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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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萨卡庄园的主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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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确需要恶狗看家护院。依萨卡庄园占地十多公顷，光各种果树就有好几百棵，包括中国的荔枝。花轮着班开放。杰曼在信中说，任何季节，随手可摘到果子吃。非妄言也。房子是根据杰曼的意图造的，以西班牙风格为主。到处是真假古董，有希腊柱头，印度佛像、中国花瓶、非洲木雕，显得有点儿杂乱。没关系，这就是杰曼的风格，他全世界旅行的结果。在山坡上有个巨大的鸟笼，环绕着一排椅子。杰曼每天早起爬坡，坐在鸟声中看报。倒是挺浪漫，倘若鸟屎落在头上，岂不败坏了一天的心绪？
　　地中海的冬天，中午到摄氏25度。我光膀子趴在阳台上晒太阳，驱赶骨头缝里的荷兰潮气。正昏昏欲睡，杰曼笑眯眯地出现，拉我去干活。他管我叫“八月的梦游者”，这是我一本诗集的名字。
　　杰曼又是个工作狂。除了写作翻译，他还办了个小出版社，每年出五到十本诗集。杰曼的书房是依萨卡的“正殿”，面对湛蓝的地中海。我们合作把米戈尔·赫尔南德兹（MiguelHernandez）的一组诗翻成中文。他是西班牙最重要的诗人之一，身世悲惨，病死在佛朗哥监狱中。杰曼通晓多种语言，他把原作和英文、德文、荷兰文翻译对照比较。有时为了一个词，我俩在屋里转磨，直到夜色流淌出来。
　　利丽安做了一桌好菜，银器和水晶杯相辉映。杰曼搓搓手，到酒窑选来几瓶好酒。待三杯酒下肚，他痛斥当代诗歌的无病呻吟，提及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Pessoa）所倡导的“感觉主义”（Sensationism），嚷嚷着要搞一场新的诗歌运动，多多和我齐声响应，于是“新感觉主义”（NewSensationism）在依萨卡庄园诞生了。说干就干，杰曼准备宣言，找来笔墨和日本纸灯笼，让我把这旗号写在上面。一激动，他又奔向酒窑，拎回两瓶二十多年的陈酒，举杯祝贺。我有些不支，周围的菩萨天使旋转起来。
　　第二天一早，杰曼开车上路。我们先去奥尔威拉（Orihuela）——赫尔南德兹的故乡，离依萨卡不远。这多少有点儿祭祖的意思。他的故居家徒四壁，一幅巨大的黑白肖像照片显得突兀。他只活了三十二岁，短促的一生充满苦难，却写出辉煌的诗篇。
　　一路往南，我们直奔哥拉那达（Granada），那是洛尔迦的故乡。“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由于戴望舒的翻译，洛尔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启蒙老师，对我们一生都有重大影响。他和赫尔南德兹是同时代人，命运相似，一九三六年被右翼长枪党杀害。他的故居是个小博物馆，有很多实物、照片和音乐。洛尔迦的目光敏感而忧郁，越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苦难盯着我们。
　　在那儿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奇特融合。哥拉那达是来自北非讲阿拉伯语的摩尔人于八世纪建立的，他们统治长达五百年之久。代表摩尔文明的阿尔汉巴拉（Alhambra）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宫殿之一。有多少摩尔幽灵绕开游客，穿过回廊水榭，消失在秘密的石门中？
　　弗拉明寇（Flomenco）民间歌舞，服装艳丽，节奏明快，充满了激情，是吉卜赛、摩尔和安德露西亚文化的结晶。我们混进一个社区俱乐部，舞蹈者在台上旋转时，全体观众跟着用手掌的不同部位击出复杂的节奏。
　　“看，我为什么要搬到西班牙？”杰曼得意地说。他鼓动我也搬来，在依萨卡附近买栋小房子。我还真动了心，掰指头算了算自己的经济实力。
　　“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不能就此罢休，杰曼有更多的计划，盘算着在依萨卡办个诗歌节。他把我带到海边的一个圆形小广场，台阶环绕，惊涛拍岸。这就是舞台，听众在前，夕阳在后，加上音乐伴奏，怎么样？典型的杰曼式的浪漫主义。
　　我还以为他说说而已，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没想到这位老兄拿出推销汽车的本事，敲开所有官僚的门，哄骗他们掏钱。三年后，即九五年春天，我再次来到依萨卡，“海岸国际诗歌节”（LaCostaPoetica）真的由杰曼自己拉开了帷幕。这回可把利丽安忙坏了，她身兼秘书、会计、司机、采购、厨师、导游。由两口子办的诗歌节，恐怕全世界绝无仅有。
　　诗歌节结束了，利丽安两眼发直，杰曼笑声空洞。
　　杰曼总是花样翻新。去年他发起了所谓“行星意识”的国际诗歌计划，并建立了“反污染”诗歌网站，我眼看着跟不上趟了。如今这年头，能把诗歌看得这么重的人还真不多。
　　我刚收到杰曼的信，他告诉我去年是个诗歌的丰收年。他六月去了荷兰鹿特丹诗歌节，接着是意大利。八月在捷克参加世界诗人大会，一位爱尔兰诗人请他去都柏林诗歌节。他的诗集《道》（TheRoad）及配画，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书展上展出，十天内他朗诵了七次。然后又去了维也纳……
　　信的结尾处他谈到美国克林顿公司的蛮横，并引用了自己的诗句：“没有影子/比它的光线更长。”他最后写道：“依萨卡的太阳在等待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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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国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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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头一次见马丁（Martin）是八五年六月初。我们先在柏林照了一面，紧接着来到他的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他五十出头，身材敦实，肚子凸起，头发正在哗变——脱落退色，那是转变之年的白旗。他的笑容像面具但又不是面具，而是一种持久的乐观态度。他于一九七○年创办的鹿特丹诗歌节，如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马丁乐呵呵地穿过二十多年的隧道和想象的开阔地——何止是诗歌节主任，他简直就是诗歌界的国王。
　　我们住的那家小旅馆在鹿特丹市中心，是二战联军轰炸中仅存的几栋建筑物之一，仍保留着战前的风格。墙上挂着多桅帆船的油画和黄铜的舵轮。大厅的皮沙发笨重而舒适。门房认识每一个客人，跟他们闲扯。每天晚上朗诵后，诗人聚在旅馆的酒吧喝一杯，烟雾弥漫，与各种语言混在一起。
　　马丁专门派了个翻译小姐给我，有人开玩笑说：“北岛整天被只花蝴蝶围着。”那位小姐调皮任性，高兴时翻两句，要不然干脆颠覆文本，你说东，她偏说西。我那时英文差，和马丁对话只能通过她。交流与否倒不要紧，可别无缘无故把人家臭骂一顿。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马丁一直在笑，毫无保留地笑。
　　诗歌节结束了，马丁留我在他家过夜，第二天一早送我去机场。那天晚上，马丁夫妇开车带我和翻译小姐到一个城堡去喝啤酒。他兴致很高，谈到他未来的计划。如果翻译正确的话，他要请更多的中国诗人来，把中国诗歌介绍给荷兰读者。他脸色红润，在这个年纪上可是个危险的信号。说完某句话，他会突然愣住，似乎在倾听自己的回声。那是我头一回出国，什么都新鲜。记得我们坐在酒吧外边，头上是梵高画中燃烧的星星。那天我喝多了，舌头转不过弯，跟着马丁傻笑。我突然站起来，摇摇晃晃去找厕所，那一张张放满酒杯的桌子漩涡般漂走了。
　　漂泊海外，我请马丁再带我去那个城堡喝啤酒，可他老人家怎么也记不起来了。
　　八七年我们一家住在英格兰北部的小城杜伦（Durham），我在大学教中文：“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马丁。”马丁来电话说，他和助手尤克（Joke）要到伦敦出差，想过来看看我。那是八八年春天，英格兰北部依旧很冷，天阴沉沉的。火车晚点一个多钟头，害得我苦等时，把十英镑塞进吃角子老虎机。马丁和尤克那天都穿着米黄色风衣，像兽医和他的护士。我终于可以结结巴巴跟他们对话了。马丁说英文带浓重的喉音，含混不清，好像在喝很苦的中药。他们要搭当天的火车赶回去，只能待两三个小时。我们围着一壶茶坐下。尤克属于那种典型的荷兰女人，红脸蛋高颧骨，在马丁的带动下仓促地笑着。她名字在英文的意思是玩笑，其实人很严肃。他们提议看看邵飞的画。画一张张摊开，英文的赞叹中夹杂着荷兰文的嘀嘀咕咕。最后马丁郑重宣布：请邵飞和我一起去鹿特丹，在诗歌节期间为她举办画展。
　　那年夏天来得早，有几张我女儿的照片为证。她那年只有三岁。一张在风车前，她穿着蓝白相间的连衣裙，皱着眉头；一张在鹿特丹港口的游艇上，几位诗人正逗她玩；还有一张是邵飞抱着她在梵高美术馆里，她龇着门牙，像个小兔子……当然，这些生活细节与马丁国王无关，他是属于大家的，属于被称之为诗歌那块圣地的。诗歌节开始了，马丁像个活动靶子频频移动，嘴咧到耳根，眼睁睁的谁也看不见，向有人没人的地方挥手说哈罗。我知道，这纯粹是给累着了。你想想，一打掏腰包的官僚商人，好几十号难缠的诗人，再加上千口子挑剔的听众。当年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也只不过挥挥手，绝不敢走得太近。
　　那年请来的中国诗人除了舒婷和我，还有马高明，他跟荷兰汉学家柯雷（MighielvanCrevel）合译的《荷兰现代诗选》刚出版。不知为什么，马高明最后一分钟才拿到签证，带着新婚妻子，猴急地搭上世界最贵的瑞士航空公司的班机，一下子花掉两万多瑞士法郎。这两张机票拿到诗歌节，谁碰烫谁的手，引起组织者内部激烈的争吵，把梦游的马丁惊醒了，他凭第六感官，一见中国人就躲得远远的。我要找马丁说点儿事，他离我五十米远就拐弯了，向一排柱子招手致意。
　　二
　　强调诗歌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马丁国王的基本国策。作为一个荷兰人，这无疑是对的：从西方人道主义出发，关怀人的声音，与禁锢这声音的势力作斗争。可惜并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问题是在被营救者看来，真正的反抗也许恰恰是让诗歌疏离政治，疏离国家话语，从而摆脱历史的恶性循环。这种东西方的错位有时候是一种默契，有时候又是个残酷的玩笑，曾令双方都很尴尬。
　　此刻我坐在书桌前，试着回忆马丁的形象，突然感到茫然。算起来，我参加过四次诗歌节，一次小说节，又在荷兰住了十个月，而马丁给我的印象是破碎而矛盾的。他五十岁以后我才认识他，没有任何他曾年轻过的证据。再说，诗歌节期间不能算数，马丁被公众包围，六亲不认。即使只有我们俩在一起，他也不谈自己。其私人生活藏在大幕后面，当大幕拉开，他早已收拾利索，向观众致意。
　　我记起这样的场景：在鹿特丹下火车，穿过车站广场，在高楼大厦中拐两个弯，来到空荡荡的剧场。诗歌节办公室占其一角，堆满海报和小册子。马丁国王迎出来，跟我紧紧拥抱。他的拥抱是法国式的，非得把腮帮子两边都啃到才罢休。我个儿高，不得不弯下腰，还得保持平衡。一年一度的诗歌节还没开始，马丁头脑清醒，谈笑风生，关键是他能看清我是谁，这对客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问过我的家人和中国后，他神秘地掏出封信，是马高明的，密密麻麻的五篇纸。他要在北京组织一个规模庞大的诗歌节观光团，专程来鹿特丹摇旗呐喊。马丁嗫嚅道：“他疯了，他疯了。”但能看得出来，他打内心里赞赏马高明。没有这种疯狂，他当年也绝不可能办起这么个诗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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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国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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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丁与官僚商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诗歌节成功的钥匙。请他们在开幕式上致词，让出最显要的位置，陪酒陪饭陪笑脸。但马丁也有自己的原则，比如他虽然穿西服，但从不打领带，这是一种身份标志，表明他是站在不修边幅的诗人这边的。荷兰女王要接见他。皇室的人通知他必须穿戴整齐，包括领带。被马丁一口回绝。后来女王知道了，颁发特许令，才有幸和不打领带的马丁国王见上一面。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翻箱倒柜，找出马丁的电话号码。“哈罗，”他的声音微弱。我让他猜猜我是谁，听他支支吾吾，只好招了。他惊呼着，好像他家突然着了火。“北岛？是你？我一直在找你。”寒暄几句，他又讲起那个老掉牙的故事。“……当时我问那个中国老诗人，北岛在哪儿？他回答，北岛根本不存在，因为他不在我们的系统里。你看，我还是把你找到了……”那是一种发现的快乐。我把话岔开，问起他的生活。“你知道，退休是件困难的事，我又建了个叫‘各民族诗人’（PoetsofAllNations）的基金会……今年六月我们去了哥伦比亚。那儿很穷，可一场朗诵有八千个听众！简直难以置信。”马丁国王越说越来劲儿，诗歌是他生命的动力。他告诉我，他下个月去中国，在北京会见到马高明。“他正在编一本厚厚的《国际诗歌年鉴》，由我们基金会赞助。当然，我还记得那两张机票，对我们也是笔大数目。是啊，他还是照样喝，这没关系，他有的是好主意……”
　　三
　　退休，对马丁来说是块心病。我找到两年前他发给我的电传：“你也许知道我已离开国际诗歌节了，因为年龄的缘故。去年第二十七届诗歌节以后，我六十六了，在这个国家，六十最多六十五就得停止工作，我非走不可……”他在字里行间一步一叹息。
　　自九二年十月到九三年夏天，我在荷兰的莱顿大学做驻校作家。这职位是专为流亡作家设置的，马丁是推动者之一。从莱顿到鹿特丹坐火车四十分钟，按美国标准，等于住在同一个大城市。可我不常见马丁，一来他是个大忙人，再说那阵子我整天跟自己过不去，根本没串门的心思。我们多半打打电话，马丁有一套程式，总是先问起我的家与国，再谈正事。
　　记得九三年春天，我专程去看马丁，并约好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相当地道的广东馆子，就在诗歌节办公室附近。那天尤克也在，她的脸像月亮反射着马丁的阳光。我们边吃边聊。说到得意处，马丁又拿出马高明的信给我看——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和尤克送我上火车。太阳暖洋洋的，经历一冬凄风苦雨的荷兰人在车站广场散步。马丁突然说他老了，还患有糖尿病。我说你该退休了。马丁转过头来，惊奇地扬起眉毛，表情古怪，白色胡渣从粗大的毛孔钻出来。他盯着我，似乎在察看有没有什么阴谋。“是啊，这是个好主意，”他苦笑着说，“可我有的是精力，再说退了休，我能干什么？”是啊，国王怎么能退休呢？
　　马丁国王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一九九六年被废黜。
　　关于此，有很多传闻，我宁可不闻不问。接他班的是个年轻女人，有个俄国名字：塔吉雅娜（Tatjana）。她告诉我，这名字是她父亲热爱普希金诗歌的结果。两年前我们在巴黎诗歌节见过面。她是那种新型的职业妇女，精明强干，生气勃勃，和马丁的作风完全不同。马丁国王是被民主制度废黜的，大势所趋，也是没办法的事。听说马丁不服气，要另搞一个国际诗歌节，分庭抗礼。我真为马丁难过，想写封信，劝他放弃复辟的企图。可这年头，谁又能说服谁呢？
　　“所有权力都有腐蚀作用，绝对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这是帮我做翻译的柯雷用英文教我的，对我来说像个绕口令。那是九二年夏天，在鹿特丹诗歌节上。
　　在马丁国王执政的晚期，早已出现种种不满，起初声音微弱——几只苍蝇，渐渐变成轰鸣。我相信，马丁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诗歌节期间他把布蒙在眼睛上，跟大家捉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