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书-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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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所见略同：彼特提议带田田登高去看纽约的夜景。她后来告诉我，楼顶中央有个露天游泳池，天气冷，上面盖着帆布。她想走过去看看，“搭错筋的！”老彼特突然在背后大喝道：“不许动！你、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死！”
六
G有个普通的汉族姓氏，因祖上满族正黄旗，为维护正统，他想改回去姓皇族的姓——那拉氏。据说上两代，他家某某曾是京城的卫戍区司令，可信。若再往上多数几代，我猜则多半是攻城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要不他怎么当年能从北京直奔荷兰，又从荷兰杀到美国，南征北战，其中必有血液的召唤。
他是“星星画会”最年轻的成员。他那时年仅十八岁，眼睛明亮，一脸憨笑。记得“星星画会”在北海公园办画展，他帮大家挂画，话不多，忙上忙下。当年那个明朗的北京小伙儿，待八八年秋天在纽约重逢，一晃变成了阴郁的纽约人。他俨然以东道主的身份，开车陪我们到康州的海边去玩，逛哈雷姆区，在中国城请客吃饭。
我九三年搬到美国，G的故事有点儿离谱了。在画画搞试验电影的同时，他投身华尔街，摇身变成了生意人。更邪乎的是，据说他同时有两个老婆，不久又生了两个闺女，年龄相差没几天。我打电话去问，他一乐，不置可否。依我看这也没什么，古已有之，再说那不正是多数男人的梦想嘛。让我奇怪的倒是，怎么以前从未觉察到他的疯狂。
自打我搬到纽约，我们周末常在一起喝酒。他喜欢苏格兰威士忌，不兑水不加冰块，干喝。微醺时他总要挑起一些形而上的话题，且用英文，直到先把自己说糊涂了为止。他笑起来挺费劲儿，多半是未完成的，支离破碎。
他性格中有很多对立的东西。他既疯狂又自我压抑，厌倦名利又渴望成功，待人诚恳又过于苛刻，既暴烈又脆弱。他在西方受教育，但骨子里是地道的中国人。他无疑是个怪人，怪人只能住在纽约那林立的高楼之中。前两年他搬到与曼哈顿隔岸相望的新泽西州。这一回可搬坏了，其纽约人的内心受到了重创。这多少在他的一组画中反映出来：形同废墟的建筑物梦幻般地呈现在平涂的单色背景中，无限寂寞。他开始在家里养鱼，而且专找那些丑陋古怪的热带鱼，养在自己心头，韬光养晦。
他最近画风大变，画了一批疯马，横眉立目，鬃毛倒卷，犹如他本人的自画像。我很喜欢，从中选了一张做我英文诗集《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的封面。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他在性格等诸多方面南辕北辙，但也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内心的疯狂。在某种意义上，疯马的对应物就是天涯。这么说来，我们在纽约相逢不是没有缘由的。
七
星期六上午，G开车到曼哈顿捎上我，过桥进入皇后区，上四九五号高速公路。不少纽约人去长岛度周末，车多，走走停停，到水磨房镇（Qater Mill）已中午一点。我用手机先通风报信，S站在路的尽头，那头灰白头发像信号旗在飘扬。
我们是在一本国际刊物的发布会上认识的。我早到了一个钟头，孤魂般在大厅转悠。终于有人出现，斜插过来跟我握手，他就是S，以前从未谋面。我请他帮我朗诵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会后我们应邀共进晚餐。分手时互留地址，他约我到他的乡下别墅做客。对纽约人的这类承诺不必认真。一个月后他打电话来：“还记得吗？对，是我。”
窗外海天一色，鸥鸟齐飞。他的夫人詹（Jane）随和善谈，是退了休的社会学家。S七十多岁，诗人兼出版商，但靠的是艺术收藏和交易。他专门经营意大利、西班牙的古典名画，和各个博物馆打交道。我问他是否靠家族遗产。他摇头说，他是从零开始的，最初的知识得自于以前的女友，她是个意大利画家。说这话时，我们坐在客厅，夕阳平射在他脸上，他眯起眼睛，满面倦容。长时间的沉默，直到阳光悠然滑走，他陷入昏暗中。
第二天上午我下楼时他在画房。他说他五点起床，正在看一本昆虫学的画。
一周后又接到S的电话，这回是在他家设宴。他住河谷镇（Riverdale），离曼哈顿仅十几英里，是有钱人躲避都市喧嚣的好去处。他的豪宅坐落在哈德逊河边，视野开阔。从阳台望去，在变化微妙的光线中，天空河水丘陵层次分明。他家是个小型博物馆，几乎都是文艺复兴的名画，包括伯尼尼和戈雅的重要作品。
今晚的主要客人是美国桂冠诗人库尼兹（Stanley Kunitz）及夫人，分别坐在长桌两头。S雇了几个人打下手，由他亲自掌勺。坐在库尼兹旁边的是个患艾滋病的女诗人，眼神扑朔迷离，但有一种正视死亡的坚定。我和S坐在库尼兹夫人两侧。她九十五岁，说起话来像个孩子，天真不连贯。她请人在她的红酒里兑点儿水。“这回好多了，”她呷了一口，对我说，“我看这儿的客人都很模糊，只有声音是熟悉的。”
S今天很健谈，从意大利人的性格讲到昆虫的生活。他认为昆虫有自己的世界，做爱做到昏天黑地的地步，那是一种幸福，人类不能理解的幸福。他有一天醒来，发现两只蝙蝠正在他胸口上做爱。“我怕蝙蝠。”老夫人说。S又讲到蛇的爱情，老人扮了个鬼脸说：“我怕蛇。”
八
去迈阿密晒了半年太阳的老夫妇马上要回来了，我们得从他们的单元搬出，临时住到朋友家去。要说这单元还算宽敞，但惨不忍睹。棕黑色家具丑陋笨重，好像跟随老夫妇多年后决心长在那里；两个并排面对电视的单人沙发，加上那停摆的座钟，代表了退休者的生活格局；墙上挂满廉价的商品油画和旅游明信片，如窥视浮华世界的大小窗口。我们不得不用色调明亮的布和地毯，以及从画家朋友那儿借来的画尽可能地覆盖一切。
这个单元在上城中央公园西侧的一栋三十二层公寓楼里。住在里边的都是穷人，若无政府的住房补贴，谁也不可能留在这寸土寸金的曼哈顿。我们的邻居多半是黑人。在电梯那狭小的空间和短短的升降时间里，打声招呼，最多三言两语，说说狗、天气和孩子，然后目光错开。别瞧纽约人直眉瞪眼，其实什么都没耽误，仅一瞥，点点滴滴在心头。若碰见话多的肯定有毛病，最好躲远点儿。
在纽约，街区（neighborhood）是个重要的概念。这让我想起老北京。哪个饭馆实惠啤酒没兑水，哪个副食店的肉好菜新鲜，哪个居委会老太太最刁钻，以及去哪个煤铺拉蜂窝煤到哪个派出所领粮票，全得门清。在纽约也差不多。我知道哪个看门人和气，哪个服装店售货员漂亮，哪个路口车少，哪个小铺的啤酒种类多且便宜……纽约自有它的方便之处，各行各业均有二十四小时服务。可以想象有相当那么一拨夜猫子，昼伏夜出。
流浪汉也多半跟街区共命运。每回去银行，拉门的总是同一个老头，彬彬有礼，外加美好的祝愿；而副食店门口永远戳着同一个恶煞，若不给钱，必招来一顿劈头盖脑的臭骂。好在人们习惯了政治家的赞美和老板的诅咒，见怪不怪。每回晚上我经过百老汇和七十八街之间，几乎都能见到那个瘦瘦的男人，躺在路边的铺盖上，掌灯夜读，用的是个钢笔手电筒，周围大包小包估摸塞满捡来的书。那精神让我惭愧。
我出门基本有条固定路线，先去八十六街和百老汇拐角的花旗银行（Citibank）取钱，顺手在旁边报亭买份报纸，沿百老汇走到八十三街左拐，穿过一个路口进邮局，办完事在那街角买束花，沿阿姆斯特丹大道折回，在八十五街的副食店买菜，再到隔壁酒店拎上两瓶红酒，然后经过一个红砖教堂回家。赶上刮风下雨，我会躲到马路对面去——整个路口都被脚手架覆盖。
九
我们搬到西村。西村是格林威治村的一部分，也是其传统意义上的心脏。E和家人住在那种纽约典型的排房里，独门独院，楼梯嘎嘎作响，勾连着三层楼及地下室，后院窄小，有竹林摇曳。建于一九二九年，作为这条街最古老的房子，曾是分割成四十个鸽子笼般的寄宿宿舍，几易其主而翻修改建，十四年前被E买下，融入他的性格和趣味。他每天早起头一件事就是把塑料喂鸟器装满，再挂回树叉上，鸽子麻雀已在竹林扑腾，跃跃欲试。然后他就着咖啡读《约纽时报》，雷打不动。这时邻居家的女高音在麻雀声中高歌，怪吓人的，尤其那音阶练习好像攀登云梯，让人提心吊胆。
荷兰人当初买下整个曼哈顿岛时，这里还是片鸟飞兽走的林地。英国人占领后，英军舰队司令买下三百英亩烟草种植地，在哈德逊河边安家落户，他临死前命名其庄园为格林威治。一八二二年，瘟疫横行，人们为了河边新鲜的空气搬来，这个偏僻村落渐渐变成繁华的市镇。十九世纪末，赶时髦的有钱人急忙奔新兴的中上城，途中的格林威治村被遗忘，荒下来。于是艺术家和反叛者搬进来，而当地信教的意大利、爱尔兰和德国移民，被他们波西米亚的生活方式及异端邪说吓坏了。
一九一六年某天，一帮年轻人在酒吧喝了个通宵，爬到华盛顿广场的拱门顶上，大叫大喊，宣布成立自由共和国——新波西米亚。他们说什么也不肯下来，直到市长答应了这一要求。格林威治村曾一度以“小波西米亚”风靡全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垮掉一代”的诗人从各地而来，形成第一波的冲击。到了六十年代，波普艺术、先锋戏剧和摇滚乐接踵而至，加上大麻，构成了波西米亚生活最后时光。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被以同性恋自我认同为标志的性革命所取代。八十年代里根的经济政策使房价飞涨，艺术家被逐到东村和别的地方。
中午E从顶楼的画房下来，我问他的写作进行得怎么样，他讲了个福楼拜的故事。有一天吃午饭，福楼拜走出画房，客人如是问，他说他只写了个逗号；晚饭时客人再问，他说他把那逗号涂掉了。
纽约变奏（3）
十
一九七○年三月六日，西村的西十一街十八号发生爆炸，“气象员”地下组织（Weatherman Underground）的三名成员在制造炸弹时不慎引爆，被当场炸死。另两个姑娘幸存下来，赤身裸体跑到隔壁的电影明星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家，跟他妻子借了衣服，躲进地铁，在地下生活了很多年。其中一个后来自首，从轻发落；另一个再次卷入别的地下组织的生活，被捕后处以重刑。
“气象员”来自美国著名歌手鲍普·迪兰（Bob Dylan）的歌词，“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You don’t need a weatherman to kn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它的前身是一个全国性组织“民主社会学生联盟”（SDS），成立于一九六○年，随着美国的人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抗议示威发展壮大，也越来越倾向暴力。一九六九年由于观点分歧，它分裂成若干团体，其中最激进的就是“气象员”。该组织在纽约的成员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他们是激进分子，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来打消美帝国主义的气焰。
E告诉我，他有个同学就是“气象员”的成员。后来成了英文教授。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万恶之源，甚至连衣物都会导致私有观念。他们进屋全要脱光，衣服集中在一个大纸箱里，出门时随便穿一件。可每个人尺寸不同，穿戴必然很怪。由于“气象员”在英文中属阳性，和妇女解放相抵触，后改名为“气象地下组织”（Weather Underground）。
从一九六九年“气象员”成立以来，其成员纷纷被捕送上法庭。一九七○年六月九日，即在西村的事故后三个月，纽约警察局被炸；七月二十七日，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在纽约的分支机构被炸，“气象员”发表新闻公报，承认是他们所为……
五月应是绿肥红瘦，却乍暖还寒。和一个从德国来的朋友约好，一起逛格林威治村。蒙蒙细雨，穿过曲折小街，先去了迪兰·托马斯喝死的那家“白马”酒馆（White Horse Tavern），又去了世界上最早的同性恋书店，今天周末，要等中午才能开门。我们来到华盛顿广场。西北角有几张镶棋盘的石桌，多数空着，有个老头摆好棋子，拿出计时器，等待对手的到来。穿过广场，沿第六大道拐进西十一街，终于找到十八号。
这栋三角形的现代化建筑是一九七八年重建的，夹在老房子中，似乎故意突出某种不协调。这是个普通的星期六的早上。一个父亲在门口逗弄小男孩，另一家人正迎接客人，或告别。有谁还会记得三十一年前的爆炸事件？在那些“气象员”中，死者永远年轻，生者和我年龄相仿，都来自六十年代的造反运动，并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如今，风向早就变了。我想起鲍普·迪兰的歌：“你用不着气象员告知风往哪儿吹”。
十一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三日，一艘油轮停靠在费城德拉河（Delar River）码头卸油，见习船员X和伙伴乘出租车到附近的小镇，他另付了一百五十美元，出租司机换了辆自己的车，一直把他们拉到纽约。他一九五○年出生在台湾屏东南州，自幼爱画画，在马祖服了三年兵役。他“跳船”蓄谋已久，是为了到纽约闯天下。
我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认识他的。他小个儿，黝黑，但眼睛特别，直愣愣的，有一种藏得很深的忧伤。陪他一起来的女人跟他正好相反，又白又高，高出他大半头。他们靠着墙角喝酒聊天。主人把X介绍给我，说他是著名的观念艺术家。高个女人纠正说，是世界级大师。你好，大师。酒尽人散，大师要开车送我回曼哈顿。他开的是辆后车厢加盖的小卡车。那女人后我下车。于是窝进窄窄的后座，手脚支出来。
X车开得稳，不像刚出道的艺术界的怪人。当时作为画家的家属，我也跟着啧啧称奇。
我们约好再去喝一杯。到西村停好车，那女人被解放出来。先进一家酒吧，女侍态度恶劣，每人非得买两杯才能坐下，岂有此理。又换了一家，坐定。他相当内向，自有一套语言系统，不易进入。我琢磨一个人独处久了，他人已不重要——虚无之墙的投影而已。
到纽约后，他边打工边琢磨自己的走向。他早期作品有自残倾向，比如跳楼钻粪坑，把腿都摔坏了。一瘸一拐地摸索，终于开了窍，他连续做了四个为期一年的作品。
从七八年至七九年，他自我监禁在一个十平米见方两米多高的笼子里。一年期间，不交谈，不读写，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他进笼子那天由律师贴了封条，出来时再启封。每日三餐是由一个朋友送的。对伙食不满，他只能摔碗抗议。他以床为家，到余下的地盘散步算作出门。他每天在墙上画一道——整整三百六十五道，早画了还不行，剩下的时间显得太漫长。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笼子，只是往往意识不到而已。
从八○年春天起，他把自己关进同一个笼子，穿着工作服，每小时打卡一次，持续了一年。为了精确，他买了台日本打卡机，和手表和高音喇叭串连，每小时差三十秒响一次。和头一年那种半冬眠状态正好相反，他成了世界上最忙的人，每�
