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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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趣味的是，鲁迅身后，靠其“盛名”过活的大有人在，与之失和的二弟周作人便是明显例证。解放后，他便是靠撰写鲁迅的回忆文章勉为度日，至于他人，因为鲁迅的盛名，或学生，或友人，或论敌，做了官，成了名，成了家的，更不在少数。
书生本色—吴宓夜半尿遁
夜半尿遁，一代宗师身留大陆，成为学界佳话；阴差阳错，误会连连，导致吴宓和钱钟书师生反目；长篇小说《围城》问世，引出半个世纪的文坛公案
1949年11月，雾锁重庆。曾经歌舞升平、被誉为抗战堡垒的陪都，乱如炒豆。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突破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乌江防线，兵锋径指重庆城。
11月23日，在一片慌乱和人心浮动中，僻处重庆远郊的北碚西南师大校园内，两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国民党情报人员，手持机票、信函，匆匆由台湾赶了过来。
神秘的不速之客此行的目的，是专门敦请名满天下的“学衡派”宗师，抗战时留寓西师的教授吴宓去台湾大学任教。颤巍巍地移步上前，握着那封由台湾“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联袂写就的措辞诚恳的邀请信，吴宓脑中掠过一丝不祥。前不久，他家的世交兼乡党，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便是以同样举措，被挟持去了台湾。行前，于右任面对来访送行的吴宓，凄然叹曰：“勿走我的老路，华容亡命，沦为奔亡之虏，恐他日再难相见。”
想到这里，吴宓将信函一放，眨眨眼，推辞道：“谢谢！我不服南方水土，不能去台湾。”
两位使者一听，顿时面面相觑。国民党溃败在即，大陆政权更迭之际，国共两党忙于争夺各类人才。自9月以来，一大批学界精英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昆明等地抢救出来，安全送到了北京。得人才者得天下，这个道理谁人不懂。吴宓便是国民党内定的学术大师，非得抢至台湾去不可。为此，国民党教育部长杭立武、台大校长傅斯年特地以学生、老友的身份出现，安排好专人赴西师相邀。须知，这时赴台只能乘坐飞机，不少达官显贵忙于奔逃，要谋得一张机票可谓天大难事。就连“行政院长”阎锡山，此时也当起了“票务员”，亲自掌控去台机票。吴宓此行的机票，则是由蒋经国出马，特地从阎锡山手中留出的一张。
今见吴宓执意不从，两位使者急了，他们半是哄骗半是威胁道：“我们此行，殊为不易，望先生鉴谅。再者，清华要迁台，您是清华的老教授，清华需要您。直言之：您吴雨僧教授者，是清华的老前辈、我们的宗师，凡我清华同学，绝不能丢下您不管。以您的身份，即便留在大陆，共产党未必能见容。今天，您恼我们、打我们，我们也得把您扶上飞机！否则，我们无法给学界以交代。”“嗡”的一声，吴宓顿觉凉透肌骨，脑海里一片空白，他木然地张愕着嘴，说不出话来。
两位使者不由分说，草草替他收拾一番，硬把吴宓半是绑票半是搀扶塞进了汽车。傍晚，一行3人住进了重庆宾馆。机票已经买好，五更天奔向机场，清早飞往台北。
吴宓叫苦不已。他如一只关进笼中的鸟，此时只有听任摆布。原想进了市区，抽个空子开溜或捎个信息，让学生营救，但两位使者要了个套间，请吴宓安卧里间，他们外间就寝。
夜深人静，外间鼾声隐约，吴宓却辗转反侧。身陷樊篱，真正是身不由己，怎么办？如果屈从他人意志，强被人拉去了台湾，国民党专制统治滋味自己已尝够了，再说，前半生负笈留洋，归国后四处漂泊，难道垂暮之年还要流落他乡？
不！不能听任摆布。想到这里，吴宓悄悄穿好衣服，蹑手蹑脚摸出了里间，但仍惊醒了外面二人。吴宓只好假称尿急，需上厕所，二人忙上前扶住他，送入厕所。
吴宓顾不得斯文，迈上蹲位，声称要大溲。
一阵寒风袭来，大家同时一激灵。二人抱抱冻得发抖的双肩，哆嗦着说：“好吧，您蹲好，我们去披了衣服来扶您。”然后，一溜烟跑回室内。
吴宓趁机跳下蹲位，快步溜下楼去。二使者听到急速的脚步声，情知不妙，叫声：“糟糕！”抓过衣服，便飞似的追下楼来。吴宓知道自己跑不过他们，急中生智，闪身躲进了楼梯间。宾馆大门半掩，过厅灯火通明，值班侍者伏在案上，正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
二人气喘吁吁追下楼来，却不见半点动静，他们忙推醒侍者，急急地问道：“喂，见到一位老先生出去吗？”侍者揉揉眼：“唔，唔，好像有位老先生出门去了。”
二人快步出门，侍者继续瞌睡。吴宓屏住呼吸，悄悄出了宾馆大门。马路上空空荡荡，朝左望得到七星岗，朝右可眺及临江路口。吴宓定了定神，不见那追来的二人，想必他们已奔进了对门苇家院坝的小街。他们在那里寻觅不着，会很快折回来的。该往何处去？所幸，左边一个路灯电线杆两边斜钉了满堂广告牌，直抵墙壁，构成了小小的三角隐蔽处。吴宓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猫着腰钻了进去。刚刚站定，他便见那二人从对面巷子里出来了。他们站在马路中间，四处张望了一会儿，气咻咻地一跺脚，判断吴宓是朝临江门或武库街去了，便分别朝这两个地方奔去。
见他们走远了，吴宓这才长舒一口气，迅速从广告牌后面钻出来，快步穿过马路，溜进了苇家院坝。他从未来过这里，浑然不知东西。好容易等到天明，街巷上有了行人，他问明路后，便沿上清寺出了城，找到一家偏僻的旅馆，老板见他憔悴苍老，身着褪色破旧的蓝布长衫，又无行李，不肯收住。吴宓困顿万状，再无力上街奔走。情急间，他写好一个纸条，许以酬谢，差人送往重庆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康心之处，二人本是好友，康心之这才差人把他接了出去。
藏匿几日后，重庆迎来了解放，吴宓方才安然返回西师。吴宓，字雨僧，1894年8月生于陕西径阳一个门阀世家。其嗣父吴仲旗曾任陕西都督的参谋长兼秘书长，凉州副都统，辞官后赋闲沪上。吴宓幼年丧母，过继给嗣父后，在上海长大成人，1910年，吴宓考上清华学校。两年后，清廷倒台，吴宓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进了哈佛大学。在这里，他结识了日后中国顶尖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二人因出身经历、志趣爱好相同，成为莫逆之交。在哈佛大学，吴宓的两位导师是著名的法国文学教授白壁德和文学评论家穆尔。他师从二人，深受影响，在古典文学、诗歌、佛学等众多领域造诣甚深。归国后，怀藏“白壁德主义”的他以学贯中西、坚决捍卫传统国学而知名，并逐渐形成了新的派别———“学衡派”。
由于学衡派力持旧学，反对新学，无形中便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兄弟和胡适为敌，几番热闹的论战下来，便被打得鼻青脸肿，尤其是鲁迅的妙文《估“学衡”》风行于世后，吴宓连同“学衡派”便成了笑柄，时人多贬低他们。
吴宓学成归国后，即与陈寅恪等被聘为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在其教帜下，莘莘学子后来闻名于世的不少，为世人熟悉的便有钱钟书、王力、傅斯年、季羡林等。傅斯年去了台湾，而其他诸君，自上世纪80年代始，因文化断代，又复为治学的中流砥柱，从这种角度看，“学衡派”大获全胜于无形之中，足见吴宓的影响。
刚刚作古的、已是学界泰斗的钱钟书便是吴宓的高足。殊为遗憾的是，二人似乎在解放后便不曾交往。
1941年，吴宓流寓昆明，执教西南联大。钱钟书从法国留学归来，他赴昆明，找到了恩师吴宓。早年，出身无锡名门望族的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求学时，因父亲和吴宓私交甚浓，延请吴宓关照。吴宓便让钱钟书在清华园旁听，并亲自辅导了一年有余的外语，钱钟书学业有了长进后，考入外语系，再后来，留学去了法国。应该说，钱钟书学有所成，成为学贯中西的顶尖级学者，得益于吴宓的某些帮助。
师生间素有往来。当钱钟书确定归国时，吴宓便与西南联大约定，聘他为教授。校方也同意了。系负责人陈福田，在吴宓给钱钟书的信中也附有便函。只是未下确切聘书。谁料，待到钱钟书到了西南联大，校方与他详谈后却变了卦，他们告之吴宓，说钱钟书的学问尚欠火候，暂时还只能聘为副教授。校方易辙，师生二人据此意态怏怏。吴宓失望之余，便劝钱钟书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任教授，并亲笔写了推荐函。钱钟书遂转投湖南。
不久，通过学友、日后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推荐又调至广西桂林大学。适逢抗战中期，中日双方处于相持阶段。钱钟书颠簸于战乱中，加之西南一隅群山阻绝，交通不便，几番迁徙，吃了不少苦。待到桂林后，钱钟书谈及自己归国后的谋职感受，唏嘘不已，同时，亦对老师吴宓产生了些怨尤。不想，这类闲聊话题不久便传到了吴宓的耳朵里。钱钟书长途奔波，吃了苦头，抱怨一二，或许可理解。但吴宓一片好心，更何况为师者，耿介书生，不擅长官场交际的性格，众所周知。作为学生，应该体谅。
师徒俩却再无机会来消融因并不太复杂的事件所引起的误会。吴宓因校方没有聘用钱钟书，心中有气，过了一段时间，便拂袖而去。先到四川成都的燕京大学，然后又到武汉大学，最后辗转入蜀。
钱钟书生活稳定后，完成了后来风行于世的长篇小说《围城》。这本是好事，吴宓特地购得一本，细细读过，以他“比较文学”鼻祖的至尊，大加赞赏。然而，就是这本书，却最终导致了师生间的进一步交恶。
那些有索引考据癖的人评论《围城》时，指出书中的所谓“三闾大学”，影射的是西南联大。抗战期间，联大乃由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三所大学内迁组成，经长沙转至昆明。更有人言之凿凿，书中“只按照高松年开的路程走”的高松年，便是指吴宓与陈福田，内中吴宓的影子更嫌多一点。那个方鸿渐，自是作者取的吉祥名字，鸿（洪）福渐至。高松年在书中也不算坏，高高的松树，经年不衰。但若是读了那段有关老科学家的调侃，还有对高松年的抱怨，如“鸿渐等了一个多钟点，不耐烦了，想自己是神经过敏，高松年直接打电报来的，一个这样机关的首领好意思说话不作准么？”至于“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越想越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更被索引人士指出，是钱钟书怏怏意态的真实流露。
一时间，各类小报，文人纷纷登台，热炒师生间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吴宓似乎觉得进一步证实了钱钟书的抱怨，心中大为不快。数年后，有人传话给吴宓，称钱钟书评价自己的老师们，出言不逊。他说“吴宓太笨”、“傅斯年太迂”、“叶公超太懒”，所以做不出大学问。须知，这些人都是当时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吴宓虽未作反驳，可心中却狠狠记了钱钟书一笔，师生间全面交恶，老死不相往来。但是，这桩文坛公案在半个世纪后仍未了结，晚年闭门谢客、潜心治学的钱钟书并同其夫人———散文作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否认，“我从没有说过吴宓太笨的话”。可惜，时过境迁，吴宓已是墓草久宿，凄然离世多年。
书生本色—吴宓《周易》自测
《周易》自测，吴宓将自己的人生旅程划为3个28年，辨知谶纬，令人拍案叫绝；土改中因女学生被农民打了光屁股，吴宓义愤中求见邓小平
重庆解放后，吴宓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早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根据安排，他被评定为二级教授，正式执教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吴宓对新时代的到来，总的来讲，是充满了欣喜和期冀的。他用《周易》自测，将其生命旅程划为3个28年。
第一个28年，从1894年8月出生于陕西径阳到1921年留学归来。这期间，吴宓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就读于哈佛大学。第二个28年，回国就任教授，到1949年政权更替，进入新中国。这期间，他先后主持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编学术刊物《学衡》，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重要流派———学衡派的重要人物，许多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皆出自其门下。第三个28年，在新中国作教授28载，寿终于1978年1月17日，享年84岁。
辨知人生谶纬，细究生命结局，一如现代生物工程中破译出的基因密码一样，吴宓用《周易》对自己人生的准确预测，令人瞠目结舌而又拍案叫绝。
解放初他将这个预测告之密友时，那位友人当即问他：“那么您老的第三个28年将在什么环境中生活？”他答道：“尚欠明朗，尚难定夺。”
友人以为他是虚妄之谈，直到1978年，吴宓病逝后，世人才不得不佩服这个神秘的预测。
1951年夏，西师的一批学生参加了土改工作团，归来后，吴宓却因一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所执教的外语系有一郭姓女生被农民脱下裤子，打了光屁股。这位女生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思想却很进步，解放前便加入了地下团组织，1950年考入外语系。其父在土改中被斗得死去活来，绝望之下，潜来重庆，到西师找到女儿，准备见上一面，拟投江自尽。
这位女生革命得很彻底，她把父亲领到寝室，安慰道：“你躺一会儿，我去给你买两碗面条来吃。”
然而，她却径直叫来公安人员，将父亲押送回乡，并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台下群众不明就里，群情激昂，将坐在主席台上大义灭亲的女生一并抓下台来，先是强令其跪下，接着，情绪失控，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扒下了她的裤子，等到工作队员将她抢救下来，已是皮开肉绽。工作队随即将女生送回重庆，交还给西师。好在只是皮外伤，痊愈后并无大碍。
吴宓闻知后，愤然怒道：“真是岂有此理，有伤风化。女娃子才19岁嘛！”
辗转一夜，他次日黎明即起，动身赶往市内，决定斗胆求见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
首先，他找到了西南局统战部长程子健，开宗明义道：“我是西师吴宓教授，要求见邓小平书记。”
“哦，是吴宓教授！”程子健异常客气，将吴宓迎住，抱歉地说，“小平同志公务缠身，一时半会儿恐难以晤见。您有什么事对我说可不可以？”
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当然繁忙。但吴宓来了书生气，把头一摇，坚持道：“这事不属统战部管，我还是面呈邓书记的好！”程子健不急不恼，忙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对吴宓说：“小平同志答应见您。只是这阵子处理一些要紧的公务，烦请老先生等一等，稍缓他就见您。”
下午5点半钟，邓小平在程子健的陪同下同吴宓见了面。吴宓一望，邓小平一身黄军装，理了个浅平头，显得干练精神，没有含笑寒暄，但表情亲切。吴宓坐下就说，西师外语系有个女生，大义灭亲，捉拿并押回了逃亡重庆的地主父亲，却反让乡下农民在斗争会上扒光裤打了屁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