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与垃圾-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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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较小的留 学生，还没有完全成熟，处世经验不足，遇事经常不知所措，却又找不到求助对象。 中介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收费普遍偏高，信誉不好，管理混乱，亟待整顿和规范。被 调查的自费留学生，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办理出国留学手续，但普遍认为中介机构信誉“ 一般”或“不好”，不少机构承诺与服务不一致，让人有受骗的感觉。在调查与 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留学生对中介服务机构比较一致的评价就是“太黑”，“宰你没商量 ”。很多人即使受了蒙骗，多交了手续费，但为了顺利办妥出国手续，也都“认了”，何况 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出国留学呢？许多中介公司正是利用学生和家长的这种心理，以一般甚 至是低质的服务赚取高额利润，原因很简单：求大于供。想办理出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呈几 何级数增长”，留学中介服务机构做的都是“送上门的生意”，几乎没有一家亏本。再加上 目前对留学服务中介机构的管理制度不够健全，监督措施不够有力，导致有的中介机构仅靠 出租牌照，每年就可获得不菲的收入，中间的管理环节实际上处于真空状态。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一家中介公司，办理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人数最多，学生的反响也最 强烈。从1999年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留学生陆续向教育处（组）反映该公司收费高、服务差 、暗箱操作等问题，为防止学生抵澳中途转学，该公司向每位学生收取2000澳元“大学押金 ”，这样一来，即使公司提供给学生的学校办学条件差，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学生也 只能待在原学校，因为移民部规定：学生在来澳的一年之内，没有特殊理由不准转学，学校 有义务把学生的出勤率向移民部汇报，达不到80％者签证将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即便学生通 过各种途径转学成功，原来交给公司的学费往往是“有去无回”，自认倒霉。 对于那些来自国内富裕家庭的“小留学生”而言，其父母已为孩子创造了一个平常家庭不可 能有的生活条件，规划好了子女未来的前程，孩子出国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父母的行为 ，而非孩子所愿。即使孩子按照父母的要求出国留学，但由于生活无忧，衣食不愁，将来想 有的一切几乎都已拥有，上学缺少起码的动力，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从自费留学生遇到的各种问题来看，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在初到国外陌生环境时，心理上 没有充分的准备，加上远离父母，没有亲人的照顾与呵护，使得他们很容易做出一些违反常 规的举动。 澳大利亚政府规定，来澳读中学的海外学生，必须与当地家庭住在一起，称为“Homestay” （民宿）。而招租海外学生入住的家庭通常并不富裕，往往还比不上孩子们自己在国内的家 。孩 子们会在心里加以比较，总觉得失望。打电话太频繁，洗澡时间过长，不愿收拾房间，日常 眼里没活儿，作息时间无规律……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小留学生与房东发生不合的原因。而 矛盾出现后，这些孩子不会想到检讨自己，应该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却总是归咎他人，认 为自己运气不好，摊上这么个房东。比如有一位小姑娘总抱怨房东对她不好，想搬家。问她 房东怎么不好，回答是：“他老逼我刷牙，还非让我把脸盆也洗干净；洗完澡还得收拾浴室 ……”像这样的孩子一年换好几家“民宿”的情况是很普遍的，换来换去，不少时间和精力 就耗在了这上面。 父母送孩子出国学习，期冀他们能够有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却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至少是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孩子尚未成年，生理和心理上尚处在发育期，正确的世界观 远未形成，孩子们有没有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能独自撑起一片天？中国有句俗话叫“穷家富 路”，父母担心孩子在外受苦，于是尽力从资金上满足他们。孩子们有了自己自由支配钱财 的机会却往往不大懂得合理把握，于是“快乐”消费，比谁出手大、开的车子好、用的手机 新，染的头发“酷”。谈恋爱、同居的现象亦不鲜见。 当然，小留学生中也不乏努力学习、力求上进的典范。1999年澳大利亚IB和VCE两种高中毕 业会考的第一名都是从中国来的小留学生，2001年全澳海外学生高考第一名也被中国小留学 生夺得。据调查，这些能做到自我约束、积极上进的孩子，无不得益于他们在国内时的良好 家庭教育。 （本章内容是根据澳大利亚中文报纸《星岛日报》、英文《悉尼先驱晨报》、中国 《环球时 报》、《申江服务导报》、《萧山日报》、《法制日报》、《神州学人》等多家媒体的报道 综合整理而成的。）
第七章 十国联想新加坡：有一半陪读妈妈在按摩院工作
关于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产生的问题，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官员在接受笔者 采访时曾有专门的评论。他说，近几年，我们接受的中国留学生人数是呈两位数增长的态 势。中国学生去新加坡一般有两方面目的：一方面是短期培训，主要以英文为主，中国学生 到新加坡去学习英文；另一方面是比较长期的，即超过一年的，各个层次的学生都有。 这位官员说，有3类学生肯定会被新加坡拒绝，被拒绝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在新加坡没有 找到学校。如果没有新加坡的学校接收你的话，那被拒签的可能性是100％；第二，如果 我们觉得学生的学历看起来欠佳，也会拒签。第三，如果学生的申请表格或者证书有疑点 ，我们也会拒签。虽然不多，但确实有人仿造证书或提交假文件。 他还说，新加坡对女生申请去新加坡留学非常谨慎。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中国人拿着学生签 证，但他们从没在学校露面，而是在国外非法打工，甚至是贩毒、卖淫。对于这方面的问题 ，“不能说没有。因为，凡是要拿签证的学生，我们会100％地进行面试，这个面试过程 是很严格的。如果在面试时我们发现该学生可能有一点疑问的话，我们就会进行深入的调查 。虽然说，有中国学生在新加坡非法打工的案例，但毕竟不多。” 对于中国学生的总体评价，他说，新加坡大学或高中对于中国学生的口碑很好。他们觉得 中国学生学习很努力很勤奋，甚至都没有抽出一点时间去交交朋友，全都是在宿舍里埋头苦 干。有些时候，宿舍的老师甚至会告诉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很用功，但你们也该出去交 交朋友，否则，总待在宿舍里面学习对你们的身心不好。”其实，他的话说得很含蓄，意 思就是，中国很多学生只知道读书，快读傻啦。 新加坡老师不但要辅导学习，还要辅导中国学生的社交生活。他说：“有些时候，有些老 师会告诉我们说，虽然中国学生会很用功，很能干，但可能是由于他们在中国都是独生子女 的缘故吧，有些学生的依赖性比较强，尤其是一些女学生。她们刚到新加坡的头几个月，还 不太适应，有些时候红着眼睛去上课，有时候哭了，说想妈妈、想家。有些宿舍里的学生告 诉老师说，有些中国学生不会自己照顾自己，与其他国家同龄的学生相比，其生活自 理能力就差一些。” 他还说：“这两年，我本人曾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很优秀的学生，曾获得新加 坡 奖学金。可是，她到新加坡不到一年，就因为想家而辍学了。我们也觉得很可惜，我们辅导 她，也告诉她妈妈，让她妈妈来新加坡劝她，可这女同学还是觉得不行，就辍学了。” 还有一个案例是，他说：“好几年前，有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好像是哪个省的状元。他在 新加坡学习的压力比较大。可能是与其他国家高才生相比，学习成绩不再是第一了，于是有 点苦恼，也有点想不开，就萌生了自寻短见的念头，结果自杀没有成功，而被送进了精神病 院。我对这件事情感到很可惜。” 他评论说，留学生到外国学习，思想上要开通。你到外国学习不是去争第一名的，而是去 扩大你的视野，换换脑筋。当然，这也不是说，总是考最后一名也没关系，前十名就已经很 不错了。所以说，中国学生去新加坡留学或是去其他国家留学，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调整 好心态，否则的话，对身心也不太好。 关于中国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在新加坡的声誉，一个名为“宁宁”的网友曾对新加坡留学发表 看法。宁宁说：“我曾经在新加坡工作四年，那是一份让很多 人羡慕的工作——稳定、收入高、体面。在这四年生活里，我认识了很多善良的新加坡人， 包括我的几个房东，他们对我如朋友和亲人一般的体贴与照顾让我深深地感动，有些直到现 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络。” 宁宁还说，她也曾体验过新加坡人对中国人的“特殊感情”：朋友会在夜总会里指着那些三 陪小姐说：“你看，她们大多都是中国人，是中国来的学生。”在外面也曾被不认识的人叫 做“小龙女”（即卖淫女）；也曾经被一大帮阔佬在后面追。最让宁宁气愤的是，一个出租 车司机知道了我们是中国人后，用英语说：“你们中国女孩都是来这里劈开腿做生意的。” 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她对新加坡的美好记忆，因为她不是这样的人，她也不会因此觉得低 人一等。 宁宁还说，新加坡安静舒适的环境让她感到乏味，后来又选择了去瑞士读书。在那里，她又 遇到了大批中国学生，好坏参差不齐。有努力上进懂事的，也有偷东西、逃电话费、骗钱、 打架的。他们很多都在签证过期之后“黑”在那里打黑工或做点别的。在她回国之后，听说 有的同学考上了国立大学，有的转去了欧洲国家和美国，也有的跟泰国人、越南人或当 地人结了婚，但对方条件都很差，他们除了有瑞士护照外什么也没有。
来新加坡留学，不少是国内有钱人家的孩子，但也有不少是家境并不宽裕，强忍着经济压力 陪送孩子出来“镀金”的。中国一位去新加坡陪孩子读书的母亲自述说，在新加坡陪孩子读 书的母亲为谋生存，有一半都 在名声并不好的按摩院工作，其中又有大多数在按摩院从事“乱七八糟”的高收入工作。 2003年3月31日，一个陪读妈妈苏琼（化名）专程向记者讲述了她和其他陪读妈妈在新 加坡充满辛酸的生活历程。苏琼说，她这样做的最大目的就是提醒那些准备去新加坡的陪读 妈妈，“千万要慎重从事，不要听信中介公司一面之词。” 苏琼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从2001年10月开始，她就有了想送孩子到新加坡学习的念头，到 获得签证时只用了三个多月时间。那时，她刚和前夫解除婚姻，她不愿意让八岁女儿生活在 别 人质疑的目光里。经过三个月准备，苏琼花费三万多元人民币为自己和女儿办理了前往 新加坡的签证，她本人则以陪读妈妈的身份同往。 2002年3月21日，苏琼一下飞机，新加坡方面就把她们娘俩送到一个事先帮助联系好的高层 公寓。当地人把这种高层公寓叫做“政府组屋”，是该国政府建好后专门租给一些暂无房子 居住的人。那是一个带空调的房间，虽只有十平方米大，两张床、一张桌子，但一个月租金 要500元新币，按照新币兑人民币1∶48的汇率计算，约合人民币2400元。这个价格在新加 坡很便宜，但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则是价格很高了。 到新加坡第二天，苏琼就赶到附近一所政府办的学校给女儿办理入学手续。随后， 她拿着 孩子的学生证到当地劳动部门，给自己办理了“工作准证”。她说：“在新加坡，只有持工 作准证的人才能合法打工，否则，就是打黑工，一旦被政府发现，立即被遣送回国。” 苏琼说，“政府组屋”里有一半是来自中国的陪读妈妈。当她忙着找工作时，却碰到一个陪 读妈妈哭哭啼啼地闹着回国。原来，这个妈妈和孩子来新加坡才两个多月，她的孩子在国内 已经念中学，来这里不适应，而妈妈一直没找到工作，坐吃山空不是长久之计。一周后，娘 俩回国了。 还有一个陪读妈妈，她和苏琼一起来新加坡。在国内，中介公司承诺她的孩子可入政府学校 。实际上，她的孩子只能进私立学校，学费特别贵，陪读妈妈还不能办理工作准证，无法合 法打工。这个妈妈和国内中介交涉了好几次，最后还是不得不在抵达新加坡的第三天就回国 。
苏琼把孩子安顿好后，就开始找工作。她联系的第一个单位就给了她机会。“那是一所幼儿 园，正招华语老师。我在国内从事过七年幼教工作，有足够工作经验，非常适合这份工作。 ” 听说她是陪读妈妈，幼儿园虽显得顾虑重重，但她们看苏琼是一个“非常正派、勤快的 人”，就答应“试一试”，试用期每个月工资800元新币。4月8日，来新加坡刚半个月，她 就 开始了新工作。苏琼很幸运，但新加坡大多数陪读妈妈都和她一样，在经历了并不美满的婚 姻后选择了到异国他乡来闯荡。 有一位来自青岛的陪读妈妈，由于没有工作准证而在一家纺织厂打黑工，每月只有600元新 币。一次，新加坡劳动部门到厂里检查工作准证，她怕被人查到，冒险从二楼车间跳出去， 结果，右腿骨折，还被劳动部门抓住。随即，她被起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其立即离境，当初 到新加坡交纳的5000元新币保证金也被没收。还有一个做清洁工的陪读妈妈，也没“工作准 证”，每天晚上7时到次日6时工作，“夜里太困，就不断喝咖啡”。 陪读妈妈常说：“宁可自己受苦，也要给孩子正面的教育”。不过，这句话另有深意。在新 加坡陪读的中国妈妈，有一半以上在按摩院工作。“由于新加坡政府对按摩院管理很宽松， 很容易就能拿到工作准证，一些陪读妈妈找不到其他工作，只好去按摩院。” 新加坡《联合早报》曾报道说，一位陪读妈妈在中国是钢琴老师。她来新加坡后，本想依靠 教孩子弹钢琴为生，然而，几个月也没找到合适工作，只好到按摩院里工作。那个妈妈握着 已完全扭曲变形的手说：“我这双手再也弹不了钢琴了。” “其实，除了一部分人做正规按摩外，按摩院里的大多数陪读妈妈做的都是些乱七八糟、不 可告人的勾当。”苏琼想了半天，慢慢地说道：那些在按摩院里从事色情服务的陪读妈妈收 入非常高，一个月有几千新币，但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连她们自己的孩子也看不起她们。 苏琼还告诉记者，“除极个别特别有钱人家，绝大多数陪读妈妈都靠自己劳动维持生存。” 苏琼向记者算了一下她和女儿一个月的生活开支：房租350元，女儿的学费90元，女儿在学 校吃饭60元，两个人的交通费100元，女儿的补习费100元，生活费至少150元，这些费用加 起来共850元新币。“事实上，这是我和女儿最少的开支。”苏琼还打算每个月为女儿存200 元 的教育基金，“等她上大学时就不用我拿钱供了。”现在，苏琼每个月的工资有1200元新币 ，在陪读妈妈中也算是比较高的，“一般人工资在700—1200元之间。” 一些陪读妈妈长期疲于工作，加之除了孩子外很少有精神寄托，一些人不免精神脆弱， 做出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举动。一次，苏琼邻居一个九岁女孩对她说：“阿姨，妹妹不听话 ， 你可以去买根藤条。”苏琼非常纳闷，追问孩子为什么如此说话。这个女孩什么也没说，只 是 撩起衣服让她看身上的红印，“这都是妈妈用藤条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