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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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加沙就是以色列的边防检查站。按大兵指示，司机把车停在专门检查汽车的水泥槽沟上。一个年轻女兵正跟两个大兵调情。我们拖着行李进入房间。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挺面善，但一点儿没耽误人家执行任务，把我们翻个遍。
月朗星稀，公路上几乎没有车辆。我一路打盹，到特拉维夫的旅馆已经十二点半了。雅艾尔（Yael）在柜台等我们，她大约四十岁，犹太人，自己开一家小出版社，自愿帮国际作家议会安排在这边的活动。我和布莱顿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雅艾尔坚持陪我们去机场。我请他们俩去喝一杯。先到旅馆的酒吧，有爵士乐队演奏，太吵，于是到我的房间打电话订了瓶红酒。雅艾尔告诉我们，萨尔马戈的言论引起轩然大波。他在以色列很红，一本小说卖到六万册，在以色列可算得畅销了。
我问雅艾尔怎么看自杀爆炸。她耸耸肩膀，眼镜片在灯光中一闪。“我喜欢红酒，喜欢书，”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有一天我被炸死，算我活该。”她用的英文词deserve比“活该”重，有罪有应得的意思？她愿为他们民族的选择承担后果。
我只睡了俩钟头，就爬起来，和布莱顿在大厅会合。雅艾尔姗姗来迟，把布莱顿急得团团转。幸亏有雅艾尔，用希伯莱语跟机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打了招呼，对我们算客气多了。盘问我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姑娘。因为护照上敲了图章，我不能否认去过拉马拉和加沙。她或直截了当，或旁敲侧击，问题虽复杂但概括起来倒也简单：你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可把我问傻了，这是我自己永远也闹不清答不上来的。事后我跟布莱顿串供。幸好他没把阿拉法特招出来，否则我们吃不了兜着走。
大地在脚下一动。我们乘的是英航飞往伦敦的班机。我打开当地的英文报纸《耶路撒冷邮报》（The Jerusalem Post），上面有阿拉法特接见我们的报道和以色列驻葡萄牙前大使致萨尔马戈的公开信。其中这样写道：“你选择使用一个我们不能接受的隐喻，而更难以让我们接受的是一个知道词语权力的人……”
二十四小时后，以色列军队大规模入侵西岸，围攻阿拉法特官邸。
巴黎故事（1）
一
头一次遇见Y是一九九一年春，我在蓬皮杜中心朗诵。散场后，他带着女友找我在书上签名。我一时转向，把他当成另一个搞摄影的了，硬拉着人家下馆子。好在他处变不惊，给了我一次将错就错的机会。
一九八九年以前，他在国内某出版社当摄影编辑。九○年他应邀来巴黎，在法国《竞赛》画报和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组图片，得了国际新闻摄影大奖。
他早年干过野外考察这一行，在中国西南的荒山野地摸爬滚打了八年。巴黎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窄小太文雅。他开着一辆巴黎最脏最破的“宝马”（BMW），在大街小巷穿行。在巴黎定居下来，和广大劳动人民打成一片。温州人做皮包做出了名，几乎垄断了法国的皮包市场。皮包好坏全得靠广告宣传，正和他专业对口。那些从阴暗的地下工厂传送出来的皮包，在和美女勾肩搭背前，先得过他这一关。
“咔嚓，两百法郎：咔嚓，两百法郎。”他得意地描述他的生产过程。其实，这活儿要复杂得多累得多——打灯光、冲胶片、输入电脑、修版配文、送印刷厂、校对调色……最后一道工序才是数钱。
二
我住威尼斯街（rue de Venise）七号。威尼斯街两米来宽，百十米长，恐怕是巴黎最短小的胡同了。它紧挨蓬皮杜中心，像巨大广场的一道褶皮，不易察觉，很少有游客钻进来。而我们这些居民却获得了某种类似虱子的隐蔽视野，比如，从胡同深处可看到蓬皮杜中心新建的巨大电视屏幕，好像乡下人对现代化的窥视。附近有不少小酒吧。酒鬼们在夜间出没，大呼小叫，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每回去三区的温州街买菜，必经广场。阳光在玻璃和金属管道上闪耀。蓬皮杜中心像个巨大的机器胃，游客被吞吐着，好像消化不了的残渣。依我看，蓬皮杜中心是法国政客对未来的一个承诺，除了为自己建造纪念碑外，这种承诺具有某种游戏性，不可认真。而正是这种游戏性成为法国文化的要素之一，从法国电影、时装表演到哲学思辨。
巴黎是我最早熟悉的外国城市，我是从俄国作家艾伦堡（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中认识巴黎的。他十月革命前因参加地下工作而亡命巴黎，一住几十年。那时的巴黎三教九流，云集着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作家、流亡者、梦想家、没落贵族。这套四卷本的黄皮书，几乎成了七十年代中国地下诗人的圣经。人年轻时候读什么书，往往没道理，余生却被其左右。读《人·岁月·生活》的遍数多了，以致我竟对一个从未到过的城市产生某种奇异的乡愁。
八五年七月，我头一回来到巴黎。那是个令人晕眩的夏天。我按艾伦堡的“地图”的大街小巷奔走。故国仍在，只是朱颜改。我发现，那些书中轰轰烈烈的生命，竟未留下多少痕迹。在蒙马特高地，一不留神，竟和一帮日本游客为伍。待我在一家咖啡馆坐定，用跟朋友借来的一张两百法郎的钞票要了杯可乐，笑容狡黠的侍者只找了我四十。
三
Y开车带我去看X君。X君在巴黎远郊买房置地，过着半隐居生活。我和Y先去中国城买了蛋糕，赶上堵车，好不容易才出了城。法国高速公路比美国的窄得多，一般只有两道。而法国的路牌实在有点儿非理性，这八成跟葡萄酒有关，你总不能对酒后行为有过高期待吧？我正对前进方向表示疑惑，Y不耐烦地挥挥手说：“放心，我是老巴黎了。”我们果然迷了路。在几辆巨型卡车的围追堵截中，用手机跟X君联系，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小镇。
X君迎出来。他的头发花白，如今这年头君子实在不多了。他厚道，见多识广，一肚子学问，又善言，本来是该安安稳稳当教授的。他曾花了六年工夫翻译萨特的巨著《存在与虚无》。若干年后，在萨特幽灵的冥冥引导下，来到巴黎并从此定居。他似乎是为一个哲学命题远道而来的，并以自己的生命为证：流亡既是虚无又是被迫选择，如同存在与虚无的约会。
九一年我来巴黎演讲后，和朋友小聚。头一次见到X君，话不多，却甚是投缘。次日，他约我到他家小酌。X君的性格中有一种迷人的东西。他对逆境丛容不迫，天大的事拿得起放得下，并以自嘲化解。依我看，没多少中国文人懂得自嘲，故非重即轻。X君正闷头写书，是为了自己，把这些年在海外的沉思默想用白纸过滤一遍。
他夫人比他年轻得多，是他当年的学生。他们接连得了俩闺女，加上他夫人的弟弟、弟媳妇和两位老人，济济一堂。X君做得一手好菜。只见他掀动大围裙，叮当五四，变得一桌子佳肴，斟上二锅头，让人心头一热。
可以想象当年他在北京授课的风采。如今他远离文化中心，忙于生计，难得有我们这样忠实的听客。他咂着白干，掰开大拇指，古今中外那点儿事，被他一一道来。酒过三巡，最后说到海外的生活，不免有些黯然了。
我们告辞出门，夜凉如水。
四
“我爱你，万恶之都。”波特莱尔（Baudelaire）是第一个专写巴黎的诗人，其诗是对巴黎的咒语。他一生在巴黎搬过四十二次家，从出生的拉丁区奥特弗伊街（rue Hautefeuille）十三号，直到蒙巴那斯（Montparnasse）公墓。我虽如此热爱搬家，也没到波特莱尔那近乎疯狂的地步，尤其在一个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准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得安宁。
也许是光线。巴黎自有其特殊光线，这和天气变幻、河水折射、街道曲折及独特的灯光效果有关。我估摸，波特莱尔准是长期失眠，又无特效安眠药，他只能夜里满街道溜达。那时还没有电，煤气灯加重了他诗中的鬼魅气氛。第二帝国的贫富悬殊及城市的迅速扩建，让诗人难以适从。他拍案而起，参加了一八四八年的一月革命。
如今阶级问题似乎被福利制度掩盖起来了。其实一个巴黎人只要说出地址，就差不多说出了一切。九五年夏天，我父母女儿来巴黎看我，我在七区租了一个单元。那儿有种时光倒错的感觉。每天早上满大街都是珠光宝气的老太太，她们眼珠子往上翻，一步三摇，用软绵绵的贵族口音互相打招呼。而我到近郊的朋友家作客，在那些标准化的第三世界楼群里，各种肤色的孩子呼啸成群，他们精力无限，法语短促刺耳，随时准备接管这座城市。
我从纽约到巴黎，Y来戴高乐机场接我。他摊开中文报纸：昨天巴黎市长竞选，左派获胜。据说这是自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来，第一次由左派执掌巴黎的市政大权。
五
我一到巴黎，马上给N打电话。人不在，在录音机留了话。她晚上打了回来。“你老兄总算到了。”她笑着说。
她曾在富人区的阁楼上住了多年，狭小阴暗，没有洗澡设备，是过去仆人的房间。她生长在广西，在香港上学教书，八九年到巴黎攻读博士。她是为了追随爱情而走遍天涯的。男朋友是法国人，有家室，不能离婚。我给她带来哈金的英文小说《等待》（Waiting）。
“这是个好主题。说来一切是个过程，有时想想，目标反倒不重要了。”她叹了口气，对我说。
她请我们到她家吃午饭。拿到博士后，她在中世纪博物馆工作了一阵，终于在大学找到份教职，生活宽裕些，她搬到拉丁区的一个时髦地段，离萨特常去的咖啡馆很近。房间小而温馨，书占据了大部分空间。没有厨房，炉灶在一个小吧台后面。她像酒吧女侍，端出一道道菜来。
早春多雨，潮湿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在巴黎的中国文人圈里有一种旧式温情，这在别的地方少见。虽也闲言碎语，但不会反目成仇。我猜想这大概和巴黎气候的阴柔暧昧及法国文化中的宽容倾向有关。
Z来迟了。他去年拿到法国社会学博士，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家带孩子。当年那个愣头小伙子，如今面有菜色。刚好Z的救命恩人H也在。他一脸络腮胡子，会唱露骨的陕北酸曲。酒尽人散，N陪我去附近书店买书。巴黎的书店朴素内敛，和美国大书店俗气的陈设及推销方式绝然不同。顾客们和书的关系轻松亲切。
从书店出来赶上暴雨，我们躲进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是作家和出版商常光顾的地方。傍晚时分，灯亮了。N谈到中国的死刑和人类繁衍本能对女人生育的召唤，谈到她自己的研究项目和生活。我面对玻璃窗，看那些雨中惊慌的行人。一张张鲜艳的伞在风中翻开，像折损的花朵。
巴黎故事（2）
六
我沿着赛纳河漫无目的地溜达。那些沿河排开的小书摊都关了，木箱上着锁，大概要等周末或夏天再开张。我纳闷，这古老行业是怎么延续下来的，换个国家早就绝迹了。这恐怕和法兰西民族怀旧、追求闲暇的倾向有关。而闲暇是一切创造的必要条件。如今闲暇正消失，据说是为了追求所谓物质上的舒适，其实闲暇正是舒适他祖宗。在现代化暗夜中，人们忘记了光源。
我拐进卢浮宫（Louvre）内的小广场。时间尚早，没有几个游客，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闪着幽暗的蓝光。这座宫殿诞生于十一世纪未，是奥古斯都（Philippe Augueste）国王在十字军东征时，为保住自己的王位下令修建的一座城堡。后来每个皇帝都按自己意志顽强地改造它，以致面目全非，没什么个性。说实话，我不怎么喜欢这宫殿，让人压抑。依我看，作为法兰西骄傲的同时，它也多少反映了这民族的弱点——虚荣和夸张。
在温州街的小吃店点了春卷、敲鱼面和青岛啤酒，边吃边喝边看中文报纸。饭后回住处睡午觉。我被吵醒，有人在街上高喊我名字，我睡意朦胧地大声应和，此起彼伏，像在两个山头上对歌。有人砰砰砸门，是Y。我睡前把电话挂断，门口的对讲机又坏了，他在车里等得不耐烦，喊上门来。
他总拎着鼓囊的塑料袋。我问他整天拍皮包是不是到了憎恨的地步。“没有的事儿，那是老子的饭碗。”他摆摆手，手中烟卷上的灰散在桌上。
拍包是周期性的，活忙时几个月连轴转。一旦完了事，则跟金鱼一般悠闲。他那消磨时光的方式特别：中午起床，先买份中文报纸，进咖啡馆从头读到尾，然后去下围棋。有个四川饭馆离我住处不远，他整天泡在那儿。黑子白子中，我猜他多半执黑子，代表夜，与白天缠杀。而在棋艺上他毫无长进，如今连他徒弟都让他四子，他还不一定能赢。
一个朋友从德国打电话给Y，说到他的处境：“你他妈的这不是跟历史开玩笑吗？想想看，一个朝代好几百年，一个人能活多久？最多几十年。你这么一折腾，哪辈子才能熬到头……”Y嘿嘿笑着，不答。依我看，他就是要跟历史开这个玩笑，这是他的命。他消磨时光的方式肯定与此有关。
七
C是我的法文译者，在巴黎七大教中国文学。她多年前离了婚，独自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是法国人，多年前嫁给了中国人，故有个中国姓氏，离婚后仍保留下来，好像是她跟中国的最后联系。
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太阳像手电筒晃了一下，就消失了，天又阴下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巴黎的春天简直像开玩笑。她那身讲究的毛料外套，是从露天市场上廉价买来的。按她的话，“都是大裁缝做的。”说这话时她眼会发亮。她没有法国职业妇女那种虚荣。家中大多数家具是她从街上捡来的，不配套但还算和谐，好像由孤儿组成的家庭。
C的性格中有一种悲剧性，而这种悲剧性又被日常生活的琐碎无聊掩盖了。总的来说，这个世界对女人极不公平。女人追求的是感情生活，而一次感情或婚姻的失败往往就会毁掉其一生。C又恰恰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我从未见过她的中国丈夫。他们的恋爱史，是和六八年的革命大火连在一起的。他们厌倦了暴力，搭车到西班牙去玩。每回讲起这故事，她脸上会泛起红潮。
我以前来巴黎常住她那儿。她家在巴黎郊外某小镇一条名叫希望（Esperiance）的僻静小街上，院中有花坛和一棵大柳树。当年她买的房子很小，由于孩子们对空间的需要，房子不断扩建，多半是靠她自己的双手，由于经费短缺，不得不经常停工待料。女儿长大搬了出去，房子尚未竣工转眼已空荡荡的。
这条街并没给人多少希望。两年前的飓风把大柳树连根拨起；接着由于连年干旱地基倾斜，房子出现了巨大的裂缝。虽说有保险，但加固工程旷日持久。更倒霉的是，她喜欢跳芭蕾舞，可两条腿拒绝合作。左腿膝盖的半月板刚做过手术，她像只受伤的鸟连蹦带跳好几个月，右腿又出现类似麻烦……
如今她坐在危楼中备课翻译。她本来就是那种紧张型的人，这世界又偏偏跟她过意不去。但她自有办法，除了跳舞，她还写诗搞摄影。至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