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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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
　　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
　　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
　　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才能，或者有什么能说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
　　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敦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过去。正处于逆境的时候见到了刘先生，倍加高兴。
　　刘本草先生也又惊又喜，一连串地问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来到这里？往何处去时被捕的？
　　我简单他说明了一下。先生听完就大声指示部下说：“要好好招待他们。
　　我也要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备些好菜。”原来，他在日军侵入满洲后就离开讲台，投到于司令的部队里当参谋长了。
　　刘本草先生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他眼看着国家沦亡，忍无可忍，穿上了军装，可是要带着愚昧无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两桩，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携手共事。我们表示同意后，要他帮我们去见于司令。
　　他说，原在两江口的于司令，现在要到安图县城去，跟他一块去，就能见到司令。
　　于是，我对他说：
　　“老师，我们也想组织一个朝鲜人的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怨恨，朝鲜人要比中国人更深。反日部队为什么不让朝鲜人抗日，老是对他们施加暴行，加以杀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这些无知之徒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共产党抗日，有什么不好？”刘本草先生也表示愤慨。
　　我听了他的话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当场派朴勋回小沙河告诉那里的同志们，我们都平安无事，于司令部队的参谋长真心帮助我们，游击队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饭后，我们跟着刘本草先生前往安图城。
　　刘本草有一匹专用军马。我们劝他骑，可是他说：“你们都步行，我一个人骑马，那还像话吗？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他就这样一直同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城里。
　　反日部队的士兵们胳臂上几乎都戴着臂章，上面写着“不怕死，不扰民”。
　　与士兵们给人的凶恶印象相反，他们的座右铭却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战斗精神。这使我又添了一缕希望，同于司令的会晤也许能有好的结果。
　　那天，我们在刘本草先生陪同下，毫无阻碍地见了于司令。他也许是看在参谋长的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并给了很高的待遇。他们这样做，也许还因为他们探听到我们都是中学毕业，是会讲、会写、又会使用武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把我们留下来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们加入他们的部队。他要我担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却要我当宣传队队长，这可真叫我为难，我要是拒绝，那就一定会惹怒于司令，也会使刘本草先生难堪。
　　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令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
　　我就这样当上了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他还任命胡泽民任副参谋，陈翰章任秘书。这虽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结果，但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能不经由的梯子。实际上，这一“飞黄腾达”，对游击队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们躲在人家后屋时的处境和经刘本草先生介绍深深地打进于司令部队心脏的今天相对比，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国军抓了七八十名从延吉去富尔河的朝鲜青年，押到城里来了。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愕然地在远处望了一会儿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后跑到了刘本草先生那里，说：
　　“刘先生，出事了！刘先生的士兵又抓来了一大批朝鲜人。那些人当中有亲日派吗？我看，他们当中没有亲日派。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后再处理？”
　　刘本草先生听完后说：“成柱！你去看看吧。我们是相信你的。”“刘先生，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还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刘先生不是讲话讲得好吗？只要您出去讲一席话，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会受感化的。应该想办法把他们感化过来，让他们去打日本鬼子才对。老是杀那些并不是亲日派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成柱，你不是也讲得很好嘛，我还讲什么呀？你一个人去吧。”刘本草先生摆摆手，硬是推让。
　　正如先生所说，我在学生时代，讲话讲得多，倒是事实。我在吉林、敦化、安图、扰松、长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野心，呼吁朝中人民团结的讲话。刘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刘先生，我用朝语讲后，先生部队的老爷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呀！
　　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搞什么坏宣传呢？”
　　刘本草先生听了，还是摆摆手，催我快去。他说：
　　“成柱你顶多是宣传共产党呗。没关系，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讲吧。”这位老师已经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在搞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的宣传，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说。
　　那时，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刘本草先生面前说这种话。如果他们说我也是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干掉我，那我也就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早在毓文中学时期，我和刘本草先生就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刘先生体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和刘本草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于司令走进了参谋部。他望着那些被抓来的青年说，又抓来了共产党，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在满洲养出了那么多崽子。说着他摇了摇头。
　　这时，刘本草先生赶紧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宣传队长快出去跟他们谈谈吧。朝鲜人不可能全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会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嘛。
　　于司令听了参谋长的话，大发雷霆，说：
　　“你说什么？他们搞暴动，抢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进来。你还敢说共产党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来于司令对朝鲜人的偏见是盲目的，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十分严重。
　　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说服于司令，就冒昧地冲他说：
　　“司令，你说共产党不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听人家说的？不然，你为什么说共产党员不好呢？”
　　“看什么书呀，我是听人家说的。有嘴的人都说共产党员不好，我也就认为他们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却又放心了。他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见解，而是听风闻产生的误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转变过来。
　　“司令，您心无主见，盲目地听信人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在我旁边的陈翰章和胡泽民都是共产主义者，参谋长也支持我们，于司令就等于被我们包围了。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便继续说服他：
　　“司令，干吗老杀那些青年呢？虽然不能马上给他们发枪，可是不妨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长矛，让他们去当突击队，看看他们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么样。如果他们打得好，那就再好不过了。何必白白杀死他们呢？”于司令听了我的话，说：“嗯，这话也有道理。宣传队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来的青年中间，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偷偷传看。条子上写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证据，你们决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搜身时被查出来的传单《告反日士兵书》，就说是在哪儿捡来的。当然，他们是无从知道这张条子是从哪儿来。
　　我一出现在这些青年面前，他们都以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看来，他们似乎在怀疑我是在于司令手下当帮凶的坏蛋。
　　我承受着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金成柱这个名字的？”我这一问，冰冷的紧张气氛被打破，场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回答说听说过，也有的青年说没听说过。
　　“我就是金成柱。现在我在于司令部队当宣传队长。”“于司令刚才要我了解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同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愿意跟我人一起战斗的，请回答说’愿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愿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实汇报了青年们的表现，并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进来，让他们同日军打一仗。
　　于司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那些青年的生死与命运就按我们的要求定下来了。
　　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更宽广的道路。
　　正当我们快到游击队合法化的门口的时候，在幕后操纵于司令的朝鲜人①
　　顾问却出来找麻烦了。他是属于金佐镇派的老民族主义者，在南湖头种地，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救国军。他有知识，头脑聪明，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这个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产主义者的谋士。他说，七八十个人，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就收进来，这可是轻率的举动，说不定他们当中还有亲日派呢。
　　不把这个人压下去，我们的活动就有可能又遇到严重的困难。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声问道：
　　“听说部队里有个朝鲜人，为什么藏起来，不让他出来呢？”于司令说，怎么，你们还没见过面？于是指示一个部下把那个人喊来了。
　　这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说：“认识认识吧。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我们年轻人不懂事，请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听说司令部新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青年，当宣传队长，辅佐于司令，他作为一个朝鲜人感到非常高兴。
　　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注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
　　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被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找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枪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枪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