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大师大结局-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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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从朱子洲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便忙着准备办理出国手续。冷静下来的蒋碧薇却度日如年，备受煎熬。一方面自己是已订婚之人，以当时习俗，悔婚不可能；另一方面如要私奔，不但是一件丢丑的事，而且会令父母难以立世。在这种进退两难中，蒋碧薇是需要天大的勇气来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1917年5月13日，我接到了徐先生的秘密通知，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在信上指点得特别详细。他要我当晚天黑以后，悄悄地离开家，雇一辆黄包车，到爱多亚路长发栈去找他。他并且叮咛我，雇车要找留辫子的车夫，因为那种人比较老实可靠。
由徐先生和朱子洲先生密商定计，到了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朱子洲先生故意来邀请父亲、母亲和二姑出去吃晚饭，饭后再去听戏。他们一走，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时大概是傍晚六点多钟，我看看天色将晚，暮霭已沉，便竭力使自己镇静，把早先预备好的一封信放在母亲摆针线的抽屉里面。我知道母亲每夜一定要打开这个抽屉，她不会看不到我的留书。我那封信故意写得含含混混，大意是说我深感人生乏味，颇有去自杀的意味。信放好了，我就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家门。邻家已经亮起了灯火，弄堂里还有小孩子在笑闹游戏，我心慌意乱地匆匆迈着步子，走到巷口，按照徐先生的嘱咐，叫了一部黄包车。把地址告诉了车夫，他拉起来就跑，就这样，我离别了鞠养我18年的父母，开始走向艰苦人生的旅途。
到了客栈，徐先生已经等候得很着急了，一见到我如约而至，不禁大喜过望，但是我们还没有交谈，他又领着我另外换了一家栈房。
那一夜，我戴上了那只刻着“碧薇”两字的水晶戒指，从此我的名字也改成了“碧薇”。
一对痴心相恋的亡命鸳鸯就此开始了他们至为艰辛的伴侣之路。只是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谁也不曾料到，20年后两人会仳离而去，彼此演绎出一部经典的20世纪爱情悲喜剧。
徐悲鸿带着蒋碧薇私奔而去，这可苦了蒋家父母。当夜，两位老人听完了戏回到家中，看到女儿留下的书信，顿时惊骇万分，彷徨与焦急中他们认定女儿不会自杀，一定是同自己的爱徒徐悲鸿有关。接下来的几天，两位老人就差没在偌大的上海翻个底朝天，结果，问遍亲朋好友都不知情。两位老人最后只得商定：女儿与自己的学生私奔，这是很失面子的事，关系到蒋家声誉，必须想个万全之计。只有通知亲朋好友和查家，谎称女儿去了苏州舅父家，忽然得了急病，不治身亡，才有可能保全颜面。
次日，蒋母赶往苏州，与朋友商议，光说死亡还不够，需要买口棺材像模像样装殓一番，以防查家探个究竟。于是，蒋母便匆匆买了口棺材，里面装满了石头，然后抬到一家寺庙里，暂时寄厝。
不过，宜兴、苏州和上海，认识蒋家的人都在私底下偷偷议论，这事太过蹊跷了。这时，关于蒋碧薇与徐悲鸿暗生情愫并已经私奔的事逐渐传开了。蒋家本是宜兴望族，这一下就弄得非常狼狈和尴尬。查家也是苏州世家，虽觉愤懑，但木已成舟，顾及到面子，也未过多声张和追究。
再说徐悲鸿与蒋碧薇登上了“博爱丸”号，一出海，便遇上了恶劣天气。蒋碧薇在自述中写到：
博爱丸徐徐地驶出了黄浦江口，才出海，便碰上了恶劣的天气。从窗口外望，层层叠叠的云霭，堆砌在海天间，风高浪急，波涛冲击着船舷，船身立刻剧烈地颠簸。一阵头昏，只想呕吐，一会儿，徐先生也和我一样地晕起船来。48年前第一次作海上旅行，记忆中只是痛苦的回味和一片渺茫的空白，因为一路上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航行时间多半躺在舱里，呕吐得胃中空空如也。风浪小时才能勉强挣扎起来，到餐厅里进食。西餐味道不好，刀叉更不会使用，我怕人家笑话，暗暗注意别人的动作，心摹手追，依样画葫芦。徐先生却不理这一套，他用自家的方法吃大菜。由于晕船，无法欣赏海上风光。船到长崎，身体仍然觉得虚软，脑子里也是昏昏沉沉的。乘火车到达了东京，我们找了一家旅馆暂时住下。
每每我望着这个极其熟悉却又像是非常陌生的男人，我内心喜悦，但也有梦幻似的感觉。我经常在问自己，这一切难道果然是真实的吗？
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初到东京的时候，处处都感到不便。幸好不久以后，徐先生遇见几位熟朋友，其中有一位是无锡人龚先生，他介绍我们到他所住的“下宿”租一间六席小房。房东是日本人，楼下除了自家住用，把另两间余房分租。
初到日本，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生活习俗不适应，两人的生活艰辛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几个月后，蒋碧薇的姐夫也到了日本，从他口中，蒋碧薇才知道自己的贸然出走，给家人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艺术情痴—徐悲鸿痴迷艺术
生活窘困，徐悲鸿回国筹措到留学经费，却买了金石书画作品；面对痴迷于艺术的丈夫，蒋碧薇心里渐渐有了一种被冷落的感觉
1919年3月20日，在康有为、哈同花园总管姬觉弥等人的帮助下，徐悲鸿获取了官费留法生的资格，终于一遂心愿，风风光光、名正言顺地带上了妻子蒋碧薇正式赴法勤工俭学。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颠簸，是年5月，徐悲鸿夫妇抵至巴黎。徐悲鸿考进了法国国立最高艺术学校，蒋碧薇则进了一家女子学校学习法文。
徐悲鸿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是班上惟一的东方学生，学习非常刻苦。先在素描班画石膏，平时都是自己临摹，每星期三、六才有教授到班上来指导学生。画素描期间没有时间限制，如果教授认为程度够了，就可升入高级一点的模特班画人体。经过了这个阶段，才有资格跟教授学画油画。由于徐悲鸿本就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底，加之天资聪颖，特别勤奋执著，很快他就完成了艺术学校的素描课程，率先升入画室学油画。当时这所学校聘请的教授都是当代的一流名家，画室便以教授之名相命名。徐悲鸿特别崇拜现代派大师佛拉孟极，便投身其门下，转到了他的画室学习。
巴黎高等艺术学院在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学生进校容易毕业难，哪怕你学了几年，如果考试不合格，就不能算是正式生，更不能毕业。那些理论科目如解剖、透视等是很难考试及格的，而徐悲鸿是中国留法学生中惟一通过理论考试的人。这一时期，徐悲鸿的学业、画艺日渐成熟，夫妻间经过磨合，彼此也能够相知、宽容、信任，可以说是夫妇二人相亲相爱的黄金时期。暑假时，两人还遍游欧洲各国，饱览各地旖旎多姿的风光，度过了许多值得回味的美好时光。
徐悲鸿在艺术上大胆采用中西相融的办法，将国画的技巧与西方油画相结合，出了不少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是以蒋碧薇为模特的。
不过，蒋、徐婚变后，几乎众口一词，对蒋碧薇有这样的评价：即在巴黎期间，不爱学习，怕吃苦，热衷于搞沙龙集会，并过分苛求物质上的享受。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徐悲鸿批评蒋碧薇不爱学习，让她买一把小提琴，结果，蒋碧薇将这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风衣。
事实上，徐悲鸿夫妇留学巴黎时，生活甚为清苦，有时到了三餐难以为继的地步。贫贱夫妻百事哀，蒋碧薇身材高挑丰满，皮肤白皙，浑身上下洋溢着东方女性特有的魅力，这在巴黎，无论是中国留学生，还是法国人士，都对蒋碧薇的美貌赞赏有加。爱美之心人皆有知，蒋碧薇亦然。
一次，在巴黎一家时装橱窗前，蒋碧薇对一件风衣流露出喜欢的神情，她忍不住走进去试穿，果然如同度身订做一般，非常合体。然而，徐悲鸿搜遍衣兜连半个法郎都掏不出，两人尴尬一笑，只得作罢。几天后，徐悲鸿的一幅油画被老师出资1000法郎购走，他拿到钱后，冲到那家衣店，毫不犹豫地将风衣买了回去。蒋碧薇穿在身上，感动得热泪盈眶。
面对丈夫的关爱，蒋碧薇从心底里体味到了做妻子的快乐。她见徐悲鸿辛苦奔波，却连一只表都没有，好几次都劝他购置一块，徐悲鸿叹口气道：“买了表我们就吃不上饭了。”于是，蒋碧薇暗下决心，从每天的生活费中抠出一点钱，日积月累，为徐悲鸿买了一块怀表。
夫妇二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巴黎携手度过了一段艰苦但却难忘的岁月。
那时，国内正值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政局不稳。留学生的费用时常供给不上，这给徐悲鸿带来了不少麻烦。一次，他和蒋碧薇又到了断炊的地步，夫妇二人商定，由蒋碧薇出面，到中国驻巴黎的随习领事家中借钱。蒋碧薇出身阀阅世家，自幼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不曾为生计发过愁。而今，面临借贷的窘境，这可真难为了她。去到领事家，吃饭谈天，盘桓了一个下午，蒋碧薇终于没有说出口。
夜半归来，徐悲鸿问借到钱没有，蒋碧薇只得如实相告。徐悲鸿一听，止不住热泪滚滚而下，他一把搂过妻子，爱怜地自责道：“要不是嫁给我，你也不至于吃这般苦。”蒋碧薇忙柔声劝道：“会有办法的，你没吃饭，胃不好，我去给你弄点热水敷敷。”就这样，两人就此挨过了这个饥饿之夜。第二天起来，已经断了炊，二人只得预备去一朋友家混饭吃，可是身上只剩下一个法郎，一算账，买两张地铁票就要80生丁，剩下20生丁刚好买张报纸，于是只得走路过去。
事也凑巧。就在夫妇二人徒步去友人的路上，房东从背后追上他们，高举着一张汇票。国内的第一笔款子寄到了，徐悲鸿忙赶去使馆领来这笔钱，总算解决了一时之急。而蒋碧薇却深陷惊恐，这样的日子不知何时是个头。
靠着徐悲鸿一人的留学官费，他们在欧洲苦撑了6年。1925年，由于政权的更迭，最终停发了官费。徐悲鸿只得将夫人留在巴黎，回到国内筹措留学经费。
依靠友人的资助，徐悲鸿在新加坡替几位南洋富商画像，得到了一笔大约7万法郎的润资，这足够两个人在巴黎生活两三年。偏偏钟爱艺术的徐悲鸿实在不是居家理财过日子的好手，他兴奋之下，回了一趟上海，买了不少金石书画作品，待回到巴黎，又所剩不多了。
蒋碧薇大为震怒，想到以前的艰辛日子，她含着泪水狠狠向丈夫发泄了一通。
果然，10个月后，两人的生活又陷入了困境。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想法，徐悲鸿再次将夫人留在了巴黎，独自远走新加坡，准备再次筹措经费。
这一次的远走，为他们以后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蒋碧薇在丈夫走后，黯然神伤，平时多亏一些中国留学生的照顾，她才度过了孤寂难耐的日子。这些人中，有位同样醉心艺术，并在绘画上有相当造诣的中国留学生———日后国民党内著名的技术官僚、中统头子张道藩。
张道藩，贵州盘县人，1897年生于该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1921年赴英留学，毕业于伦敦大学艺术系美术部，1924年转入巴黎国立高等艺术学校。回国后，先后担任过国民党南京市政府秘书长，交通部、宣传部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去台后，曾担任过“立法院院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68年病逝于台北。
张道藩与徐悲鸿夫妇初次见面是1924年5月。那时，徐悲鸿在艺术界已声名鹊起，加上他与蒋碧薇当年私奔的事，在欧洲留学生中颇为引人注目。徐悲鸿夫妇这年暑假，相偕旅行去了德国。此时，张道藩正盘桓于此，他久慕徐悲鸿的盛名，便前来主动拜访。他对徐悲鸿夫妇谦恭地说，他听说有位中国画家徐悲鸿在此，所以特来拜访，希望结交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张道藩当时穿一身雪白的西装，面容清秀苍白，身体略显单薄，举手投足间弥漫出一股世家公子的风范。两人谈得很是投机，对艺术的见解消融了彼此的陌生和距离。徐悲鸿高兴中，忙叫避在内室看书的夫人蒋碧薇出来相见。
蒋碧薇穿一件白底碎花的长裙，肩上很随意地披了条狐皮坎肩，落落大方地走出来，玉树临风一般，她浅浅一笑，礼貌地坐了下来。
张道藩呆若木鸡。
他一时愣在那里，老半天在徐悲鸿的提醒下才回过神，忙赧然一笑，脱口而出道：“想不到嫂夫人是如此的漂亮。”
这类的赞叹于蒋碧薇而言，实在是听得太多了。曾有不少留学生赞叹道：“蒋碧薇出来留学，以她的姿容与身段是给中国人增了光。”因此，她未往心里去，也没有听出张道藩话中的意味。次日，徐悲鸿夫妇礼节性地前去回访张道藩。蒋碧薇穿一件鲜艳而别致的套裙，上衣是大红底、黄色花，下裙是黄色底大红花，站在室内猩红的地毯上，更显风姿绰约，雍容华贵。张道藩在那一刻彻底迷失了自己。他对好友傅斯年不住地叹道：“真乃天人也！”
徐悲鸿夫妇回到巴黎。张道藩一封狂放直白、激情澎湃的情书便写到了蒋碧薇手中。蒋碧薇大为惊惑，正如她在自传中所说：“1917年，我以江南的古老世家一个订过婚的少女，和一位醉心艺术的画家私自出走，逃到日本、北平、巴黎，终于发现我丈夫的心力，全部专注于他所热爱的艺术上面，我却无法分润一丝一毫，既得不到温暖，也得不着照顾，然而基于我的性格和教养，却使我安于做他忠诚尽责的妻子。”
思前想后，或者是根本不爱对方，蒋碧薇以嫂子的口吻给张道藩回了一封冷静、理智的信，劝他应打消此荒唐念头，不要乱系红绳，误人误己，应忘了她，再找一个相般配的人为伴。张道藩的失望可想而知。一年后，他从伦敦毕业，来到巴黎，进了巴黎国立最高艺术学校，学习绘画。徐悲鸿夫妇视他如同亲兄弟，积极往来，丝毫不存芥蒂。随后，在大家的鼓动下，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姗订了婚，两人从名义上守候了终生。一切似乎都已恢复了平静。徐悲鸿不久第二次孤身远走新加坡，筹措留学经费。
恰在这时，结婚9年不曾生育的蒋碧薇陡然怀孕了，徐悲鸿走后，她的反应特别剧烈。不久又开刀动了阑尾手术，吃什么吐什么，丈夫又不在身边，蒋碧薇备觉凄凉和痛苦，她多么需要一个人前来关心照顾自己。
心如发丝、浪漫多情的张道藩走了进来。他以徐悲鸿朋友的身份出现，尽力照顾蒋碧薇，其殷勤豪爽、善解人意、温柔体贴令蒋碧薇大开眼界，这也是醉心于艺术，残酷地热爱绘画的徐悲鸿根本就不具备的。
限于人伦良知、道德理念，两人这一时期保持了平和但却真诚的交往，尽管张道藩备受煎熬，但蒋碧薇始终礼貌地与他保持着距离，并未冲破情感和理智的樊篱。
两个月后，张道藩从意大利佛罗伦萨再次写了封长信给蒋碧薇，表达了自己的满腔爱意和相思之苦，蒋碧薇叹了口气，仍礼貌地回绝了对方，张道藩失望之下，便携着素姗黯然回到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