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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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爬上电线杆，把包裹绑好。第二天早上果然不见了。
在蔚县工地，小孟在洞里当安全员，后来转到我们班组。那天上夜班，我们把拆开的铁支架扛到另一个山坡上去。小孟突然来了气，啐了口唾沫，把手套一扔，骂开了：“呸，三孙子，瞎他妈指使人，这活儿不是白干？”他往地上一蹲，罢工了。班长只好忍气吞声，绕着他走。这情况有点儿像政界元老，骂两句，皇上也得听着。
不久我们搬到北京远郊的东方红炼油厂，小孟正式成了我师傅。我们俩整天穿着大胶靴，拖着震捣棒，在刚浇灌的混凝土中跋涉。那好像是一种没有终点的比赛，裁判是死亡，看谁在这样的行走中先耗尽生命。他对我的劳动评价挺高：“不怕脏，就怕累”。我晚上看书看得晚，他每天早起冲我嚷嚷：“晚上耍夜猫子，早上耍死耗子。”如今我也冲我女儿这么嚷嚷。楼盖多了，我们的住宅条件有所改变，从上百人同住的大工棚，搬进尚未装修粉刷的宿舍楼。我、孟师傅和另一个人住一屋。那简直是一种奢侈。工地开大会，指导员大叫大喊，挨家挨户砸门。我把门反锁，躲在屋里看书，孟师傅翻着金鱼眼帮我打掩护。
他说话特损。夏天中午午休，我们一帮朋友到水沟游泳，每人穿着游泳裤，外边裹着橡胶雨衣。孟师傅看不惯，嘿嘿笑了，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说：“别害羞，下回再少穿点儿，干脆就戴个避孕套算了。”
孟师傅从内蒙弄来一堆生驼毛线，准备给自己织条毛裤。他先向女工取经，学习针法，回来再一点点儿琢磨。每天晚上我读书写作，他戴上老花镜，一针一针地织起来。坐在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从秋天一直织到第二年开春，冬天过去了，眼看着他老人家没穿上。更不幸的是，裤腿织到一半，毛线用完了。再细看，那毛裤又粗又硬，戳在地上能立住，像古代铁甲。我管它叫“孟师傅的毛裤衩”。
七四年我调到三工区的铁工班，跟阎师傅打铁。阎师傅叫什么，我忘了。他又瘦又小，最小号的工作服也显得太大。一顶破帽子汗渍斑斑，帽沿耷拉下来。他少言寡语，有时咕噜几句，谁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师徒俩的对话多半都在那铁砧上。他的小榔头叮当一响起，我的十四磅大锤就得赶紧跟上，轻重缓急，声起声落。铁块转暗，不再迸溅火花，我一身虚汗，眼冒金星，正是两锤聊得更欢时。小榔头一停，阎师傅挥挥手，让我回宿舍。他知道我有个爱读书的毛病。这工夫，他忙着淬火、打磨、收拾烘炉。有时看书看忘了，他来宿舍找我，叫声“小赵”，转身就走。
不久，给我调来个师弟。小王原来是架子工，从七步架上掉下来，把脊椎摔坏了。他膀阔腰圆，比我壮实多了。两个大锤和一个小榔头之间的对话，真是有些惊心动魄。小王一直惦记着用大锤换那个小榔头，借打铁和阎师傅讨论。大锤砰砰地追问：我何时才能当师傅？小榔头斩钉截铁：没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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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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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火是铁匠活儿的关键。有时阎师傅不在，由小王执掌小榔头。结果刚修好的铁镐，因淬火不过关，卷刃断裂，很快退了回来。小王背后骂骂咧咧，怪阎师傅保守。师徒之间，既是权力关系，又有感情因素，技艺承传并不简单。阎师傅几次想教我，我没兴趣，他闷闷不乐，背手扬长而去。
他准是这样嘟囔着：“读书，哼，读书管屁用？不好好学技术，喝西北风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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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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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某，大款也，外号“芥末”。他进美国赌场登记，问他叫什么，他摇摇头——不懂，人家顺手给他取个英文名字吉姆（Jim），他再音译成一种颇有个性的佐料。“这名字不赖，”他跟我说，“芥末。”
我和芥末走到一起来了，冥冥中必有上帝的安排。要说我俩在生活上完全没有共同点：他做生意，我写字；他挥金如土，我两袖清风；他占山为王，我满世界奔走。谁承想四年前，我们同时搬进这个美国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镇。
芥末东北人，个不高，瘦，寸头，一对招风耳挺喜庆。他生长在山东胶东半岛的小村子里，八岁那年跟爷爷去东北找当林业工人的父亲。那童年的贫困刻骨铭心，按他的话来讲：“我十五岁以前没穿过线裤。”初中毕业后留在林场，开大卡车，在林区小火车烧锅炉。给他评工评成二级，少拿五块钱，开始闹情绪。那天早起上班，他说他病了，师傅不满地摇着头，拿他没辙，只好让副司机烧锅炉。他躺在火车头和煤车之间的平台上睡着了。小火车在过桥时突然出轨，车上的圆木冲向火车头，把两位师傅活活顶死。他小子命大，从梦中直接掉进结冰的河上。爬起来，一瘸一拐，跑了四十里路去报信，到了场部才发现右胳膊摔断了。
后来当兵，父亲给连长打了个大立柜，换来为首长开车的美差。他在林场拉圆木拉惯了，可得小心点儿，别把首长颠着。七十年代末，他考上政法学校，毕业后进了公安局，成了跟踪和窃听专家。这可是门真本事，要不怎么能跟上七十二变的时代呢。
他对数字过目不忘，车一过，他准能记住车牌号码。但他坚决不学英文，遇事手一比划，再蹦几个英文单词。去年他跟我去买辆旧车，人家开价五千，芥末心急手快，伸出四个指头，嘴也还跟得上：“Fourdollar！”愣把车价还成四块美元。那卖车的墨西哥人差点儿气疯了。
英文不灵，总会有点儿小麻烦。有一回去自动提款机取钱，他麻利地刷卡，嘀嘀嘀，输进两百美元的数目，没想到竟吐出一堆邮票，原来是台售邮票机。芥末不爱写信，这两百美元的邮票够他用一辈子了。
要说芥末不会英文也不对，凡赌场用语，从钱数到纸牌的颜色等级组合以及比赛规则，他全都一门清。他的手势特别丰富：沮丧、踌躇、愤怒、咒骂，老美都懂，特别是凯旋时啪地一拍桌子，让输家心惊肉跳。芥末有一阵天天去赌场上班。附近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开有赌场，我跟芥末去过一趟。一进门，不少人都跟他打招呼，芥末挺胸收肚，笑眯眯地挥手致意。发牌的更是对他毕恭毕敬。他在赌场有自己的账号，吃喝免费。他有一种大家风范，输点儿钱面不改色心不跳。只见他挥手之间输了八百块，于是谆谆教导我说：“赌博其实跟做生意是一码事，敢输才能赢钱。”
去年开春，他在印第安赌场赢了五百，加上兜里原来揣的七百，回到我们小镇，欲罢不能，过家门而不入，租了辆车，直奔一百多英里外的雷诺（Reno）——美国第三大赌城。沿途多是山路，赶上下雪，必须要加防滑链。这是美国法律。他一听六十美元，立马退货，对那工人说：“No！”拍拍自己的胸脯，伸出大拇指，这意思很简单：老子车开得棒，用不着这玩意儿。人家如数把钱退给他。可没开出多远，一辆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可不管他怎么比划，刷，一张八十美元的罚单，还用步话机召来一辆吊车。那司机熟练地运用大钩子和钢缆，连车带人吊起，再绑在吊车平台上。芥末来美国还从来没这么风光过，高高在上，视野开阔，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司机护驾，真有点儿国家元首的架式。可惜吊车没开多远，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下，除了吊车费，还得照样花钱买防滑链，外加安装费。到了雷诺，又花钱找人拆下那倒霉的玩意儿。还没进赌场，里外里已经被宰了两百多。苍天在上，眼见着芥末走背字，没过多久全部输光，只剩下九块钱。出门再去装防滑链吧，不够。他用手指头戳着皱巴巴的纸币，拍拍口袋，一摊手。人家在赌城干活，什么样人没见过，得，好歹帮他装上了。可这九块钱的安装有问题，回租车公司一查，防滑链把漆皮打坏了。没买保险？赔。没现金？好办。女职员押着他去银行提款。可这还没完，五百美元不够，又寄来一千二的修车费。更倒霉的是，芥末从此上了这家公司的黑名单，永世不得翻身。
自九七年夏天，我跟芥末常在一起，交流赌博经验。没想到他居然还喜欢诗，要去我的一本诗集。有时他冷不丁背出我的诗句，吓得我一激灵，以为我那隐秘的声音是被他窃听到的。
正写到这儿，电话铃响，是芥末。我们有半年多没联系了，听说他在国内做生意做砸了。这边既要养家糊口，为了办绿卡，还得缴足美国的苛捐杂税。于是两口子双双去餐馆打工。我约他过来聊聊，说到就到。他手上有刀伤，裹着胶布，再卷起袖子，胳膊上满是燎泡的痕迹。人倒是比以前精神了。他在餐馆什么都干，洗碗、炸锅、红白案，有时还掌掌勺，每天干十二个钟头，能吃能喝，倒头就着。
中午我请他到市中心的一家中国馆子吃便饭。他是干一行爱一行。进了餐饮业，他对诸如点什么菜干净，烹调程序以及什么样餐馆赚钱全都门清。来美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没办法，如今老婆孩子都不愿意回去了。说到将来，他准备打工攒钱，自己盘下个餐馆，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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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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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他金盆洗手不赌了。有时半夜开车带餐馆的黑工们去赌场，每人收五块钱汽油费，他躺在车里睡大觉。偶尔跟着进去看看，支支招。赢了，问他是否会赌，他摇摇头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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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空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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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临回北京时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该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黏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一九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
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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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人家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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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弟弟来巴黎看我，家楷托他带来大大小小十来条精致的小鱼，由珐琅和金丝镶嵌而成，摇头摆尾，若不是重了点儿，放在水中多半能游走。这是他太太开的工厂生产的。
七十年代初，我通过中学同学认识大中。他在中专教书，口才好，喜欢抽雪茄，满肚子学问随烟雾沉浮。他是天生的文学评论家，可惜那年头无书可评，只好就凑合着把他精心裁剪过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理论外衣套在样板戏《海港》和电影《春苗》身上。谁知道连这类文章也和地下文学同命运，无处发表，还得掖着藏着。
有一回大中跟我聊天时透露，家楷是他中专同学，喜欢我的诗。一天夜里，我正钻被窝看书，有人敲门。只见一个人风风火火冲到我床前，满嘴酒气，唾沫星子乱溅。我吃了一惊，再细听，才明白来者正对我的诗赞不绝口，说我比他崇拜的当今大诗人吴三元（何许人也？）还棒。那时候年轻，哪儿经得住这么夸，夸得我直头晕。还没定下神儿，他又像来时那样突然消失了。
此人便是家楷。一晃三十年过去了，他长我五六岁，眼见着奔六十了。我至今还记得他当年的模样：个儿不高但结实，头发蓬乱，眼镜腿缠着胶布，笑起来嘴角朝下，似乎随时都能转成嚎哭。他爹惨死于文化革命中。说到此，他两眼发直，一脸杀气。自打我们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