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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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薄西山时,不免感叹:众人星散,看来“联络副官”这些年有点儿玩忽职守。
老刘要回去了。那边饭馆告急,加上签证也到期了。临走,我陪他去采购。他买的都是饭馆所需,大到蒸锅,小到姜蒜,塞满一个大纸箱。我打电话为他订位时,发现由于班机衔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机场待整整一昼夜。我拉他去法国领事馆办过境签证,不肯,他要为赎身省钱。结果在机场遇到麻烦。柜台后面漂亮的小姐皱着眉头,一边翻着护照,一边打量着大纸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绒服,她坚持老刘必须得办法国签证。好说歹说,又找来上级,才放行。
别后,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正当搬运工人倒腾那个大纸箱时,老刘缩在柱子后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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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铨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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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八点,我在香港的一家旅馆醒来,捡起从门缝塞进来的当天报纸,回到床上浏览着,没有重大新闻。略过那些因冷酷而堆满虚假笑容的政治家的照片,我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孔。他一手拿着烟,在摄影机前和女演员交谈,看来他筹划已久的《华工血泪》终于开拍了。我再看标题,心里一惊:名导演胡金铨猝逝台北。他是昨晚六时在冠动脉硬化手术时逝世的,享年六十六岁。要说我已见过太多的死亡,但胡导演的离去还是让我无法接受。心情恶劣,我给洛杉矶的老顾打了个电话,他也知道了。我们没有多谈,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和胡导演是一九九○年在洛杉矶认识的。我这些年四处漂泊,时间、地点和人物往往都混在一起,我却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见面的环境、氛围和谈话细节。那是由原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穆晓澄夫妇,在一家相当典雅的江浙餐馆“钱塘春”请客。我实在孤陋寡闻,既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甚至也没听说过他的名字。他身材不高,略微发福;和身材相比,脑袋显得很大,眼睛炯炯有神。我被他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吸引住了,那是没有经过革命风暴的污染的京片子,会让人唤起一种比乡愁更加悠远的记忆。
他离开北京正是我出生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当时他高中毕业,在同班同学的怂恿下,想去香港试试运气。他去找刚接管北京的当区长的亲戚帮忙,被狠狠训了一顿,可没过两天,他去香港的通行证被批准了。
在《他乡与故乡》这篇散文中他写道:“也是在‘旧社会’,有这么个说法:世界上有两个都市是‘流沙’,就是北京和巴黎;只要你在这两地方住上几年,就不想搬了。说北京和巴黎像‘流沙’,是形容这两个都市迷人的地方,要慢慢地体会,时间长了,你就爱上她了。越陷越深,终于老死斯土。这种说法是对‘外地人’而言,像我这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人,并没有这种感觉,而且很厌倦那种死气沉沉的环境,时时想冲出去。”
他从小好读书,在香港找到的头一份工作是在印刷厂当校对,这多少还算有缘份。可校的头一本书竟是香港的电话簿,第二本更倒霉,是没有标点符号的佛经。他干过的工作五花八门,在美国新闻处打杂,在广告公司画画,在电影公司当布景师,当演员,终于熬成了导演。他的成名作《大醉侠》,一炮走红。接着又转到台湾拍了《龙门客栈》,在香港创国语片的卖座纪录。随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拍《侠女》。《侠女》获一九七五年戛纳电影节“最高技术奖”。权威的英国《国际电影指南》一九七八年把他选为国际五大导演之一,在亚洲导演中,他是继日本的黑泽明之后第二位获此荣誉的。那是胡导演的鼎盛时期。
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拍《侠女》时,有一场戏要古宅空庭的萧瑟效果,可他嫌芦苇不够高,宁可再拖几个月等芦苇长高了再拍。如此刻意求精,不计成本,必然会和老板发生冲突。连着几部片子不赚钱,就没人再找他拍电影了。这十年来,他只拍了《画皮》,都是好编剧、名角,就是不成功。我认识胡导演,正赶上他走背字。也许正因为此,才和我们这些社会上的闲杂人员来往。我常路过洛杉矶,每次和朋友们聚会都少不了他。
听胡导演聊天,是一种享受。他天大的事芝麻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妙趣横生。他聊起天来从不知疲倦,且不容别人多嘴。周围的朋友都很知道分寸,绝不会扫他的兴。据说有一回,一个不懂“规矩”的毛头小子多说了几句,竟惹得胡导演大怒:“你,你怎么不让我说话?”而我天生就是个听众,所以和胡导演挺合得来。九五年初,我经过洛杉矶,住在老顾家。一天晚上台湾的资深记者卜大中要请我和胡导演吃饭。那天早上我刚醒,就接到胡导演的电话,要先过来和我聊聊。从九点一直聊到中午一点,接着胡导演拉我到一家北方小馆点了面条、葱油饼和酱牛肉。连吃带聊到两点半,我有午睡习惯,明显感到体力不支了。看这架式胡导演要聊到天黑,接上傍晚的那顿饭局。回老顾家的路上,我忍不住透露了我的恶习。
“午睡?”胡导演吃了一惊,样子显得很失望。但接着说,“哦,那是福分。行,咱们晚上见。”
胡导演在香港影艺界是有名的怪杰,这指的是他脾气古怪,戏拍得不多,不务正业,著书,开画展,讲学。他收藏的书多得没地方放,一部分捐给了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据他的前妻钟玲讲,他生平最大的乐事就是不务正业,而一拍电影就头疼,因为得拼命地干活,没时间看闲书、喝酒、跟朋友吹牛……
说起来,胡导演那四海为家,他乡当故乡的潇洒劲儿特别让我佩服。他在北京、香港和台北都住过,后来和我一样,流浪美国。有人问起他的故乡是哪儿,他或曰香港或曰洛杉矶,单单不提北京。
去年十月,老顾和穆晓澄相约从洛杉矶开车到我这儿来玩,胡导演知道了,也要一起凑热闹,结果反倒是他的兴致最高。穆晓澄在电视台干活,太忙,时间老是凑不到一起。胡导演等得不耐烦了,嚷着要和老顾搭“大灰狗”长途汽车过来。最后未能成行,两个月后,我陪父母去洛杉矶,胡导演已去了台北,我们错过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胡导演死后两袖清风,膝下无后。人们忙着为他选择安葬地、塑像、建立基金会,沸沸扬扬,而我只有一个愿望:去看看他的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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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联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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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泳是假名。这样免得美国移民局或中国某派出所有一天找他麻烦。其实,我根本没见过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熟悉的只是他的东北口音。
去年秋天,邵飞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我叫于泳,你可能没听说过我。我爹和你妈是小学同学,这样我得到了你们的电话。”接着他零乱地讲了自己的故事。他在家乡做过期货,到外地倒过盘条,发了点儿小财。去年到加拿大谈生意,未果,于是潜伏下来,从长计议,为了有一天打开海外的市场。没想到加拿大经济不景气,手头越来越紧。有人劝他,美国好挣钱。“他妈的美国,比加拿大强不到哪儿去。”他说着说着来了气。邵飞问他现在何处。“旧金山。我的加拿大签证过期了。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最后他才说明意图,希望能到我们这儿来,想想办法,给他找份工作。“要说干啥都行,我能将就。”邵飞要他留个电话号码。“我没电话,现在我在街上用的是电话卡。”看来还只能单线联络。
我们刚有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实在没有勇气再接待一个八竿子够不着的陌生人,尤其在商界混过,更让人敬畏。于泳却以他特有的方式固执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他作为单线联络的上级,并不常来电话,每次想必都是他生活中的转折时刻。有人说纽约好挣钱,他到了纽约。“这儿也不咋样,”他对纽约作了如下评论。“汽车挤满街,楼房黑黝黝,空气污染邪乎。黑人太多,危险。工作可不好找,没工卡,老板理都不理。”他传递的情报越来越简短,看来形势变得很严峻。
今年四月,他突然提出借钱。“这美国是待不住了,”他结巴起来。“我、我想回加拿大,能、能不能借我点儿路费?”邵飞找我商量。可正赶上我们手头拮据,预购了夏天出门的飞机票,还清信用卡账单和每月的房屋贷款,账户所剩无几。我知道,一个人开口借钱必是万不得已,再跟邵飞商量。但我们的上级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他此刻在旧金山街头游荡,迎着海湾的落日,郁郁寡欢,兜里揣着和世界最后的联系——一张电话卡。
三周后,我们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英文机器的声音:“这是对方付款电话,如果你愿意接的话,请按三,否则……”其中突然夹杂着于泳绝望的叫喊:“邵飞,请快按三,我有急事!”按了三,他像个溺水者终于浮出水面。“我进大狱七天了。这里的日子太苦了,三十人挤在一屋,伙食又差。他们今天才还给我电话本。”他在一家中国餐馆刷碗时,遭到移民局官员的突然袭击。老板被重罚;他锒铛入狱,关在西雅图,紧靠加拿大边境。“我在美国只认识你们。借我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一定还。”从几百美元的路费升到四千美元的赎金,我们到哪儿去找?“那、那,赶快给我父亲打电话,让我弟弟汇给你们,你们再用现金支票寄给我,务必在本月二十九号以前,那天法院开庭,我缴了赎金就可以申请政治避难了。”接着他提起在温哥华有哥儿们,可以帮邵飞办画展。这话说得实在不是时候。再问他的电话号码,他说牢房有台既没拨盘也没号码的电话,只能打对方付款,看来联络方式不变。
此刻我在东京的成田国际机场转机回美国,在顶楼的快餐厅要了碗日本牛肉面。旁边是两位台湾小姐,正在讨论美元和日元的汇率,计算在免税店给老爸买的XO法国白兰地。另一边是看来久居美国的华人夫妇,正在训两个小不点儿。“说实话,是谁推的桌子?”妈妈厉声问。父亲捅捅她,“用英文。”妈妈用英文重复:“是谁推的桌子?”我们的目的地都是美国。移民是否合法,取决于时间、亲友、金钱,还有机遇和对法律解释等多种因素。美国除了印第安人都是移民,只不过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说到天赋人权,其实每个人都有权选择他在地球上居住的地方,即迁徙自由。于泳却为了追求这自由而锒铛入狱。
从于泳发出呼救信号到开庭只有一星期,邵飞连夜打电话给他父亲,不通。只好通过我岳母设法转告。第二天一早,老父亲终于来了电话,一口苍凉的东北腔。
四千五百美元终于从东北汇出,但路上要好几天。于泳几乎每天来电话,这种对方付款电话非常贵,据说是普通电话费的五倍。但总得让溺水者上来透透气吧。正赶上邵飞动身去马来西亚办画展,这营救的重担就落在我肩上。
五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开庭的头天下午,我在提款机取钱时发现那笔汇款到了。立即赶到银行买下一张现金支票,再冲到邮局,用快递寄邮。邮局的人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可以收到。柜台后的亚裔小伙子,扫了一眼这只有信箱和宿舍编号的地址,疑惑地抬头问:“你肯定他能签名吗?否则快递会退回。”他们见多识广。于是我签名,作了收信人不必签名的选择。
回家于泳又浮出水面,我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第二天下午,他来电话沮丧地说,支票还没收到。同牢房的中国人走了,他不会英文,跟狱卒扯不清。急中生智,他让我等一下,他试着去找个狱卒来接电话。过了好久,一个浓重的俄国口音出现在电话线另一端。我直纳闷,这美国监狱莫非被俄国人接管了?我向他保证,支票肯定到了,请他马上去查查,快点儿释放于泳。他告诉我,他无法照办。我火了,你们到底谁管?再换回于泳,他解释说,没找到狱卒,只好请同牢的俄国人来听电话。这都哪儿和哪儿。我从俄国人那儿得知,赎金不是四千,而是两千五。“嘿,太棒了,现在有钱比啥都强。”他兴奋极了,转而问我:“你刚才看了NBA的决赛了吗?人家芝加哥公牛队还是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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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线联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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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支票一个星期后才落到于泳手里。我不能去告邮局,他们递进去的是另一个世界;更不能告监狱,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于泳,那样会作为蛇头的嫌疑折进去,正好和他掉换位置。这期间,于泳经常向我传达他的焦虑和愤怒,我在表示同情之余,也为这个月的电话账单担忧。
又过了十天,于泳终于获得了自由。他在西雅图的唐人街用电话卡给我打电话。兜里揣着两千美元,说话有了底气。“咱哥儿俩有缘分,将来得好好在一起唠唠。”我问起他今后的打算,他说开庭推到两天以后,办政治避难至少先合法地留下。以后呢?不行再回加拿大。“签证过期没关系,”他的口气中有股久经沙场的味道,“边境上不是没什么人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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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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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这称呼,八十年代初开始流行,是“同志”与“先生小姐”之间的过度。在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这个词严重磨损,其中的辈分、年岁、技术、能力,甚至潜在的性别意识都消失了。
我在建筑业干了十一年,五年混凝土工,六年铁匠,到了都没当上师傅。岁数熬够了,但技术不熟练,一直是二级工,连工资都没长过,谁管你叫师傅?当过我师傅的可不少。事实上,除了学徒的,几乎人人都是我师傅。
六九年三月,我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报到,跟行李一起装进卡车,拉往河北蔚县的工地。我们的任务简单明确:开山放炮,在山洞里建发电厂。
我头一个师傅叫向桂林,他是个六级木匠,领着一帮知青和当地的民工干杂活。向师傅河北人,一看人就老实,话不多,总是笑呵呵的,牵动满脸善良的皱纹。他从前在矿上干活,得了矽肺病,咳得很厉害。我们这帮知青,上班总是扎堆聊天。向师傅经过,一声不吭,自己动手干起来。
下放的会计张胖子和“阿驴”跟向师傅住。每天晚上政治学习,全班人马挤在他们小屋抽烟打盹儿。这回知青来了精神,轮流读书读报,声音高亢。向师傅不识字,在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前有点儿慌乱,两只粗手卷着“大炮”,一点火,脸顿时被烟雾蒙住。
“阿驴”是我的初中同学。他眼镜厚厚的,个儿高高的,走起路来三道弯。那架式哪儿有防人之心?他带来一台红梅牌半导体。有一天被贴了大字报,说他偷听美国之音。向师傅知道了,跳着脚大骂,从未见他生那么大的气。工地来人调查,他作证说:“根本没这么回事。”“阿驴”总算过了关。
几个月后正式分工种,我被分到混凝土班。在工地常能见到向师傅,他带着“阿驴”放线。我挖沟,向师傅蹲在沟沿抽烟,背后是天空。他突然剧烈地咳起来。两年后,在宿舍聊天,突然听到向师傅死于肺癌的消息,我忍不住嚎啕大哭,把在场的师傅们弄得莫名其妙。工地死人好像一阵风,是不留痕迹的。
孟庆君,山东人,小个子,黧黑,金鱼眼,满嘴脏字。他那时候快五十了,可别的师傅都管他叫小孟。我们班长刘师傅整天拿他开心。他当年的笑话可多了。刚解放,小孟从山东来北京,头一回坐火车。买了票一转身,火车开跑了。他站在月台上,指着火车破口大骂:“火车,我日你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