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2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从大学乘车去拉马拉的一所难民营。所谓难民营，其实就是为被逐出家园的人所建的临时住处，说临时，好几代过去了，拥挤不堪。我们先来到难民营的文体娱乐中心。迎面是被坦克撞破的门，满地纸片碎玻璃，电脑乐器健身器材等所有设备无一幸免。中心的负责人抱歉说，没有一把好椅子能让我们坐坐。他摊开双手问我们：你们说说，这就是恐怖基地吗？
几乎每堵墙上都有个大洞，贯穿家家户户。这是以色列新发明的爆破武器，嫌破门而入麻烦，索性穿墙越壁。看来，这种新技术带来新的串门方式，正在改变人类的礼仪传统。我们来到难民营小巷深处的一家住户。“客人”串门时，不仅毁了电视机，还伤了主人。我不懂阿拉伯语， 而他们手势表情中的那种绝望与恨，一看就明白。
晚六点，阿拉法特要接见我们。这并没写在时间表上，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陪我们的雷拉说，会见只有半小时，随后阿拉法特要召开内阁会议。由警车开道，到阿拉法特官邸时，天已擦黑。大轿车进入大门穿过空场，停在一栋外表普通的楼房门口，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把守。雷拉带我们上楼时，多数记者被拦住。我们被带到一个休息室，大家聊天开玩笑，自由散漫惯了，不习惯这种正式场合的压力。大约十分钟后，我们被带到对面房间，阿拉法特站在门口，由雷拉介绍，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阿拉法特带着他那著名的微笑，和照片中的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个子比想象的还矮小。小个子自有他们对付大世界的办法，一般来说，他们更自信更顽强更务实更富于挑战精神。以色列当局的那些战略或心理专家大概没想到这一点。
这显然是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兼会客厅。一头是办公桌，旁边立着巴勒斯坦国旗；另一头是一圈沙发，茶几上放着一盆娇气的睡莲。阿拉法特和我们头头罗素坐中间。按事先说定的，这次会见不对外公开，故所有记者都被赶了出去。罗素首先代表国际作家议会说了几句话，表示对巴勒斯坦独立和自由的支持。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来看望达维什的。阿拉法特指着达维什开玩笑说：“他是我们老板。”每个成员都说了几句话，由雷拉翻译，但阿拉法特时不时用英文回答。索因卡说，他希望不要把仇恨和冲突写进教科书去。阿拉法特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说：“绝不会的。我们甚至相反，太不关注对历史的描述了。”说到仇恨，他感叹道，小时候他家就在哭墙附近，他整天和犹太孩子们一起玩。如今这几乎是不可能了。最后轮到我。我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想知道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和重重困难，你是否还保持着当年的理想？阿拉法特激动地跳起来，指着他身后的庙山（Mount of Temple）的巨幅照片。特别是那醒目的镀金圆顶（Dome of the Rock）和旁边的犹太教寺院。庙山不仅是伊斯兰教，也是天主教和犹太教圣地。基督曾在这儿布道，希伯莱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第一个祭坛也在这儿。阿拉法特用指头划了个大圆圈，意思是在一起和平共处，那就是他的理想。他也是个会用隐喻的人，那是一种能力，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另一种方法另一个向度。很难想象他的对手沙龙使用隐喻，沙龙的语言倒是直截了当，那就是坦克。三天后，他的坦克冲进阿拉法特官邸。
会见大约一小时，超过了原定的时间，内阁会议不得不推迟了。阿拉法特和大家一一合影。他又跑来跑去，拿来二○○○年伯利恒（Bethlehem）巴勒斯坦发展计划的画册和纪念章分送给每个人。布莱顿请他在画册上签名。临走，调皮的布莱顿走近阿拉法特的办公桌，卫队长想拦住他，他闪身偷走了桌上的一块巧克力，放进嘴里。
午夜之门（3）
晚八点，我们在拉马拉阿尔…卡萨巴（Al…Kasaba）剧院和巴勒斯坦诗人一起举办朗诵会，下面挤满了听众。有人告诉我，由于围困，好久都没有搞这样的文化活动了。首先由达维什朗诵。从台下会心的赞叹声中，能感到他是巴勒斯坦人的骄傲。他的诗让我想起已故的以色列诗人阿米海（Yehuda Amichai），十二年前我在耶路撒冷诗歌节上见到过他。他们俩的诗中居然有某种相似的音调：在词语中的孤寂状态，与现实的无奈和疏离，对大众喧嚣的畏惧，试图以自嘲维护的一点点最后的尊严。我不知道他俩是否见过面，也许这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若两个民族都能真正倾听他们的诗人就好了。就像帕斯所说的，诗歌是宗教和革命以外的第三种声音。这声音，并不能真正消除仇恨，或许多少能起到某种缓解作用。
就在今夜，诗歌在突破仇恨话语的围困。
第二天一早，我们要离开拉马拉，去加沙走廊（Gaza Strip）。我醒得早，打开电视。CNN六点钟新闻，头一条就是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镜头，接着巴勒斯坦发言人宣布：阿拉法特决定不去参加正在贝鲁特召开的阿拉伯高峰会议。我不明白这两件事的关联，但这决定显然就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两个意象的叠加会让人有非份之想。是国际作家的支持让他坚定了斗争到底的决心？
从昨夜起，每层楼都派了两三个武装警察，持枪守卫。听说是由于萨尔马戈的激烈言论惊动了葡萄牙总统，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拉法特，希望能确保他的安全。
达维什等人来旅馆送行。塔妮娅送给我她在巴黎演唱会的录音带和她编的书。她最后说：“和加沙相比，这儿就得算天堂了。”
从拉马拉到加沙的路并不远，但走走停停，开了近三个小时。进入加沙前，我们在边境检查站换了联合国的专车，由联合国驻加沙援助总署的负责人陪同。行李要特别检查，和人分开，乘别的车辆过关。我们的护照被收走，足足等了一个多钟头，才出来个以色列官员验明正身。雷拉告诉我，我们的运气好，若没有联合国帮助，很难进入加沙。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若无特殊许可，则永远不能离开那里。
进入加沙比预定时间晚了俩钟头。一过边境，车就被焦急等待的当地记者团团围住。但时间紧迫，说好暂不接受任何采访。雷拉打开车门，先解释，转而大发雷霆，记者们只好悻悻离去。她双手插着腰对我们说：“他们以前都很乖，说一不二。如今就是被美元闹的，打破脑袋往里钻。哼！”
这时上来一个中年男人，他叫罗基（Raji），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主任。他开始秃顶，脑门沁出汗珠。他英文流利，但有一种明显的焦躁，词像弹壳般弹跳。他律师出身，从事人权活动多年，被以色列当局监禁过。车在行进，他站在车门口向我们介绍加沙的情况。
加沙走廊是块沿地中海展开长四十六公里宽六至十公里的狭长地带，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在加沙，一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占百分之六十的土地，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以色列控制了百分之四十二的土地，包括定居点军事基地及隔离区，而以色列犹太移民仅六千人，占加沙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四分之三的加沙人是一九四八年被以色列逐出家园的难民及后代。
横贯加沙的惟一一条主要公路由以色列控制，专供以色列军车和犹太移民使用。而巴勒斯坦人只能挤在土路上，连这土路还被两道哨卡切割，下午五点以后禁止通行。每到高峰时间简直是灾难，哨卡前面排着长龙。路窄，常出事故。就在我们眼前，一辆卡车翻在路边。坐我旁边的联合国驻加沙的副代表卡伦（Karen）是个美国女人。她告诉我，以色列怕自杀式的汽车爆炸，规定在加沙每辆车必须坐两人以上才能通行。她说连她开带有联合国标志的汽车，还是尽量让她儿子坐旁边，以防不测。
车转弯，沿海边道路行进。蓝天白浪绿树，总算让人喘口气。罗基告诉我们，前不久一个西班牙代表团来访，被他们地中海邻居的赤贫吓坏了。以色列掌有制海权，巴勒斯坦渔民只能在六公里以内的海面打鱼。经过一片草莓地。罗基说，很多欧洲人吃的是加沙的草莓，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加沙的草莓得先运到以色列，在那儿包装并贴上他们的商标再出口。更甚至的是，连加沙的地下水也被以色列人抽走，再用管道输送回来，卖给加沙的巴勒斯坦人。这种剥削倒是赤裸裸的，不用藏着掖着，准让全世界的资本家眼馋。
我们来到海边一个以色列定居点附近。这就像刚打过仗。道路坑洼，周围建筑大都被摧毁，废墟上弹痕累累。高墙围住的定居点有炮楼守望。这是加沙十九个定居点之一。罗基告诉我们，仅在这个路口，就有八十多人在抗议示威时死在枪口下，多是青少年。
加沙与西岸不同，被以色列铁丝网团团围住。依我看，除了经济上压榨，就是让巴勒斯坦人自生自灭。他们不仅没有出入加沙的自由，甚至连在自己土地上旅行也受到严格限制。如果说加沙是大监狱，那么这些定居点就是小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被仇恨团团围住。犹太移民根本不可能和本地人接触，出入都靠军车护驾。到底什么人愿意搬到这儿来住？卡伦指指脑袋。“怎么，是神经有毛病的？”卡伦笑着说：“不，他们是被广告骗来的？风景好，房价便宜。多半是美国的犹太老人。”
我问布莱顿，这与当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是否有一比。他感叹说，以色列当局的高效率恐怕谁也不是个儿。这一切似乎是用电脑精心策划的：怎么才能剥削得最多，怎么才能带来生活上最大的困难。
我们继续向前，来到加沙尽头与埃及比邻的拉法（Rafah）省。下车前雷拉警告说，这是极危险的地区，以色列大兵随时可能开枪，大家要尽量集中，别走散。在一帮孩子的簇拥下，沿破败的街道向前，尽头是一大片废墟，堆满残砖碎瓦玻璃碴。边境墙就在五十米开外，以色列的炮楼和坦克虎视眈眈。
罗基告诉我们，为了在边境建隔离区，以色列军队在这一带先后摧毁了近四百栋难民的房屋。仅在今年一月十日，五十九栋民房被推倒，两天后又毁掉四十栋，一千七百个难民无家可归。轻则给四十分钟的时间，让难民取走随身物品，重则根本不事先警告。这时人们让开条路，走过来个中年妇女（看起来像老太婆），通过雷拉翻译，她讲述了当时的可怕情景。那天凌晨两点，没有任何事先警告，以色列的推土机隆隆开过来，大人叫孩子哭。她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把她十三个孩子救出来，而全部家当都埋在砖瓦下。接着是一个老汉的控诉。他听说罗素是美国人，便声嘶力竭地喊：“为什么你们美国给以色列飞机坦克？谁是恐怖分子？夏隆才是真正的恐怖分子？？”
我愤怒到极度虚弱的地步，一个人往回溜达，路上遇见索因卡和胡安，我们一起默默走着。前面不远，高音喇叭播放音乐和口号。胡同口的横幅上有张肖像照片，估摸是个新“烈士”。屋里人影晃动，大吃大喝，沿墙坐着几位老人在抽烟。这像我们中国北方农村办丧事，喜气洋洋的。一个小伙子拦住我们，往里请，看我们不懂阿拉伯文，又叫个人来用英文说：“欢迎。”索因卡指指手表说：“多谢，可我们马上得离开。”他们有些扫兴。
回到汽车旁，雷拉大叫大喊：“你们这些家伙，让我好找。我们必须四点半以前赶到哨卡，否则就过不去了。”一个六七岁的男孩拉拉我的手，让我给他照相，他蹲在汽车旁，做了个V字手势。
途经拉法省民警交通局，稍停。这儿紧挨联合国驻地，不久前被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的导弹击中，房子掀了顶，门窗残缺。省长闻风赶来。但我们要赶路，只好匆匆握手告辞。
赶到哨卡，联合国专车走特殊通道，也还是得排队。而另一边通道挤得满满的，一眼望不到头。罗基擦了擦脑门上的汗，说：“我活了四十八年，从来没这么绝望过。人倒不怕穷，怕的是侮辱。你想想每天过哨卡就是一种侮辱。”
布莱顿指着窗外一个在罗基手下工作的小伙子，说他准是中国人。一问，果然不错。他叫李之怡，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父母来自台湾。他已经不太会说中文了。小伙子高挑个儿，长得挺帅，聪明伶俐。他在哈佛读社会学时，到印度做过义工。去年大学毕业后他来这儿实习，原计划三个月，一拖再拖，打算过了夏天再回哈佛读硕士。他说，他父母都是搞科技的，不太能理解他，整天担惊受怕的。我答应他回美国给他父母打个电话，让他们放心。他一边跟我聊天，一边跟几个巴勒斯坦小伙子说笑。他的阿拉伯语似乎很流利。我为他骄傲，没多少海外华人的孩子能像他那样脱离主流文化走出物质生活的边界。
说起自杀爆炸。他说五十起事件都是住在西岸的人干的，因为加沙人根本出不去。而在这里很难接近定居点。当然也还是有玩命的。他认识个巴勒斯坦小伙子，刚结婚不久就这么结束了。
我们到海滨的一家旅馆歇脚。我和布莱顿明天一早要坐飞机离开，今晚必须赶到特拉维夫，在那儿的旅馆过夜。雷拉说好，晚上十点半找人开车把我们送过去。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还要在以色列待两天，和当地作家及反战组织的人见面。
我和布莱顿都累了，相约到楼下酒吧喝一杯。酒吧空荡荡的。问侍者，他说不卖酒，因为Intifada。我不懂。布莱顿告诉我这词专指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没辙，我们去敲罗素的门，他还剩半瓶上好的苏格兰威士忌。他房间的窗户面对地中海。天色阴沉，海水呈灰黑色，卷起层层白浪。
二十分钟后，我们在楼下集合，步行到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萨尔马戈再次成为采访的焦点。他用法文说，有人不喜欢我使用这样或那样的词，但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这是反人类的罪行。
随后是加沙的巴勒斯坦作家座谈。大概苏格兰威士忌起作用了，罗素一反他的审慎，激动地说：“我大半辈子都是在错误的地点和时间中度过的，但这回我是选对了地点和时间……”
巴勒斯坦作家几乎个个讲得精彩。一个年轻的本地作家说，他刚从朋友那儿得到一本萨尔马戈的长篇小说，正在读。他住得远，为了赶来参加这个活动，今晚他回不了家了，因为道路已关闭。他把这本译成阿拉伯文的书送给萨尔马戈。
晚八点，在一家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风格的旅馆举行招待会。拱形大厅，回廊环绕，到处烛火摇曳。因为Intifada，没有酒。我在柱子之间绕来绕去，碰见法国文化电台的马德兰（Madeleine），卢旺达人。除了她，全家都在种族仇杀中死去。一九九四年国际作家议会在里斯本开会时，作为目击者，她陈述了屠杀后的可怕景象。说起在加沙的感受，她觉得这比当年卢旺达更可怕。和大屠杀相比，这是一种日常性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更无助更痛苦。
出发时间快到了，我到处找布莱顿。有人说看见他在楼上。我转了一圈连影儿都没有，于是回旅馆取行李。联合国的吉普车已停在门口，我请开车的芬兰小伙子稍等，再返回去找布莱顿。他终于出现在门口，步子有点儿不稳。我问他是不是喝酒了？他把食指贴在嘴唇上：Intifada。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