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3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今天晚上座无虚席，听众是冲着斯克沃瑞基来的，他在捷克比米兰·昆德拉名气大得多。六八年苏军入侵后不久，斯克沃瑞基流亡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大学教书，并协助他太太办了一家“六八出版社”，专门出版在捷克的禁书。一个捷克学者告诉我，斯克沃瑞基流亡后，为捷克做了重要贡献；而米兰·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国，自认为是法国人。
斯克沃瑞基得了重感冒，坐在后台，不停喝白兰地。他对我说，他老了，不适合长途旅行。他上了台，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先用母语后用英文朗诵他的小说《低音萨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声雷动，有人高叫着什么，捷克人在向他们的英雄致敬。下半场轮到我，先由迈克讲几句话。他像鸟一样闭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苏珊·桑塔格“约会”，没想到还成了事件，传得沸沸扬扬。苏珊的名气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层神秘色彩。摄影师若萨诺让我帮他说情，给他个拍照的机会；瑞典使馆的二秘让（Jan）托我转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说他是苏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带着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馆大厅等候。九点四十，苏珊才从电视台接受采访回来。“哎，这些愚蠢的问题，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饿坏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饭馆。我发现司机不开计价表，并在城里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价比应有的高三倍。我示意让苏珊先下车，把要价的一半塞给他。他用捷克语破口大骂，好在听不懂，否则非得打一架不可。
在餐桌上，我转达了意大利人的请求和瑞典人的致意。苏珊接过名片，叹了口气说，每回我接受邀请时，总是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媒体。提起哈维尔，苏珊说捷克很多人都在批评他，而她总是为他辩护。上次她来布拉格，哈维尔请她单独到一家饭馆吃饭，旁边坐着几个保镖。她真想问哈维尔一些真实想法。
“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问不出口，”苏珊说。
“让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说，“作为作家，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那比监狱强不到哪儿去。比如，他再不可能在街上散步，跟普通人聊天了。”
午夜时分，我们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代表西方世界的霓虹灯跟布拉格之夜调情。苏珊突然说：“是啊，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难道要的就是这种‘空洞’（emptiness）吗？”我建议再去喝一杯。拐进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我们东拉西扯，都是家常。我说起我女儿、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问题；苏珊说起她的学历史的儿子——她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送苏珊回旅馆，布拉格的街灯让我们迷了路。
纽约变奏（1）
一
我是因为一场大火搬到纽约的。当然，大火只是个形象说法，是指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比如革命。到纽约的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才凌晨四点，从十九层楼的窗户望去，纽约好像着了大火，高楼大厦燃烧，千百块玻璃呈血红色，黑乌盘旋，好一幅末日的景象。原来是我的闹钟仍走着加州的时间，差三个钟头，纽约只不过正日出而已。
那天见着纽约的月亮，也吓我一跳。它出其不意地卡在两栋高楼之间，其大其亮，怎么琢磨怎么不对。如果让纽约的孩子画月亮，多半不圆，被水泥玻璃切削得迤逦歪斜。
曼哈顿这个长十三英里、宽二点五英里的岩石岛，最初是荷兰总督于一六二六年以价值二十四美元的小商品从印第安人那儿买下来的。十九世纪末由于钢筋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人们才开始发疯似地往高空发展。以致有一天，纽约人发现他们自己像鸟栖息在水泥森林里。
纽约人是不会想到地平线的，这事儿生来就和他们无关。如果我在加州的思维方式是横向的话，那么在这儿肯定是纵向的。当电梯把我从地面带到十九楼，我的思想还会继续沿着惯性上升，直到蓝天。按人口比例，纽约人信教的很多，我琢磨肯定和电梯有关。你想想整天上天入地的，哪儿还会有什么关于天堂地狱的神秘感？从某种意义上，电梯成了纽约人思维的原动力。若停电他们被卡在中间，那非疯了不可。
我到纽约的第二天就满街溜达，琢磨纽约人。其思路除了纵向性外，还有线性这个特点。比如，他们约会从来不含糊：二十三街第七大道或两街和百老汇之间。久了我才明白，其实他们是棋盘上的棋子，路线几乎是固定的，而捏住他们的手是钱，是命运，是线性逻辑。这么说，可别以为纽约人直来直去一根筋。与地貌街道相对立的是内心迷宫和九曲回肠，是权力的转弯抹角和股票市场的曲线，这势必造成纽约人灵魂的扭曲。
二
一九八八年夏天头一回到纽约。我们是从伦敦过来的。和垂死的大英帝国相比，这儿有股满不在乎的劲头，北京人叫“愣头青”，但朝气蓬勃。刚下飞机， 我表妹的男朋友就开车带我们去兜风，隔东河观望曼哈顿的摩天大楼。那是黄昏时分，灯火通明，气派果然不凡。第二天乘地铁进城，我差点儿被尿臊味熏晕了过去。好不容易爬出地面，灰头土脸。再抬头一看，那些高楼脏兮兮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好在天热还能挡挡太阳。
我们到东村去找W。当年我头一本油印诗集就是他手绘的封面，我和邵飞也是通过他认识的。他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在纽约一住七八年，黑了下来。这黑和黑还不一样，有的如履薄冰，有的如鱼得水。要说纽约可比哪儿都改造人。这个当年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二年级的好学生，整个变了个人：他眼神阴暗，肥头大耳，一身短打扮，满口纽约土话。他走在街上，三教九流都过来打招呼，满脸崇敬。那时东村是流浪汉、酒鬼、毒贩子和艾滋病患者的天下。他哼哈应声，话不多，拍拍这个肩膀，摸摸那个秃头，奇迹一般，那些狂暴的灵魂顿时平静下来。
他告诉我们，两天后的晚上，穷苦兄弟们要在华盛顿广场示威，反对市政当局驱赶流浪汉的决定，警察肯定会戒严。他为此花高价买了台可连拍的闪光灯。当马队冲进示威队伍警察抡起警棍那一瞬间，他连续按动快门。照片发在本地报纸上，电视新闻也报导了示威场面，作为目击者他讲述了警察的暴行。尽管头部镜头被遮挡，还是为他捏了把汗，他非法居留，一旦被警察发现肯定会报复。可他满不在乎。
问他以何为生，答街头画像。说罢他取下画画工具，拦了辆出租车，拉我们到西四街的繁华地段，那儿已有不少中国画家在拉客。可惜那天晚上他运气不佳，等了两个钟头无人问津。有人提议去大西洋城赌一把，他立马收了摊，扬长而去。
他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混得厮熟，艾伦会很夸张地呼唤他的名字。刚到纽约，艾伦请我们到一家日本馆子吃饭，由他作陪翻译。他用中文拿艾伦开涮，艾伦瞪着眼珠子咧嘴直乐，好像全听懂了。他把警察戒严的消息告诉艾伦，艾伦立即发表声明。在纽约有各式各样的秘密社会。而W自甘与那些社会边缘人为伍，伸张正义，说明他天生反骨，这大概是他当年加入“星星画会”的内在原因。纽约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为其反叛的激情提供了发泄的可能。
后来听说他回国了，发了财，成了北京的大古董商。这倒也不稀奇，商业化最终会消解一切。而古董市场肯定也是个秘密社会，以他在纽约练就的胆识，足矣。
三
迈克（Michael），纽约人，现在住布拉格，前两天来纽约出差，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步庞德和艾略特后尘，他搬到伦敦，娶妻生子，一陷二十多年。前几年他又搬到布拉格。今年布拉格国际作家节请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参加，作为作家节主席迈克得亲自出马。于是由英国《卫报》（Rhe Guardian）和布拉格市政厅资助、美国国际快递公司（DHL）包邮递、全球化电讯（Globalone）免费提供手机、瑞士航空公司（Swiss Air）出机票，把一个老纽约包装好，送回故乡。
他要我帮他订旅馆。纽约旅馆贵得离谱，而他的预算有限。找来找去，那点儿钱只能住在家庭旅馆（B＋B），位置不错，在格林威治村。
我搬到纽约后，迈克曾在电话里说，“你的住处离我出生地只有两三个路口，你应该去看看我的摇篮。”丁零一响，迈克到，带着他那典型的微笑。他从布拉格带来六个粉红色水晶小酒盅送给我，还带来本届作家节的小册子，封面是捷克画家的半抽象油画，由大大小小的圆圈组成，全都是坟墓。迈克叹了口气，随后指着后排的一个小圆圈说，那是他的。
两天后的下午，我们约好去朋友家做客前先找个地方坐坐。出了地铁站，我打电话让他下来。迈克出现在蒙蒙细雨中，黑呢大衣，头发稀疏蓬乱。“看，这是我的纽约。”他张开双臂说。其实这早就不是他的纽约了。他多愁善感，在缅怀那逝去的一切。而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他告诉我住处还行，主人挺热情，只是他的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窗户。我想象他面壁独坐黑暗中，纽约在墙后大放光明。
我们在一个咖啡馆坐下来。这里陈设古朴幽雅，精心但不刻意。顾客多是本地人，一个女大学生在旁边桌上做功课。“纽约变了。以前纽约的人是不谈钱的，”迈克呷着浓咖啡，闭着眼睛说，“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他告诉我，他在纽约没有亲人，跟在迈阿密的继父也不再来往。他母亲死后，他写信给继父，只想要母亲喜欢的钟作纪念。他继父却偏偏把那钟卖了，寄给他一笔卖钟的钱。
我给他的女友买了件咖啡馆自己的T恤衫，并在一张梦露的明信片上给她写了几个字。我知道，迈克喜欢这方式。出门我不禁打了哆嗦。一个以泪解乡愁的纽约人，四处漂泊，却连个代表过去的纪念品都没有：好不容易回到故乡，居然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四
纽约出租车全都包给第三世界特别是来自战乱贫困地区的弟兄们，他们开得像打仗应在情理中。科索沃战争期间，那天让我赶上的司机是刚从前线下来的塞尔维亚人。只见他猫着腰，急速转动方向盘，躲来闪去，显然在避开炮火。那是战争经验的延续。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后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心脏。
有的出租车司机目标很具体。有一回坐车，司机是从土耳其山沟来的中年农民，从后视镜能看见他忧郁的眼睛。他的最大愿望就是攒钱买辆好车，衣锦还乡。他仔细向我打听各种车的性能和价格，高不成低不就，好像我是车行老板。亏得我也爱车，趁机卖弄我那点儿知识。他暗自拨拉一遍小算盘，断定自己明年就能回国了。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
跟纽约出租车司机聊天要避免卷入政治宗教之类的话题。那一天头上包布满脸胡子的印度司机收工回家把我捎上。他马上要下班了，心情愉快，跟我东拉西扯。他来自孟买，在纽约开了十五年出租车，全家老少都搬到纽约。他说他的收入相当体面，都是现金，没有税务的问题。我提到塞蒙·拉什迪（Salman Rushdie），那个被伊朗追杀的印度小说家，以为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一听这名字破口大骂，用尽所有的英文脏话。他准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我及时闭嘴，否则非得被他赶下车去。
我有个美国朋友是个老纽约。有一回搭出租车去甘乃迪机场，随口问司机从哪儿来。司机一下火了，用浓重的外国口音说，从哪儿来从哪儿来，每回人都这么问，可等他说出自己国家，没一个知道。我的朋友说让我试试。司机说那好，我说出国名你说出首都，这趟算我的，否则加倍收费。成。司机说阿尔巴尼亚。他不仅说出首都地拉那，还提到阿尔巴尼亚一个男高音的名字，可把司机乐坏了，下车时怎么也不肯收费。
前两天我去华盛顿广场附近的小剧场彩排，拦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个白人，仪表堂堂，像即将离休的哈姆雷特。他叫罗维斯（Lovis），话剧演员，是六七十年代活跃在纽约的街头戏剧的骨干。他对中国一往情深。父亲是抗战期间美国“飞虎队”的队副，但不许他去中国旅行。说到大选，他骂布什是白痴，代表美国军火的利益；说到纽约房租，他骂市长是黑社会老大，这个黑社会由三种人组成：律师、银行家和房地产商。下车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他最后告诉我，等他从革命大潮退下来，发现这社会已无他容身之地，只能开开出租车，偶尔客串一下。“你还没醒过来，这世道他妈的早就变了。”他说。
纽约变奏（2）
五
田田不喜欢纽约。她前不久到纽约来看我，住了半个月。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在加州乡下小镇住了五年——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去年夏天又转回北京上高中，其内心困惑可想而知。住加州时想北京，真搬回北京她又失望了。这孩子念旧，她想念加州的同学，但并不喜欢美国，她将来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国度去。十六岁是一个苦闷的年龄，再加上跨国迁徙、文化位移、家庭震荡、青春躁动，要处处小心才是。
田田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大概由于时差或对纽约的拒绝，她每天上午昏睡不醒，一到晚上来了精神，上窜下跳满屋飞，让我眼晕。客厅的橱柜上有个老座钟，想必停摆了很多年，零件早就锈死。田田从来不戴手表，大概在北京和纽约之间获得某种参考时间，她没事儿就去鼓捣那座钟，拨动时针摇晃钟摆，可走不了几下就停了。
在我看来，到纽约就要登高。我要带她去帝国大厦。她反问：“为什么帝国大厦？”“那儿高。”“还能比山高吗？”这下把我噎住了。好吧，那就去中央公园。“为什么中央公园？”“那儿大。”“到底有多大？”我比划半天，最后找出纽约地图。“才这么丁点儿。”她蔑视地吐了气说，“算了吧。”最后我只能陪她逛苏活（Soho）。一进那种青少年的服装店，嫌我丢人现眼，她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几句话把我打发走。
我们带田田到Q大姐家去做客。Q大姐的丈夫彼特（Peter）是德国犹太人，全家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只有他逃出来。他在纽约做了多年的心理医生，可每周还要自己花钱去看心理医生。他们住中城东边的一座现代公寓楼。一进门，大理石光可鉴人，门房穿戴如将军，很容易迷失在那些镜子中。他们家一尘不染，雪白的沙发雪白的地毯，聚光灯投射在墙上一幅幅抽象画上。
“简直像个五星级宾馆。”田田吐吐舌头说。
Q大姐做了一桌地道的上海菜。彼特的脑门奇大，像个老寿星。他会怪腔怪调地说几个中文短语，比如“拉关系”，嘲笑自己“搭错了筋”。我们带来两瓶法国红酒，喝得提心吊胆，生怕滴在脚下的白色地毯上。晚饭后，彼特取出他们最近在中国的照片。他事先警告田田，他是有毛病的人，必须戴上橡胶手套才能看相册。我正给田田照相，她伸出一双手，同时捏着橡胶手套装成另一双手，向我挥动。
英雄所见略同：彼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