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蚵逞溉チ吮本煞虿辉谏肀撸醚谑瘟怂橐錾畹牟徽Ｗ刺６笔绷餍凶龇ㄊ亲龉俚娜巳梅蛉肆粼诶霞遥谭罟拧Ａ侥旰螅逞赋艘恢郊沂楹筒环频幕憧钔猓灾彀驳奶人亢廖幢洹�1914年11月，朱安回娘家省亲时不知听从了谁的劝说，居然主动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建议丈夫纳妾，一来可照顾他的生活，二来也希望能有个一男半女，给周家承续香火。鲁迅接信后，反感异常，除了在日记中斥之为“颇谬”，连信也没回。
1916年冬，鲁瑞老人年满花甲。事母至孝的鲁迅约好周作人夫妇同回故里绍兴，给母亲体体面面办了寿礼。朱安作为长媳，里里外外，忙碌应酬，得心应手。婆婆鲁瑞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对这位儿媳，她愈加心满意足，生活上依赖她，儿媳成了她身边的一根拐杖。
鲁迅当然明白这一点。他除了一种深深的苦闷和挥之不去的愁绪外，似乎无可奈何地承认了朱安的现实地位。1919年，鲁迅举家北迁，朱安随之进京。
名义上的夫妻第一次正式生活在了一个屋檐下，朱安也得以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到丈夫的工作、生活和一些表象情况。此时的鲁迅自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并大声疾呼、身体力行地推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已然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他在学术界、思想界矗立起了一座丰碑。家中访客川流不息，令朱安慰藉的是，她虽是一名无足轻重的旁观角色，但年轻人仍尊称她为“师母”。
兄弟失和后，鲁迅被迫迁出八道湾。心中郁闷痛苦的鲁迅决心挣脱身上的枷锁，情急之中，他让朱安选择，一是留在八道湾，一是回绍兴娘家。
朱安闻知后，顿时涕泪交加。
鲁瑞老人当即责问儿子道：“她能搬到哪里去？”鲁迅猛然清醒过来。
留在八道湾，何以为凭？兄弟既已失和，岂有嫂子留住的道理。回绍兴娘家更不可行，一个不能见容于夫家的弃妇，怎能立足于封建礼教浓厚的乡里？
朱安鼓足勇气，脸上淌着泪，几近是哀求丈夫道：“我不识字，又是小脚，我知道给大先生丢了脸。但大先生的生活总得有人照顾，我愿意侍奉堂上（老母）和大先生一辈子。”
听着朱安谦卑真诚而又无助的话语，鲁迅只能是一声叹息。搬出八道湾宅第不久，鲁迅因肺病复发，病倒了，只能食流质食物。朱安端汤侍药，缝洗浆补，全力照顾卧病在床的丈夫，这在他们17年的婚姻生活中，有了一个相对的单独相处的二人世界。鲁迅病愈后，对朱安有了一些感激和客套，但两人仍分房而卧。平日里，鲁迅则把朱安的卧房用做书房，完成了《祝福》，整理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呐喊》。
1924年初，一位仰慕鲁迅之名的青年，自称其名叫“许广平”，直接投书鲁迅，请教并交流对时局、人生、学术等包罗万象的许多问题的看法。鲁迅从对方刚劲奇崛的字体、犀利的文辞推断，此乃一位崇拜自己的“五四青年”。于是，他把对方置于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地位，称之为“广平兄”。两人在书信中神交，却不曾谋面，一年多时间下来，竟然通了一百多封信，这些信件便是鲁迅与许广平之间著名的“两地书”。
1925年春，早已在信中相识、相知并引为知己的许广平突然出现在了鲁迅面前，只见她剪着齐耳的短发，上着一件天蓝色的绸衣，下穿一条黑裙子，胸前抱着一摞书籍，素面朝天。鲁迅惊得目瞪口呆！千秋家国梦，被自己口口声声呼为“广平兄”的竟是位巾帼女儿，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顿时，一种异样的情愫掠过了鲁迅的心头。
许广平出生于广东一个名门望族，在她的家族里，出现了不少现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人物。如广州国民政府的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便是其堂兄。当年，为了反对家里的包办婚姻，许广平毅然随兄长到天津求学，几乎被逐出了家门。
这位刚烈、自强，充满了叛逆个性的女学生转学北京后，成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之一。二人相晤后，彼此觉得倾慕不已，总有说不完的话、探讨不尽的课题。
朱安一如既往，默默侍于一旁，除了唯唯诺诺招呼许广平、添茶续水外，当然插不上嘴。许广平则和众多的访客一样，恭敬地唤过一声“师母”，便兴奋地进入了二人世界，对于朱安与鲁迅的婚姻状况，她是清楚的。
“三·一八”惨案，北洋军警公然弹压学潮，枪杀了刘和珍、杨德群等人，许广平和其他学生领袖受到通缉，将被依次递解回原籍，交由地方与家族管束惩戒。许广平当然不能回广东。鲁迅将她藏匿在家中，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终于有一天，许广平勇敢袒露出久藏在心中的渴望，愿与先生共白头。鲁迅大为惊疑。
平心而论，他也很喜欢许广平。这时已有风言风语出现，有人指斥鲁迅道貌岸然，背执人伦，搞起了师生恋。鲁迅陷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中。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许广平依然不改初衷，执著地追求着自己的老师。
1926年7月，由于北洋政府的迫害，鲁许二人感情的确立等诸多因素的催化，鲁迅决定接受厦门大学月薪为800大洋的聘任，离开北京。8月26日，他在家中与母亲及朱安道别后，便同许广平悄然南下。
两年后，鲁迅来到了上海，正式进入了他杂文创作的黄金时期，当上了自由撰稿人，同时，与许广平正式同居。虽然双方都没告知家人，但有关他们的种种传说，自他们离京起已流传极多。1929年5月，鲁迅回京探母，他告知母亲和一些好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这个消息间接传到了朱安的耳中。尽管她从辗转得知的传闻中早已有了些许的思想准备，一旦情感风暴真的来临，其内心深处的苦涩令她顿时陷入了孤苦无助中。
拖着一双小脚，目光滞郁，带着几分无奈，朱安除了勇敢而大度地去“直面惨淡的人生”，亦无其他。一向不善于表露情感的她经历了极度的阵痛后，向她的邻居说出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也是会管的。”
一年后，鲁迅与许广平的独生子周海婴出生了。消息连同照片传到北京，早已悟透并看淡人生的朱安表现出了友善和高兴的态度。
1936年10月19日，朱安的天空坍塌了。鲁迅猝然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她和老太太悲痛欲绝。不过，早已经习惯接受残酷的命运打击的朱安最终接受了这个现实，她在客厅的饭桌上摆上鲁迅喜爱的几味小菜，点燃香烛，遥向南方，聊作供祭。当月，她做出了友好的举动，亲自致信鲁迅三弟———周建人，称许广平为妹，欢迎海婴母子俩回北京居住，共同照顾海婴。许广平没有去北京，但却承担了鲁迅的道义与责任，按月接济朱安。
鲁瑞老人去世时，留下遗言，让周作人把每月15元的供养费转赠给朱安。许广平在上海被捕后，接济中断了。周作人除了那15元，虽附逆成奸，作了新贵，却不曾资助寡嫂分毫。体弱多病而已步入人生暮年的朱安，变得困顿不堪。老母亲去世一年后，她欠了数千元的债。周作人出了个主意，让她卖掉鲁迅藏书，以换取一点钱。消息传出，各方反响强烈。两名鲁迅的学生迅即赶往北京，加以制止。
当他们不明就里地走进鲁迅在北京的家时，朱安的午餐是几块咸萝卜就着一碗粥。两位学生责难她不该卖鲁迅的藏书，朱安可能是平生第一次说出了一句情绪激昂的话：“你们都说要保护鲁迅先生的遗产，我也是他遗产的一部分，你们想过我吗？”来者汗颜。
随后，经过协商，他们答应每月从上海汇上一笔数额不大的费用。加之朱安几个房间出租的收入，总算可以勉强度日。1946年，许广平回到北京收拾鲁迅的藏书及其他物品，两人相处了一个月，朱安非常珍视这个机会，但由于她一向不大会表露自己的感情，仅在许广平回上海后，才写信谈了内心的喜悦感受。她还直接写信给海婴，索要照片，关心他的学习和身体状况。1947年3月，朱安病重，她念念不忘许广平母子俩。她心理上对于周家有了后代是欣慰的，她把周海婴看成是自己的香火继承人，并嘱咐许广平，她死后，希望周海婴烧香火来祭奠她。随即，她又签署了有关鲁迅遗产及著作权的文件，把权益全部转移给周海婴。
这年6月29日，朱安因心力衰竭，病逝于北京，结束了自己因苦孤寂的一生。许广平托人为她操持了葬礼，将她葬在了鲁迅母亲的墓旁，坟上未有任何标记。
文学巨匠…鲁迅民族英雄
生前收入不菲，辞世时一家人的经济却陷入困顿；面对非原则性的攻击，鲁迅隐忍退让；与国学大师梁实秋的论战，鲁迅打了漂亮的一仗
著名的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对鲁迅先生有一个中肯的比喻———称之为一位狼的乳汁喂养大的英雄。
这个评价为鲁迅本人所欣然接受。他虽出身于封建士绅家庭，却吮吸着中国劳苦大众的精神养分。一反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和奴性，独具反叛特色，以一支如椽大笔横扫南北，最终铸就成了没有丝毫奴颜媚骨，从头到脚都是钢铁炼成的民族英雄。对此，鲁迅自己评价说：“我其实是知识阶级中最末的一个，而又是最顽强的。我没有照着同阶级的人们的意志去做，反而时常向他们挑战，所以旧的知识分子如此恨我。”
一些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了解鲁迅经历的人，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逆反心理，是否定误解鲁迅的，认为他刻薄、好斗，没有包容慈善的胸怀。其实，生活中的鲁迅待人是宽厚的，也很少无缘无故地发脾气。
以他的稿费收入为例，有人算过一笔账，他生前写文章，当教授挣下的大洋，约值今天人民币170万元左右，那么，这笔数目不菲的收入哪里去了呢？除去购买北京的住宅，维持两个有了家室的弟弟一家的生活外，他还支援了别人不少。以至于在他辞世后，身无长物，一家人的经济陷入了窘境。
至于他生前，那些反对他的人，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在政治上给鲁迅栽赃，扣帽子，说鲁迅靠日本特务的津贴出书，或被金灿灿的卢布收买。有人泼妇骂街似的指斥他为“封建余孽”、“法西斯”、“二重反革命”……更有甚者，在学术成就上对其狂贬，称他的小说仅有一两篇可取，杂文叽叽喳喳，拨弄是非，至于《中国小说史略》则是剽窃之作，读其译著如同天书，文风是“流氓风格”，个别对他恨之入骨的人，更以撤职、起诉、呈请通缉等方式对他进行迫害。直至临终前夕，他还梦见有人埋伏在两旁，暗中对他进行偷袭。
像鲁迅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豪，如此这般被攻击得遍体鳞伤，恐怕无有二者。
鲁迅对此是宽容的，他通常采取隐忍退让的态度，尤其是对青年，更默默甘受贬损。但是，对原则性的问题，他却丝毫没有妥协和退让。
这其中，令人熟知并至今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便是与散文大家、国学大师梁实秋的论战。
梁实秋是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的主要批评家。鲁迅跟他的论争主要是文学中的人性与阶级性的问题。
当然，这场论战，后来逐渐升级，彼此唇枪舌剑，再不相容，不少左翼文人都卷了进来，加入了批评梁实秋的行列。最为精彩的莫过于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文中嬉笑怒骂，其讽刺挖苦之深，令梁实秋不堪其辱。自称“我不生气”的梁实秋当时执教于国立青岛大学，在青岛的那天上午，他正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地向学生讲授他的论战观点时，忽然，一位学生夹着一卷杂志，神情颇为不安地叫住了他。
梁实秋不明就里，正为学生打断他的授课而愠怒时，那位学生将《拓荒者》上载有的那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文章递给了他。梁实秋急忙在教台上踱着步细细阅读起来。渐渐地，他铁青着脸，继而脸红筋涨，浑身不住地颤抖，他愤愤地将那篇文章往桌上一掷，口中喃喃自语：“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这对于素以清新洒脱、温文尔雅的形象而立世的梁实秋而言，如此的情绪激动在其人生中是并不多见的。鲁迅自然是不亦快哉！
据知情者回忆，这是鲁迅参加左联后以最愉快的心情打下的最漂亮的一仗。
晚年，梁实秋在台湾提及他与鲁迅的这场论战，倒是显得心平气和，他说：“鲁迅的杂文肯定是一流的，但他多了几分意气，似嫌少了些平复与宽容。”
杂文毕竟不是闲适雅致的小品文，缺乏了战斗性、缺乏了犀利的刀锋，批评便显露不出。比之时下的许多不咸不淡，论点加事例，四平八稳的所谓杂文，鲁迅当然是一座丰碑，强似了他们千百倍。诚如他在杂文《死》中所说的：“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鲁迅被神化了，凡三十年代与他论战过的人，都被揪出来，清算了一番。如此，文坛巨匠郭沫若亦不能幸免。
这场当年上海滩上的“文笔官司”同样是充满了戏剧性。1927年，国民党清党分共，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使中国进入了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开始重新寻找新的精神起点。一些早期的文艺团体，在血雨腥风中擦亮了眼睛，渐渐转向革命。如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他们以文人的浪漫和青年人的率真，树立起使命意识，觉得有必要对中国旧的作家队伍进行一次清算。
华山论剑。他们居然选定了鲁迅，群起围攻，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
这其中，以郭沫若表现最甚。他在《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中，说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这种带有人身攻击的文字，开创了20世纪批判文章的先河。
鲁迅对这篇文章很有感慨，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不过，饶有兴味的是，郭沫若当时用的是“杜荃”的笔名，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郭沫若为此惹来了不小的麻烦。1968年春，上海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查找30年代曾参与攻击并与鲁迅论战的人。他们找出了化名“狄克”的张春桥，顺带也找出了“杜荃”的文章，其时，鲁迅已被请上了神坛，任何对之过侮的言行都被视为是大逆不道的。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居然敢恶毒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法西斯蒂”，那还了得？红卫兵一面贴出大字报，写出辩论文章，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