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传-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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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觉得，生养我们的文明已经崩溃了。我们决心建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是这种重新构造社会的愿望，使我们中的很多人去研究经济学。社会主义许诺会满足我们对一个更合理、更公正的世界的期望。就在这时候，这本书问世了。我们的希望被击碎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期望的改革完全是搞错了方向……
我见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据我所知，他（米塞斯）几乎没有空余时间去搞学术研究。｛21｝
在遇到米塞斯后，哈耶克的世界观并没有立刻就从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立场转向自由市场立场。转变是一个费时几年的过程，甚至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的看法，仍然要比他后来给予了更多的肯定。
对于米塞斯对哈耶克专业经济学思想的影响，人们有所争论。哈耶克自己曾经说过，他到米塞斯手下工作的时候，米塞斯就以反对通货膨胀著称。如前所述，哈耶克曾强调指出，他见到米塞斯时，已经是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了，但我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分支受到训练的，他逐渐地把我拉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完全拉过去”｛22｝。在去纽约之前，哈耶克在米塞斯手下工作了大约１６个月，这期间，哈耶克基本上是在维塞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的。哈耶克也说过，他是在纽约研究货币政策和产业波动期间发展出了自己对商业周期理论的看法。哈耶克后来回忆说，“正是在描述美国货币政策的研究中，我发展出了自己的货币波动理论”｛23｝。
米塞斯并没有像哈耶克那样，发展出完整的商业或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在谈及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的演变过程时说过，当他“在２４岁那年从美国回来时，我写了一篇论述美国货币政策的文章，提出不断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导致资本密集产业的过度发展，最终会爆发危机。我以为自己只是在重述米塞斯的学说，而哈贝尔勒却对我说，‘那这是需要解释解释的。’于是我平生第一次在这篇文章中加了一个很长的脚注，最后却成了我自己解释产业波动的一份大纲”｛24｝。在为重版早年经济学文章而撰写的导言中，哈耶克又说：“我自己的观念的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也许值得一提。在写草稿时，我一直以为我利用的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理论。然而，在我写完第一稿后，我们讨论组的一位成员却对我说，我所运用的理论，在米塞斯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找不到足够清晰的表述。”｛25｝哈耶克的那条脚注是这样开头的：“过低的利率会给经济体中的个人部门带来某种好处，这种好处越大，他们的生产离消费阶段就越远”，他又说，人为压低利率的后果是“高级商品”———也即时间上更靠前的资本品———“会畸形发展”｛26｝。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５章 米塞斯（3）
参加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的都是已经从维也纳大学毕业的人。哈耶克回忆说，在从美国回国之前，“显然，人们觉得我还有点不够成熟”，没有资格参加研讨会。这个私人研讨会完全不同于大学的那个讨论组。自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国后，哈耶克就一直坚持参加研讨会，直到１９３１年他离开维也纳去伦敦。这些水平较高的人士讨论的都是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其他方面。这些讨论是当时维也纳最精彩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研讨活动。
顺便说一句，米塞斯身体矮小而结实。后来在回顾这些聚会时，米塞斯说，“他的主要学术成就”就是他的“私人研讨会。研讨会始于１９２０年，从当年１０月到次年６月间，有一群年轻人每两周聚集一次。我在商业委员会的办公室比较宽敞，足以容纳二十多个人。我们通常是晚上７点钟到场，在这些聚会上，我们不是那么很正式地讨论经济学、社会哲学、社会学、逻辑及人类行为科学的认识论等领域的所有重大问题……这些群体的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的，完全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他们刚来的时候还是我的学生，几年后就都成了我的朋友”｛28｝。
戈特弗里德·哈贝尔勒也在米塞斯手下工作，是哈耶克的好友。他回忆说，米塞斯“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其他人则围着他。会议一般先传阅米塞斯自己的论文或其他成员写的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论文。社会学，尤其是马克斯·韦伯及与之相关的问题，这是大家喜欢讨论的主题。讨论非常热烈，一般都要持续到晚上１０点，这时，大家就漫步到到附近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在那里，继续讨论不那么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就谈起更加轻松的话题。大概到了１１点半左右，意犹未尽的成员们回到维也纳大学对面的金兹特勒咖啡馆，当时，维也纳的经济学家特别喜欢到那个地方聚会。米塞斯属于能熬夜的人，他总是会去金兹特勒咖啡馆，总是最后一个回家，这总得到了凌晨１点以后。而第二天早上９点钟，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到办公室上班”｛29｝。
据弗里茨·马赫卢普的记载，“讨论主题都是由成员们自己选择，尽管每年要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会事先确定。比如，这一年是讨论方法论问题，另一年讨论经济和货币政策问题。每次讨论活动中，米塞斯都会拿出一大盒巧克力糖果，所有人都兴高采烈”。马赫卢普回忆说，去完咖啡馆，讨论也不一定结束，“到了凌晨１点，仍然有一些人要去散步，继续探讨整整一个晚上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30｝。
恩格尔－雅诺西强调指出，在米塞斯的研讨会中，除了米塞斯、哈耶克、哈贝尔勒、马赫卢普、莫尔根斯泰因等后来著名的经济学家外，还出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如考夫曼、舒茨、弗格林等。恩格尔－雅诺西形容研讨会的主题是“对理解予以理解”，他又说，在他看来，这个研讨会是“精确思考的养成所”。恩格尔－雅诺西还回忆说，“米塞斯对他的研讨会很自豪”，他指出，米塞斯不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没有规定什么政治路线，“他自己的矛盾之处没有什么不能驳斥的”。恩格尔－雅诺西又说，米塞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毫不妥协的”｛31｝，米塞斯坚持的是在维也纳很不流行的政治和经济学观点。
哈耶克解释说，这些研讨活动并“不是某人传道授业，而是由一位年长的朋友主持的讨论会，对他的观点，并不是人人赞成。大家经常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偶尔也会讨论经济学理论问题（而主观价值论则是不需要讨论的）。但是经常讨论的是经济政策问题，一般都是从不同的社会哲学对这些政策的影响的角度来进行讨论”｛32｝。哈耶克说，这个私人研讨会的主题包括经济学，但讨论经常会转向一般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米塞斯的私人研讨会是哈耶克曾经参与过的三大研讨活动之一，另两个研讨会分别是他在伦敦经济学院与莱昂内尔·罗宾斯联合主持的研讨课，以及他自己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主持的研讨课。谈及米塞斯，哈耶克说，他尽管“声望很高，但他是个非常宽容的人。只要具有知识上的兴趣，任何人都可以去参加他的研讨会”｛33｝。
成立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的想法，是哈耶克在美国时想到的。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经济学思想史的学者保罗·西尔费尔曼曾说，哈耶克在美国的那段时间“确实大大拓展了他对经济学的经验研究的了解和技术。哈耶克回到维也纳后，向米塞斯汇报了自己的经历，请求他考虑在奥地利创办一家现代的经济研究机构。米塞斯对此有点怀疑，因为这类研究具有排斥理论的天真的经验主义色彩，也可能鼓励在经济学研究中盲目模仿自然科学的技术，而这些都是他所拒斥的”。不过，西尔费尔曼接着写道，１９２６年，米塞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在美国巡回演讲了好几个月，他本人也得以了解到美国发展起来的新研究技术。最后他得出结论，建立一家至少运用其中某些技术的研究所，对于奥地利经济生活会发挥良好作用，于是，回国之后，他就开始为建立这一研究所积极奔走”｛34｝。这家新研究所于１９２７年元旦正式成立，哈耶克出任第一任所长。研究所收集数据，在其月刊上发表统计数据，也定时出版系列丛书。
哈耶克最初只有两位秘书帮忙。慢慢地，他得到了更多人手；几年后，莫尔根斯泰因加入研究所，成为第二位专业研究人员。哈耶克回忆说，米塞斯“没有干涉”过他的管理工作。哈耶克又说，他是“完全独立自主的。不过，米塞斯帮了很大的忙。他知道如何筹集资金，安排资金的使用。至于具体工作，他根本无暇过问”｛35｝。哈耶克刚从美国回来时，米塞斯试图为他在商业委员会新设一个研究岗位。在事实证明这个想法不可行后，他们就开始构思成立研究所的计划。
１９２６年８月４日，哈耶克娶了第一位妻子，娘家名叫海伦·贝尔塔·玛丽亚·冯·弗里奇（大家都叫她“赫拉”）。她当时供职于内政部任秘书。哈耶克觉得她很像自己的第一位情人。哈耶克与第一位妻子育有两个孩子———１９２９年出生的克里斯汀·玛丽亚·费利西塔斯和生于１９３４年的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一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叶，哈耶克都觉得，他这一辈子就要老死在奥地利了。
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哈耶克刚结婚，研究所的创建，给他带来了格外的好处。路德维希的后妻玛吉·冯·米塞斯的回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研究所和哈耶克与米塞斯的关系。她说：“路（米塞斯的昵称）之所以创办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所，不光是因为他觉得这对奥地利国家有益，因为，据路的秘书说，‘他得帮哈耶克，让他的生活有个不错的起点’。”｛37｝ 玛吉·冯·米塞斯也回忆说：“哈耶克教授告诉过我，他参加路的研讨会时，路会要求他到自己家中吃午饭或晚餐。长餐桌永远是那么干净整洁，路坐在一边，他坐在对面，哈耶克说，冯·米塞斯夫人（米塞斯的母亲）‘从来都一言不发，她从不参加我们的谈话，但我们总能感觉到她就在那儿’。”｛38｝
哈耶克于１９２４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着手将自己在美国进行的研究扩充为一本论述货币理论的专著，希望以此获得维也纳大学任教的资格。他对理论问题最感兴趣，但人们“主要欣赏的”却是他“对具体事实的了解，对统计技术的娴熟，这些东西是他在美国学到的，而对当时欧洲大陆各国来说，这些都相当新鲜”｛39｝。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有人邀请他填补马克斯·韦伯主编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丛书中的一个空白———货币理论。哈耶克开始“相信，一本讲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教科书，如要想让人满意，就需要一篇很长的导论来描述这些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两三年，在研究所业务和后来讲课之余的空余时间，都用来“集中研究有关货币的文献。当他接到伦敦大学的讲座邀请时，刚刚写出前四章，从１７世纪到１８世纪”｛40｝。
哈耶克的父亲于１９２８年因肾病去世，年仅５７岁，他是因为进行植物学探险时血液遭到感染而染上肾病的。哈耶克回忆说，父亲在人世的最后几年，他的父母有一间“非常漂亮的房子”，是“维也纳上流学术界的跳舞中心”｛41｝。有一篇讣告是这样说奥古斯特的，“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42｝
从１９２９年到他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即１９３１年，哈耶克成为维也纳大学经济学专业的“私人讲师”。他想过一种学院生活，而要从不领薪的讲师做起，才可能获得一份全职教授职位。他从学生那儿得到的讲课费，也就刚够坐车的花销。他跟哈贝尔勒、莫尔根斯泰因一起开了一个很受欢迎的生产理论研讨课。
在维也纳的最后一年，哈耶克研究的一个问题是房租控制，这使他看清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消极后果，这一研究形成了多篇论文。他也积极参与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的活动，旨在为来自维也纳大学和米塞斯的圈子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论坛。维也纳大学有一些年纪较大的经济学家对米塞斯抱有敌意，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具有反犹主义倾向。哈耶克是全国经济学会的秘书，米塞斯是副会长。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挚友莱昂内尔·罗宾斯曾谈到过奥地利全国经济学会后来的发展过程。合并（即奥地利与德国合并）后，继承了维塞尔在维也纳大学的教授职位的汉斯·迈埃尔（Ｈａｎｓ Ｍａｙｅｒ）“最能保持尊严的做法就是关闭学会，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犹太会员从著名的全国经济学会予以开除，这将是他永远的耻辱”｛43｝。
哈耶克生活在奥地利文明的黄昏时代。他的青年时期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不同寻常的时代。当米塞斯以９２岁高龄在１９７３年去世时，哈耶克在写给米塞斯的讣告中评论说，米塞斯的“悲观主义常常会使他得出一些预言，但希望这些预言不要应验，但最后却总是应验了”｛44｝。马赫卢普回忆说，早在１９２７年，米塞斯就“预言，自由正在奥地利衰亡。他十分肯定地说，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4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几十年中，维也纳是否达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巅峰状态，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专门研究奥地利思想史的威廉·庄逊指出，维也纳的例子“告诉我们，时间会抹去记忆而不是保持记忆”｛46｝。哈耶克晚年谈到他年轻时所了解的维也纳思想的活力时说，“这一切现在都不复存在了”｛47｝。他回忆说，１９３２年９月，他回过一趟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１２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48｝。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６章 伦敦经济学院（1）
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ＬＳＥ———是２０世纪全世界最优秀的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之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奇德尔斯基认为，在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复兴的“反集体主义”的思想运动①中，涌现了５位杰出的思想家：凯恩斯、哈耶克、卡尔·波普、约瑟夫·熊彼特、威廉·贝弗里奇。其中，哈耶克、波普、贝弗里奇都与伦敦经济学院有关联。
伦敦经济学院对２０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哈罗德·拉斯基、理查德·托尼、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西德尼·韦伯等等，也都曾在此工作或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既是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根据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潮在英国等国兴起的大本营。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哈耶克撰写了大量论文，开始阐述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