与特里尔，看起来像个英格兰人开的店铺，从１８世纪到现在，他们一直都使用这个商号。我找到它，试过了它里面的３６种鼻烟。有一种我认为是最棒的，它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詹姆斯·罗伯逊法官的混合型？鄢。
问：听起来很好。
答：非常之好。
问：为什么你要吸鼻烟？
答：是这样，医生建议我戒烟，这对于吸烟时间很长的人来说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我是个大烟鬼，以前主要抽雪茄。我曾经吸过鼻烟，于是，戒烟之后，立刻就想起了鼻烟。于是，我就开始吸起来，然后就完全入迷了。这其实就是个习惯的问题，吸鼻烟，也能得到我想要的尼古丁。吸烟对人体最不好的东西是焦油，而吸鼻烟却不存在这个问题。于是，我既可以享受到我的乐趣，又没有多大危险。｛25｝
哈耶克曾在这个场合谈到过生活的乐趣问题：
问：你是在哪儿掌握这些葡萄酒知识的？
答：除了？穴法国？雪勃艮第产的葡萄酒之外，我对别的地方的葡萄酒并不怎么了解。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勃艮第葡萄酒，只要可能，都喝这种酒。
问：你的父母每天吃晚饭都喝葡萄酒吗？
答：不。如果说他们喝什么酒的话，那也是喝啤酒而不是葡萄酒。我不很喜欢维也纳产的葡萄酒。一般来说，直到不久之前，我喜欢喝的一直是红葡萄酒。只是到了最近，有幸到了弗赖堡，我发现，这里到处都是些很小的葡萄园，酿造的白葡萄酒都是上等的，所以现在我就喝上了白葡萄酒。｛26｝
哈耶克也说过他晚年的工作习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早到晚一直进行研究，但现在，他在晚上没法再进行创造性研究了———到了晚上，他只能读点东西。早上，他的精力大概能保持两个来小时。“如果没有事情打扰，我一般是读完报纸后就坐下来搞研究。”有时喝上一杯咖啡能够让他多干上一点时间，“但也持续不了多长时间”。
问：你搞研究的时候，是不是趴在书桌上写作，你是不是边走边思考？
答：我一般坐在一张休闲椅上，靠着椅背，在膝盖上写作。我要说，我有自己的阅读周期和写作周期。如果我想读得多一点，我就没法再写作了。有时，有两三个月时间我只能读书，这可真是个问题。我随时都在做笔记，不过，我并没有有意识地追求思想的系统性。而一旦我决定坐下来写东西，我也会找参考书，但我就不再系统地看书了，起码不看跟写作的主题有关的书。晚上，我会读点别的东西。｛27｝
哈耶克一般的写作方法是先用卡片记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就开始“写呀写呀写呀”。他先做卡片；他总是随身带着卡片纸，这样就能随时记下自己的想法。“我的所有想法都是先以这种形式体现出来的。然后，我会根据这些卡片动笔写作，这是耗时最长的阶段。然后，我会自己打字，打出我自己认为很清楚的初稿。然后就是进行修改，再将修改稿给打字员打出来，然后再改一遍；因此，我觉得，我写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写了三四遍。”｛28｝
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哈耶克说，这一辈子，他的身体都比较健康，尽管晚年一度身体闹毛病。但大部分时间，他的身体都不错。
在１９７８年的一次访谈中，记者问哈耶克，他的观点一生中有没有什么不同，有过什么样的变化，哈耶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尽管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所思考的，依旧更多地是未来而不是过去。我们恐怕很难知道某一活动到底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因为所有的演进过程基本上是偶然事件的产物。我很难说我自己的某一决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我对生活总的看法是，我们都在玩一种撞大运的游戏，而总的来说，我在这场游戏中还是挺走运的。”｛29｝
１９８４年，在撒切尔夫人的举荐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哈耶克英国最低级爵士勋位，以表彰他为“经济学研究做出的贡献”。他的秘书夏洛蒂·库比特回忆说说，哈耶克一度期望自己能够得到准男爵爵位。曾被授予最低级爵士勋位的人士有丘吉尔、艾德礼和罗宾斯。在获得这一勋位后，他曾给几位朋友写信请大家用“弗里德里希”在英文中的对应名“弗里德里克”来称呼他，但没有几个人理睬这个。｛30｝
在他获得的荣誉中，他最看重成为一名最低级爵士，他因此而有幸觐见女王陛下２０分钟。他的家人回忆他在准备觐见的时候，并没有指望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他已经见过很多国家的领导人。爱丝卡·哈耶克说，但他回来之后，心态却大不相同了。他完全“被女王迷住”了。他觉得她是他见过的最仁慈、最博学、最有见识的人。第二年他还在说：“她让我大为惊奇。那种平易和娴熟，仿佛她了解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32｝
觐见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在经济事务研究所举行了一个晚宴。晚宴结束后已是深夜，他的儿媳妇又送他到改良俱乐部，她回忆说，他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拄着他的雨伞，满脸笑容地说：“我度过了平生最幸福的一天。”｛33｝
第六部 诺贝尔奖（1974…1992）第39章 《致命的自负》（1）
哈耶克学术生涯最后几年进行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撰写《致命的自负》，副题为《社会主义的谬误》。我们不应该认为，哈耶克晚年把时间都花在旅行或参加各种不重要的活动上，相反，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５年，他积极地为写作《致命的自负》做准备，他在写作期间写给别人的一封信中曾说，他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著作。①
哈耶克最初设想，《致命的自负》将是他毕生研究社会哲学的一个总结。年轻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价格的信号传递功能对于指导生产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在《经济学与知识》中，他发挥了这一概念，解释了价格是如何帮助人们克服知识的分工问题的。在《理性的滥用与衰落》中，他本来想疏理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但由于它耗时过长，他就决定写一本比较通俗的书———《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后果。而这本书又使他认识到，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得到人们正确的理解，于是，他就撰写了《自由宪章》以补救这些时弊。然后是《法、立法与自由》，他试图超越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阐明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最后，在《致命的自负》中，他将阐述他自己的整个研究工作的要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