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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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学院里，不仅有游击队员的子女，还有在国内曾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进行活动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只要是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管他曾属于哪一系统，我们都一样对待。“我这么一说，金九深受感动，说：
　　”这所学院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梁义俊毕业后在空军部队任政治干部，战后，死于飞机事故。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因为我以为梁司令家要绝后了。幸亏，梁义俊还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人。
　　我们党把他保送到小学，高等中学和大学，让他跟健康的学生一样，念完14年的全部教育课程。在他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同学们让他坐在轮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来送去，扶他上下在17楼的教室。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现为对残疾的烈士子女的爱护。现在梁哲秀已成长为共和国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写文学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两男一女，论辈分，他们是梁司令的曾孙和曾孙女。每年到中秋节，他们跟着父母到爱国烈士陵园给曾祖父扫墓。他们还不知道，曾束缚着他们曾祖父一生的苦恼和不幸是什么。
　　我希望，这些天真的孩子们的肩上不要再压着反共还是联共这一重担。
　　五在团结的理念之下
　　部队加紧向柳河行军。在南满地区，柳河和兴京、通化、桦甸、磐石一样，是个广为人知的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这一地区，有许多前一代的独立运动者，也有许多向往共产主义的新一代战士。早已广泛为世人知晓的我国独立运动史上的第一所武官学校－－新兴讲习所就设在柳河县的哈泥河。
　　我们把柳河定为我们行军路程中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我决心在回安图路程上的柳河、三源浦、孤山子、海龙、濛江等地，积极开展活动，以便在这些地区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并扩大游击队队伍。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远征南满的道路时制定的战略目标之一。
　　远征部队先在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等地停留，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多年来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组建的革命组织，大都遭到破坏或解散。有些组织，因为全体人员被逮捕或杀害，简直无法重建。
　　受九·一八事变的冲击最严重的是海龙地区。海龙有日本领事馆，敌人的魔爪插得比别的地方更深。各地都有人在焦急地寻找组织。
　　我在我们停留的每一个地方，都找以第一个党组织为母体扩大了的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的负责人，了解每个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斗争任务。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员的动向和思想方法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悲观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想法上：日本把满洲也侵吞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有不少人说：日本曾打败了世界上幅员最大的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如今鲸吞满洲，正在窥伺中国关内，跃跃欲试；不管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有多强，恐怕抵不过日军；日本也许能征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独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经过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产生的对日军的迷信，这个时候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
　　有些人还说，能够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会陷入投降主义的泥坑，认为既然打不赢敌人，干革命有什么用！
　　如不克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就不能发动广大爱国力量参加革命。
　　我们从部队中选拔在政治、军事上有水平的队员和指挥人员，派他们到群众中以九·一八事变和朝鲜革命的前途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谈话。
　　群众最注意听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消息。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规模和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感兴趣。我把在刘家粉坊作的演说，重讲了一遍，在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在我们的演讲和谈话中，最受欢迎的是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的故事。同日本一举侵占了广阔的满洲大陆，还制造出伪满洲国相比，消灭日军一个连的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群众却对这个战斗故事最感兴趣。日本成为满洲统治者的时候，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大白天在大路上歼灭了日军一个连的消息，使人们惊叹不已。
　　对战斗的每个细节，甚至敌人在我军冲锋面前抱头鼠窜时的具体情景，人们都想知道，没完没了地提问。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场所，三番五次地讲同一个战斗的细节。
　　我把人们对安图－－抚松县境附近战斗的反应综合起来，再一次确信：
　　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民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具体行动；重要的是，通过实际战斗来显示出的游击队的威力。
　　在群众的思想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成立为背景，在不少青年中开始出现了把武装斗争加以绝对化，过低估计地下革命活动的倾向。他们认为，当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开会，发议论，撒传单，没有什么用；只有拿起枪，尽量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才是收获，搞地下活动，是根本没用的，便忽视组织生活。
　　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武装斗争也是靠通过组织生活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进行的；如果没有组织这个巨大水库，就不可能组织武装队伍，更无法扩大武装队伍。这也可能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抗日游击队的水库，就是组织；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革命斗争。如果组织不进行活动，革命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生命就将终结。使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怎么难。我们有力地向群众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在满洲各地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开始武装抗战，完全是因为革命群众很好地进行了组织活动。
　　南满地区人民动向中的又一个问题，是想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倾向。当时，国民府的反动派在南满，对共产主义者和要转换方向的革新派民族主义者实施了恐怖活动。
　　柳河地区的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主张，应该同以恐怖活动为主的国民府右派分子决一死战。我们给他们说明了以恐怖活动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害处，可是他们不大肯接受我们提出的论点。他们说，不去压制恐怖活动，而是袖手旁观，那只能助长他们的恐怖活动。
　　我不得不费很长时间给他们说明，以恐怖活动对付恐怖活动的做法为什么不妥当，为什么这种做法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
　　国民府杀害爱国者，当然是千秋万代难以洗刷的大罪；我们优秀的爱国者被同族杀害，是我们自己的无处可诉的悲剧。国民府的罪行，将受到我们民族和我们子孙万代的诅咒。你们把国民府谴责为刽子手集团，决心要报仇，你们的这一心情，我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磨利报仇的刀之前，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事件。因为国民府已变成了民族主义右派的巢穴，就把它的成员都看成是坏人，那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使国民府反动化，派去他们的走卒不断地进行瓦解工作。他们密切注意国民府内的新兴势力革新派，并巧妙地助长了国民府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如果我们以恐怖活动打倒国民府，为之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好处的也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应该孤立已反动化的国民府上层，还要揪出潜入其内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揭露敌人的阴谋。大家都不要忘记，团结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我作了上述说明后，青年们都点头说明白了。
　　我们帮助南满的同志纠正上述倾向，同时交给他们下列任务：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周围；培养出骨干分子输送给武装队伍；以经过实践斗争考验的工人、农民出身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扩大党组织；加强做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工作。
　　我们停留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的时候，有许多当地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南满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所取得的硕果。
　　要想解决在使柳河地区的革命运动高涨方面存在的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崔昌杰等被派到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第一个党组织成员和共青同盟骨干分子的作用。我们为了寻找一年前就断了联系的崔昌杰的去向而费尽心机的原因也在于此。只要找到了崔昌杰，我们就可以和他深入地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满洲、而我们已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的情况下，在南满地区应如何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还可以给他提出具体的工作方向。崔昌杰等于我们派到南满地区的代表。
　　柳河是崔昌杰根据”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决定进行活动的地区，也是在各方面和他关系很深的地方。崔昌杰是在这里开始了独立军生活的，也是在这里经梁世凤的推荐进入华成义塾的。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回原部队任独立军参事。他以柳河为中心，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扩大到南满的广阔地区，尽了一切力量。他在柳河地区进行活动时，还参加了袭击金川县城日本领事馆分馆的战斗。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队伍能够在柳河、兴京等南满一带迅速扩大，固然有赖于金赫和车光秀的积极努力，但也有赖于这一地区主人般的崔昌杰的忘我斗争和老练的工作能力。他虽然在可以说是新思想潮流禁区的独立军队伍里生活，但他从没有隐瞒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而主动地在进步的独立军队员中开展意识化活动，把其中的不少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信奉者。崔昌杰宽宏大量而又大胆地做人的工作，以至他的上级指挥官明知他到离驻地十里地的地方去搞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却装作不知道，没有向上报告。柳河本是受宗派分子和专搞反共阴谋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影响很深的地方。ML派分子在磐石县拼凑一个叫住民会的团体，来同南满的民族主义团体对抗；在因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而处于分裂前夕的独立军内部，部分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人物，同火曜派和汉上派携手，加紧进行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玄默观、高而虚等保守派人物，对向往共产主义思想潮流的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攻势。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崔昌杰在柳河地区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并迅速扩大了队伍。
　　宗派分子们无理取闹说，驻中青总是在中国的朝鲜青年唯一的组织，又哪来的什么柳河反帝青年同盟。ML系统的宗派分子为了从内部瓦解柳河反帝青年同盟，派破坏分子打进了这个同盟。他们从磐石地区拉拢了几十名青年集结在大泥沟，拼凑了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然后向警察提供假情报，说独立军在三源浦策划叛乱，协同警察对反帝青年同盟干部施加暴行。
　　这时，崔昌杰制止了他们的丑恶行动，从暴行中救出了同盟的骨干分子。
　　对于宗派分子的挑衅，崔昌杰没有用军事方法加以报复。他待人处事本来就很大方宽厚。后来，在卡伦和我见面时，他对我说，当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被宗派分子的棍子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竟能不失理性，没放一枪，自己也感到惊异。
　　我们到柳河去时，最高兴的是车光秀。他心怀着同崔昌杰重逢的喜悦，像小孩一样抑止不住兴奋。和崔昌杰一样，车光秀同柳河也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崔昌杰在梁世凤的属下，腰挎六轮子在柳河奔走的时候，车光秀是站在讲台上教孩子的教员。那时，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崔昌杰眼虽高，可是，我一见到车光秀就被他吸引住了。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个楞头青，里面装的却净是宝贝。他那脑袋里，足有十个卡尔·马克思盘腿坐着哩！“有一次，崔昌杰回想着他同车光秀的初交，开了这样的玩笑。
　　”我这个崔昌杰要是个小姐，就最先选这个愣头青做郎君的。看样子，这吉林的小姐们都是睁眼瞎子。“
　　车光秀听着他开玩笑，只是嘿嘿地笑。
　　在吉林的时候，车光秀还是个未婚男子。崔昌杰常说，车光秀的媒要由他来作。还装得挺神气地说，愣头青骑马去新娘家那天，他给牵马。
　　他们俩一见面，就毫无拘束地开玩笑，斗嘴，各自说自己是哥哥，对方是弟弟，要对方好好侍候哥哥。他们的友情的确是亲密无间的、热烈的，使人们都感到羡慕甚至妒嫉。
　　他们的友情，在以柳河、兴京、铁岭一带为中心，扩大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日子里，更加深厚了。崔昌杰和车光秀一道，建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孤山子支部，并以旺清门为中心，在兴京、柳河、磐石等南满的许多县分别组织了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启蒙团体。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使命是，研究并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朝鲜革命的指导理论。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方法，同现在的函授大学体系相似。每年利用农闲期把青年们叫来，给他们上15天左右的课，另外每几个月进行一次巡回讲课，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进行教育。
　　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靠参考书复习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然后每星期进行一次讨论会，如有难懂的，就用书面问答的方法，消化学到的知识。
　　举行南满青总大会那年秋天，我在柳河听到车光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的说明，不禁为其独创性的、崭新的活动方法而惊叹，并把领导这个研究会的三位战友（崔昌杰、车光秀、金赫）评为有胆量、富有创造精神的人。
　　他们通过斗争实践创立的活动方法说明，即使在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的情况下，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就能很好地把青年们培养成时代的先驱者、历史的开拓者。
　　我带队向三源浦方向行军，想到就要同崔昌杰见面了，和车光秀一样不禁心潮起伏。
　　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后，我和他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崔昌杰在柳河、兴京、海龙、清原、磐石等南满的广阔地区建立了党组织，扩大了各种群众团体，并指挥朝鲜革命军的一支队伍，进行了建立常备革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准备。1931年春，他把朝鲜革命军吉江指挥部改称为东方革命军，任指挥员。崔昌杰的联络员通知我这个消息时说，他因为同国民府反动派有矛盾而伤脑筋。
　　从那以后，同柳河的联系断绝了。为此，我暗地里十分担心和不安。我之所以感到不安，不只是因为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和乐观派，从不顾自身安全，到处乱闯，更因为他是在开始把恐怖活动作为万能手段的国民府里，在国民府反动派的注视下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以国民府的眼光来看，他可以说是被监视的对象。发生旺清门事件的那年年底，国民府的反动派企图把崔昌杰、崔得亨等六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逮捕起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