坟墓的秘密-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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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各个住宿学院开始形成一些特有的新传统。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领带、运动服装、名牌、节日聚会和野餐活动。在毕业典礼上，每个学院的学生在各自的院长、系主任和教师的率领下列队游行，他们戴着自己学院特有颜色的头巾。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标识。Calhoun学院携带着参议员的手杖，伯克莱学院配有两支银质的权杖，皮尔逊学院是一支顶部是一个太阳的权杖，达文波特学院是一根木质的权杖，底部是雕刻着一只蛇头。到了20世纪中期，每个学院都有了自己的院旗，在毕业典礼游行时高高举起。（耶鲁的官方印章上包括希伯莱语“Urim v’Thummim”，一般翻译过来的意思为“光明和真理”。学院秘书西奥多赛泽是这些院旗的设计者。有一年他为主持毕业典礼的院长设计了一面特殊的旗帜，跟在游行队伍后面。在这面旗帜上，赛泽在希伯来语“Deus id dampsit”，意思是“见鬼去吧”，这是“Deus id dempsit”的一个双关，后者的意思是“上帝把它拿走了”。当赛泽把这面旗交给主持仪式的院长时，观众错误地把那句拉丁语当成了“上帝，可能要下雨”的意思。）
第1章 壮观的排场：耶鲁的奥秘通往秘密社团的大门
在整个20世纪，耶鲁开始日益重视住宿学院制度。1962年秋天，新生被吸收进了住宿学院。尽管几乎所有的新生第一年都将居住在老校园，这意味着甚至在学生们到耶鲁之前，他们已经“属于”某个比大学规模更小、更亲密的机构了。一个学生最重要的身份确认办法成了他的学院，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今天，两个互不相识的大学生彼此问对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哪个学院的？”当耶鲁于1969年开始实行男女同校教育时，女性往往更可能和自己同学院的男生交往，而不是校园内的其他女同学。对学院的忠诚超过了对班级的忠诚，因为学生们更多的时候用斯提尔申学生、布兰德佛学生和皮尔逊学生称呼对方，而不是使用对方的班级名称。
欧文约翰逊在1912年的小说《耶鲁的斯托弗》中描述的一个角色这样说道，“要想在外面的商业社会里求生存，其难度一点也不比在耶鲁的‘新闻或文学’锦赛中获奖激烈。我们就像大个儿托拉斯，每一种副产品都组织好了，一直到最后一种可能性。”
你来到耶鲁——人们对你说了些什么？“要自然，主动，对某种自由感到高兴，享受你永远也不会再获得的安逸，四处逛逛，给自己的想象力一次机会，结识每一个人，与他人进行智慧的交流，逐渐了解你自己。”这就是人们说的吗？不。那么人们究竟对你说了些什么？“这儿有20台大机器需要装新螺栓和轮子。你开始动手干活。你必须比下一个人干得更好，因为他将会努力干得比你棒。而且，为了成功，你必须专注于一件事。不要斤斤计较——一切都是为了学院。”
约翰逊的这些描写虽然是虚构的，但确实有其真实性。甚至《时代》周刊也狂热地描述道，“和英国宪法一样，耶鲁的法典是不成文的；它仅仅存在于空气之中……在平静但是无情的竞争环境中，耶鲁的大学生仍然 ‘遵守着公平竞赛的原则’——无论是否在运动场上：当一位新生从跟随《新闻》《旗帜》或《文学》等报社杂志的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成了有目的向上的动力——但是他必须假装忽视这种动力。”伴随着自身严格的传统和保守的顺从性，耶鲁成了——而且肯定仍然是——一个社交运动形象比学府气息更浓得多的机构。正如乔治皮尔逊在其对耶鲁的历史记载中有以下毫不妥协的说法：
耶鲁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氛围，那就是不要向课本，而要向彼此学习——不是如何成为学者，而是如何成功。成功确实是他们的目标，不是真理。他们在竞争中肯定做好准备应付的是努力求生存……大学生知道，只要他们首先掌握了游戏规则，他们就注定可以获得大奖，一定能发财，必将走上社会中的管理岗位。
在耶鲁成功意味着参与激烈的竞争和大学培养的无穷的和精心设计的雄心。皮尔逊敏锐地补充说，耶鲁“不成文的课程安排”可以足以和正式的课程相媲美：
对于那些天真或者不清醒的人来说，初次投入这种混乱的生活可能是一次令人困惑的经历。但是在那些善于交际的人看来，这完全是一种愉快的经历，对于更成熟、更有野心的人来说，这种经历具有游戏所具有的全部兴奋因素：一场争取影响力和权利的游戏，一场其奖励在毕业后许久依然存在的竞赛。一个人如果在班级里很出色并且被骷髅协会所发掘，那么他似乎已经注定会成功。有工作机会人们会选他。对他来说，那些大的律师事务所在等待着他，华尔街那些企业的大门对他也是敞开的。
在骷髅墓地前和我交谈的那位警官声称耶鲁的地底下有隧道组成的复杂迷宫，他确实是对的。但是这些隧道实际上并不就在校园下面，相反，它存在于耶鲁经历的基石之下。这就是为什么耶鲁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不同的原因：在耶鲁的大学生活表面之下和与之平行的层面上是一个支撑着这个机构权力结构的矩阵。此外还有人说，如果有人能够解开纽黑文迷宫的秘密，那么他将获得通往另外一组隧道的钥匙，而这些隧道是连接另一个世界权力走廊的通道。大学生的内心始终牢记着这些迷宫，同时顽固地穿行在如同墙壁一样固执的传统之间，越过和塞莫皮莱关口一样厚的夹道鞭笞队伍，他们的目标是各条道路交汇处最有威望的那一点——正如那位警官所暗示的，通往秘密社团的大门。
第2章 耶鲁的社团制度邪恶的原因
一位名叫托马斯撒切尔的耶鲁教授在19世纪70年代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如果这所学校那些卑劣的社团组成的整个体系能够消亡，我将会很高兴。
但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它们的秘密性质并不是使它们邪恶的原因。除了浪费时间和金钱，它们在这儿所导致的所有罪恶都可能中止，前提是每一个社团真正变的秘密起来，使除了成员之外的任何其他人都绝对不了解它们的聚会地点和时间，成员的姓名，甚至社团的名称和它们的存在。在我们之中制造罪恶的既不是这些社团的秘密，也不是它们的秘密行为，而是人们对这些社团的了解。
一位深受尊敬的耶鲁教授居然会提出这种奇怪的指责中带有为之辩护含义的观点，这似乎有些奇怪。然而，能够解释这封信的内容的原因正是由于撒切尔，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也是骷髅协会的成员。很明显，一个骷髅协会的成员会公开声称秘密社团应该保持其秘密的本质。它们越秘密，公众就会觉得它们的力量越强大。这个关于秘密的辩论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一直以来骷髅协会的真正面目的核心。这个协会陷入了一种矛盾的自我形象之中：协会的成员宣称自己是保密的，坚持认为自己需要隐私，然而又在耶鲁这群精英群体中炫耀他们的会员身份。这个自相矛盾的现象直接符合了骷髅协会培养新加入会员的方式，而且也具有浓郁的耶鲁特点。
耶鲁的秘密社团一直反映了耶鲁大学的时代精神。通过盲目地墨守成规的倾向，这些协会制约着反传统的力量。正如后来出任耶鲁校长的亚瑟哈德利于1895年所说的，这种社团制度是“耶鲁生活的典型产品，孜孜不倦的努力，高度评价学院价值和学院的成功，持续的紧张感，所有这一切使每个人都不敢松懈，但可以使他成为其所居住社区的一员。”一般来说，社团的成员——数量不到四年级学生的十分之一——在四年级时每个星期四和星期天的晚上召开“会议”。尽管一直有人批评他们的精英主义——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人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理想的协会候选人应该“出生于格林威治，在安德沃（美国东海岸城市——译者注）接受教育，在耶鲁的‘围墙’受过熏陶，并得到骷髅协会的赏识。”——秘密社团的成员喜欢说每个组织中的15名四年级学生全面地反映了学校的人口分布。但是耶鲁的Old Blue神秘色彩和各种秘密社团具有相同的含义；它们具有遍布校园的长条木椅的古老气息，从古老的饭堂到哈尔克钟楼，从《耶鲁每日新闻》的会议室一直到校园内最受欢迎的比萨饼店，到处都有这种长椅。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耶鲁人用钥匙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刻在这些长椅上。传统习俗宛如扯得过紧的领带，制约着这些协会的活动，仿佛那些攀援在石质塔楼上、染上色彩从而透露出比实际年龄更长历史的常春藤锁住了墙壁，而不再是墙壁的点缀物。他们和莫里餐厅那些服务服务员的态度一样，后者是位于校园中部的一个只对会员开放的餐馆，在那儿，服务员提供威尔士干酪土司或嫩煎小牛排，态度傲慢得如同英国的管家；如果有那位客人想多要一些酸辣酱，他们那原本就永远弯着的眉毛还要稍微再往上抬一抬。秘密社团就是这种竖起眉毛的拟人化。它们体现了“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耶鲁”的精神，只不过上帝和耶鲁的位置掉了个个。
莱曼伯格（耶鲁校友，1871年撰写了长达700多页的百科全书式书籍，详细记录了耶鲁的大学生活——译者注）于1871年这样写道，“当然了，仅仅用一个人的社会联系来评价他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但是相比之下人们通常的做法更愚蠢得多，也就是仅仅通过获得奖励、奖学金或荣誉的次数来评价一个人。要想建立起任何一种主观的标准，从而评价一个人的品质，这很明显是不公平的。然而，如果必须这么做，在评估一个耶鲁人的重要性时，任何测量标准都不如他在一个社团体系下的作用能包含更多的评价手段。”
对于一些耶鲁学生来说，这段话的真实性已经不存在了。这部分是由于社团体系的影响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了。现在出名的办法很多，于是一名学生即使没有参加什么协会，也可以在校园内出超人的成绩。但是耶鲁社团体系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即使在距这个体系开始170年的今天，协会的会员身份对许多学生来说仍然和以往一样具有同样的吸引力。作为有突出成就者的精神堡垒，当前的那些秘密社团仍然得到了繁荣发展。在一个缺乏正式平均学分、班级排名或优等奖学金制度的学校里，在一个学生联谊生活不存在而且也不受到重视的校园内，秘密社团对许多学生来说充当了最终获得承认的渠道。
新生到达纽黑文的校园后，在报名结束和开课之前要参加为期几天的“耶鲁训练营”。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听到关于这所大学臭名昭著的秘密社团体系的一些故事。聆听的同时他们往往大睁着双眼，有时感到害怕，但是始终是好奇的。他们不仅会想——当他们看见一些紧抿着嘴唇，带着黑色兜帽的学生一言不发地排成一列走入一栋没有窗户的建筑，当他们听说星期四和星期天的晚上有一些大四学生从来不出现在饭堂里，当他们遇见了贴在校园内的一些奇怪的、透出威胁意味的徽章时——这些组织的内部在进行着什么活动。一些学生对某个特定的协会感到尤为好奇，急于整理关于该协会他们所能获得的全部资料。1998年，一位优秀的大四因为自己没有被一个秘密协会吸收为会员而感到极为恼火，于是她每个星期四的晚上都躲在斯特林纪念图书馆顶楼一个偏僻的屋子里，这样一来她的朋友们误认为她在参加协会的聚会活动。甚至她同寝室的室友也被愚弄了，直到毕业前不久这位室友才发现了真相。
这些组织如此快地就融入耶鲁文化的一个原因是，它们从来不是典型的学生俱乐部。斯克里布纳公司（美国企业，其子公司包括成立于1864年的著名出版机构斯克里布纳子侄公司（Charles Scribner's Sons）——译者注）的杂志于1897年这样写道：“除了课程安排本身，学院中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和高年级的协会相比。会员之间的联系将持续一生，而且这种联系纽带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学院对他们的活动一无所知，只能凭空猜想他们的意图。”耶鲁教员和管理人员——他们中许多人自己也加入了各种协会——很多时候和学生一样被这种社团制度的神秘感迷住了。管理者不仅经常参与协会的庆典和活动，而且，特别是在高年级社团的情况下，运用社团的关系网影响大学的某些决策问题。在协会内部，成员之间是不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的：教员、学校管理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都是平等的兄弟。因此，加了社团的学生和学校管理人员就有了直接的联系。反过来，这些学校的管理人员认为他们这些兄弟学生的观点代表了整个学生群体，或者至少是任何值得听取其意见的大学生的态度。耶鲁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是1849年的骷髅会员，在他的自传中几次提到了一个协会但始终没有指明其名称，一下就是其自传节录的一部分，请读者分析：
关于年轻教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认为在这些年里，规模小一些的秘密社团开始发挥了一种性质特殊的影响。在我教育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中，这些社团比以往更彻底、也更频繁地把毕业生和毕业生中那些已经担任了学院指导岗位的人吸收入会。这样一来，教师和他们的学生就具备了非常自由且不受限制交往的机会。双方能够很容易地了解彼此的看法和态度，并且从对方得到一些可能带来最好和最令人满意效果的意见或建议。对我本人来说，我确信这些机会在我更年轻的时候能够带来极大的利益和好处。它们使我知道学生们在想什么，并且在熟悉和友好的基础上了解了一些学生个人的想法和情感。
在我担任校长期间，通过这种方式我结识了在我管理下好几届的许多学生，甚至和他们建立起了亲密挚爱的联系。这是我的特权，对此我一直心怀感激。当我回顾历史，我很高兴地觉得，他们和我曾经共同努力，而且我相信，这种努力不仅仅是为了共同提高我们的知识和修养，而且还是为了在学生社区中推行一种更好的生活，为了在学校年轻和年老两代人之间建立起更加真正友善的关系。总而言之，我很高兴的是，作为朋友，我们曾经携手——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我们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把耶鲁大学建设成了一个由受过教育者组成的兄弟团体，而联系这个团体的纽带是共同的目标以及每个人都具有的、属于自由学术的慷慨态度。
第2章 耶鲁的社团制度不再是一所大学
19世纪晚期，校长德怀特、秘书德克斯特（1861年骷髅会员）和教务长亨利帕克德怀特（1868年骷髅会员）以及几位最有权威的教授定期参加协会的会议，目的是保持和学生领导群体的联系。
学校意识到，尽管这些协会具有排外性质，偶尔还有些声名狼藉，但是它们在耶鲁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它们给人们提供了热枕的动力。“在耶鲁从一所古老的简朴学院演变为充满了活跃有序活动的生活这一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